一
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去世之後，出色的“新月派”文學評論家葉公超如此評價：“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種特殊的剛性是屬於他自己的，華麗、柔媚是他沒有的東西。”“在雜感文裏，他的諷刺可以不受形式的拘束，所以盡可以自由地變化，夾雜著別的成分，同時也可以充分地利用他那鋒銳的文字。他的情感的真摯，性情的倔強，智識的廣博都在他的雜感中表現的最明顯。”[1]
其實，用這些話評價魯迅的講演也未嚐不可，他的講演同樣的剛性、挺拔，有時甚至很鋒銳，三言兩語，就能擊中要害。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上海勞動大學演講一開頭就聲明：“我不會講演，也想不出什麼可講的，講演近於做八股，是極難的，要有講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會的。”他在《集外集》自序中也說：“我曾經能講書，卻不善於講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在北平師範大學大操場上露天演講，轟動一時。《世界日報》“明珠”副刊隨後（十二月一日—二日）刊登孤萍的《看魯迅講演記》說，那天魯迅在學生自治會休息時，圍住他的青年紛紛提問，有人說：“再在我們那兒公講一次吧，北方青年對您太渴望了！”他的回答是：“不能了，要走。大家盛意可感的很，我努力用功寫文章給諸位看好了。因為口頭說並不比文章能生色，看文章大家不要挨擠。”
盡管他自認“不善於演講”，講的不如寫的，但是他的講演常常給聽講的青年留下至深的印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聽過魯迅演講的北大學生嚴薇青回憶：“他的聲音不大，但是沉著、有力；他的浙江口音比較重，聽起來相當吃力，但是語言簡練，大部分能聽得懂。他一開頭就嚴肅而又風趣地說：‘今天來的人很多；不過，不一定都是來聽我講演的，恐怕有些人是為了看我的臉來的。’台下的青年們都會心地笑了。”[2]
同一天下午，在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聽過魯迅演講的木將，多年後回憶：
先生穿著一件灰樸樸的長袍，和在相片上所見到的一樣，短發直直地立著，留著胡子，臉是蒼白和瘦削的，沒有笑，堅定地站在那裏，兩眼平和地看著大家。他不是叱吒風雲、鋒芒畢露地口若懸河，而是聲調平緩地在講話，像年老的長輩為孩子們講滄海桑田的生活故事。然而就是這些講演，深深地刻印在我們的心裏，我們看見先生鐵鑄似地站在北中國的夜空下，站在人民大眾的反抗風暴中，愈久彌新。[3]
由茨曾聽過兩次魯迅的演講，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如此回憶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北師大大操場上的那次：
聽講的人全都站著，也沒有講台，魯迅先生是站在一隻破舊的書桌上講話，四周的人都仰望著他。……他的話講得緩，不響亮，有點沙，但是每一句的意思很清楚，聽的人不會感到厭倦。[4]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魯迅去世已整整六年，林曦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魯迅在群眾中》一文，回憶起北師大大操場上那次演講還是那麼激動：
魯迅先生的講演態度中，是決找不到一點手比腳畫的煽動和激昂的。他的低弱的紹興口音，平靜而清明，不急促，不故作高昂，卻夾帶著幽默，充盈著力量，像冬天的不緊不慢的哨子風，刮得那樣透徹，挑動了每根心弦上的愛憎，使蟄伏的蟲豸們更覺無地自容。
一九三六年十月，鄭伯奇回憶魯迅一九三〇年三月在中國公學社會科學院的講演時說：
怕是有病的關係吧，魯迅先生的聲音並不高，但卻很沉著；口調是徐緩的，像是跟自己人談家常一樣的親切。
在樸實的語句中，時時露出諷刺的光芒。而每一個諷刺的利箭投射到大眾中間，便引起熱烈的鼓掌和哄堂的笑聲。
不知什麼時候，屋子裏添進了那麼多人。偌大的一座講堂是擠得水泄不通了。連窗子上麵都爬著挾書本的學生。[5]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魯迅在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講《革命文學與遵命文學》，相隔近半世紀，原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講師劉惠之已記不起具體內容，不過仍“記得先生這天演講時，音調雖平淡，但言詞和他的文章同樣鋒利、幽默”。[6]
