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個圈子，他們於一九二七年就開始與學衡派的代表吳宓有良好合作。一九二八年元旦，《大公報》開辟了文學副刊，由吳宓在北京組稿。吳宓隻寫文言文，長於古體詩，反對白話文，代表中國文學的舊派，同時又是哈佛高才生，中西兼通，用西方哲學和文論概念來研究中國的《紅樓夢》和古典詩詞，也是別出心裁。如果說張季鸞和吳宓的合作是因為他們都是陝西人，都是陝西舊學的書院裏出來的，這還可以理解。但是白話文寫得不大好的張季鸞，同樣能夠接納白話文寫得最好的沈從文。
第五個圈子，即以沈從文為代表的新文學圈子。一九三〇年代，張季鸞結束與吳宓的合作，開始與以沈從文為代表的新文學派別的良好合作。以後中國文學史上很多重要的文學作品都是首先發在《大公報》或其附屬刊物《國聞周報》上，包括傳世之作《邊城》也首發於《國聞周報》。現代文學史上許多重要作家的作品都是通過沈從文之手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首發的。
《大公報》的副刊發掘了文學史上一位又一位的作家。一家報紙的掌舵人，有這樣的胸懷，能夠與社會上方方麵麵的知識分子圈子有那麼深的關係，有那麼良好的合作，這是很難的。中國人向來都不擅長於合作，但張季鸞超越了這樣的民族性格，在他掌握《大公報》的時期中，他有足夠的包容與胸襟與各方麵的知識分子合作。
這裏麵我們可以看到，他是留日出身的，《大公報》的幾個重要人物都是留學日本，胡適的知識分子圈子是留美、留英的。以往有一種觀點認為，留學歐美與留日的學生是天敵。北大教授當中，留日回來的是浙江人多，留學英美回來的是安徽籍的人居多，所以留學英美回來的與留日回來的人，又被看作是浙籍與皖籍的地緣、地域之爭。以我看來，這不是留學背景之爭，也不是地緣之爭，而是意氣之爭。一個留日背景的學生，可以與留美回來的晏陽初們，可以與沒怎樣上過學的沈從文們，都可以合作