有人攻擊魯迅“很歡喜演說，隻是有些口吃，並且是‘南腔北調’”。事實上他並不喜歡演講，大多數時候，他去演講，往往是主辦方再三邀請，盛意難卻而去的。他在他說話時他絕不口吃，這一點大凡聽過他講課、演說、談話的人都可以證實。“至於說用語是‘南腔北調’，也是一種誣枉。魯迅雖生長東南，而居北方甚久，說話雖較低緩，無慷慨激昂的音調，但吐字清楚，條理明晰，絕無倒南不北，纏夾不清之弊。”“他說的國語，略帶一點江浙味，吐音清切，引證比喻，又均適貼而富於幽默感，使聽眾既易理解，又感興趣。”“每一個聽過魯迅演講或教書的人，一定都能證明：魯迅不但善於作文，就是演講，也很能吸引聽眾。”[7]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北平聽過魯迅講話的於伶這樣回憶：
先生的談吐深刻、嚴密，有力而又生動活潑，句句吸住我們。漸漸談下去，愈來愈強烈地發射出真摯的熱情，又有一種嚴峻的強大的威力，從他瘦削的臉上透射出來。這是先生對於青年熱切的愛撫與嚴格的要求。他自己很少笑，可是我們這些青年人卻從他揭露反動派和所謂“第三種人”作家中一些人的醜惡表演時，逐漸被他的話引出笑聲來了。大家的笑聲都很短促，可真是笑得深。笑聲短，想是因為大家有一種心情，怕會耽誤或者深怕失去聽他接著說的話頭。大家是貪讒地想能多聽到一點的緣故。[8]
當然，上述這些回憶，有許多畢竟是魯迅被神化以後寫的，光是“魯迅”這個名字就籠罩著令人目眩的光環，其中也許不無拔高、誇張的成分，但是將那些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形容詞剔除之後，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魯迅講演的真實魅力。
二
一九一二年，魯迅在教育部舉辦的暑期演講會上講美術，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回憶，他講的內容和他那一時期寫的《擬播布美術意見書》大致相同，但講得“深入淺出，要言不煩，恰到好處”。這是我們現在知道的魯迅生平第一次公開演講。
魯迅一生至少做過六十多次講演，橫跨了一九一二年他任職北京教育部到一九三六年在上海謝世的二十四年。其中北京居住時期講演十次（包括兩次在西安）、廈門居住時期五次、廣州居住時期十次（包括香港的兩次）、上海的最後九年中共演講三十八次（其中有十次在北平）。講演成為他表達思想、麵向社會、特別是影響青年的重要方式，二十四年中，他的六十多次講演影響及於幾代青年。正如曹聚仁所說，他一生所作的幾回講演“都是很重要的”。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魯迅到北大國文學會講演，本來準備在馬神廟的北大二院舉行，因為人多，臨時改在北大三院大禮堂，照樣人滿為患，魯迅繞到後台才能走上講壇，可是就連台上也差不多擠滿了人。他當夜寫信給許廣平：“聽者有千餘人，大約北平寂寞已久，所以學生們很以這類事為新鮮了。”李霽野回憶，魯迅講完後還被學生層層圍住，場麵很是熱烈。魯迅後來對他說：“南方的青年比北方的更熱情，常常把他抬起來，拋上去，有時使他頭昏目眩才罷手。”“北方的青年較為沉靜，不過現在似乎也更為活潑了。”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在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聽過魯迅演講的木將，多年後仍清晰地記著那天的情景：
屋子裏沒有生火，很冷，隻聽見有人咳嗽，但沒有人說話。靜極了。這樣的氣氛使我感到溫暖。一下子好像全屋子裏的人都親近起來了。……[9]
十一月二十八日，魯迅到北平中國大學講演，“作為會場的禮堂裏早已擠滿了人，大門口、窗上窗外全都站滿了，還在人擠人地湧來，露天空場上的人更多。臨時扛來了一張吃飯用的八仙桌，扶著魯迅先生站上去講了”。原定講二十分鍾，實際上講了半個多小時。回憶者於伶就是桌子邊上的糾察之一。[10]
當然，最為轟動的還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魯迅在北師大的那次講演，雖然內容並不是最精彩的。講演先是準備在風雨操場的大禮堂舉行，結果窗戶上、講台上都擠滿了人，水泄不通，連魯迅上講台都很困難，是從人叢中擠進去的。講演隻好改在大操場露天舉行。隻聽見有人喊了一句“到大操場去”，人群便如潮水般湧出。當時在場的林曦有生動地回憶：
掌聲像霹靂一般從屋子的一角傳開來。人群大大地波動了一下，歡呼迸裂出震破屋頂的巨響。
一扇原是緊鎖著的小門，霍的打開了。人群此時更像大風暴中的海洋，猛烈地蕩動。我被擠得什麼也看不見，隻聽人喊：魯迅先生來了，哈，從人的肩頭給抬進來了！
台上有人大聲報告講演開始，但再下去什麼也聽不見，人海攪起了劇烈的轟動，什麼地方擠得起了爭吵……
“在露天舉行！”聲嘶力竭的高呼，瓦解了也解救了群眾。隨著“在大操場，在大操場”的呼聲，從門口窗子湧出了奔騰的岩漿般的人流。空氣轟響著鬆下來的出氣聲和狂漲著熱情的歡呼。[11]
於伶回憶：“魯迅先生兀立在一張方桌子上講話。當時還沒有傳聲擴音的話筒與喇叭這樣的電氣化設備。先生為了要讓四周的幾千人盡可能聽得到，真是‘大聲疾呼’了。但離得遠的聽眾還隻能看到魯迅先生的戰鬥的姿態。”[12]俞芳回憶：“在大操場的排球場附近擺著一張大方桌子，魯迅先生就站在這張桌上講演。聽眾很快地圍在桌子的周圍，前麵的坐著，後麵的站著，密密層層的。我在禮堂內倒是占著較前麵的位置，而擠到操場卻在較後麵了。那天天氣較冷，有風，當時又沒有擴音器，而且魯迅先生又要照顧四周的聽眾，在講演中，隻得經常轉換方向。講演的內容聽不大清楚，現在也記不全了。”[13]劉惠之依稀記得，抬來一張桌子，桌子上放了一把椅子，把先生高抬上桌，冒著寒風就講了起來：“那時候，沒有擴音設備，一則先生聲音不大，二則講台在當中，先生為照顧到四方聽眾，不時地麵向東、南、西、北，在先生背向時，更加聽不清楚，所以，這天的講演聽的不全，更加記不清了。”[14]
那一天魯迅的演講，“熱烈的盛況是空前的，秩序之好也是空前的”。最後竟連北師大的大操場都容納不了——
靠近大操場的教室大樓、巷道、宿舍、院子，以至校門，都站滿了人。後來，連整個師範大學所在地的和平門外、南新華街，都擁滿了青年人，使交通都斷絕了。同學們都要聽先生講話，但聽不見。聽不見，看看先生也好。但又看不見。先生講過後，大家你推我擠，有的要看看先生，有的拿著紀念冊請先生題字留念：
“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
一片青年人的海洋！一片人聲的波濤！[15]
在這前後，他在北平的幾場講演，每一次會場幾乎都被青年“圍得密密層層，風雨不透”。魯迅的講演為什麼有著如此之大的號召力？那畢竟還是一個年輕人充滿了理想、激情的時代，不光是魯迅的講演廣受歡迎，溫梓川回憶，當年在暨南大學請魯迅講演之後，又請了胡適，“聽的人很多，比聽魯迅演講的人還要多上好幾倍。”[16]“九一八”事變以後，民族危亡的刺激日甚一日，青年思想逐漸激進，向左翼靠攏，魯迅的人氣迅速上升，而胡適為許多青年所不理解，乃至責難。這在胡適日記中可以看到活生生的記錄。林辰認為，青年人對魯迅的熱情固然是由於他數百萬言的著、譯，也由於他浩然獨立的人格與獨具一格的個性魅力，當然最直接的原因還是他的講演本身，常常不是無的放矢的空談，而是有著堅實深刻的內容，並不像他自己常說的“我沒有什麼學問和思想，可以貢獻給諸君”“我沒有整篇的鴻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隻能講講我近來所想到的。”鄭伯奇曾幾次陪同魯迅前往上海的大學演講，他的看法是：“魯迅先生的演講能夠打動聽眾的心坎，正如他的文字一樣，因為他能在日常生活的微細現象中，找出高深理論的具體根據，又能用素樸而深刻的日常言語，將這理論表現出來。”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魯迅的演講技巧，單是他的講題就常含苦心，精心所擬，如：《娜拉走後怎樣》《文藝與政治的歧途》《老調子已經唱完》《無聲的中國》《少讀中國書，做好事之徒》《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等。同時，他的講演嬉笑怒罵，並不氣悶。他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說：“講演固然不妨夾著笑罵，但無聊的打諢，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17]
我們試看魯迅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廈門大學學生歡送會上的開場白：“不久以前，我在北京，有人罵我是學匪，不但是罵，還要通緝。我著實不敢擔保：今後不會有人還要加我以小偷的罪名。”頓時台下一片笑聲。
同年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他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上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記錄者之一歐陽山回憶，廣州的天氣悶熱多雨，借用的市師禮堂又小，隻能容三、四百人，結果那幾天到了五、六百人，還不包括許多站著的。“魯迅先生演講的效果很好，全場很活躍，講到很多地方都引起哄堂大笑。”比如他講曹操殺孔融“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引起聽眾大笑。“然而事實上縱使曹操再生，也沒有人敢問他，我們倘若去問他，恐怕他把我們也殺了！”又引發了笑聲。他指出，曹操主張有才就行，不忠不孝也不要緊，但他殺孔融的罪名就是不孝。講到吃藥、喝酒、穿衣、捫虱等，也是滿場大笑，“比方我今天在這裏演講的時候，捫起虱來，那是不大好的”。“大家聽了都大笑起來，但他自己卻不笑，而是當成很嚴肅的事情來講，大家越是笑，他的神情就更嚴肅。”[18]
同年十一月六日，魯迅在上海暨南大學講演，一位聽眾留下了這樣的記錄——他講到廣州的蚊子多，而且比江、浙的要大些，嘴也要長些，“吸起血來不用說是厲害得多，我是供給不起的”。——“說到這裏，先生微笑了，同時，引起了大家一陣歡笑；但到了大家發笑的時候，他卻不笑了，反而看著大家笑。——這是魯迅先生演講時慣有的風格。”[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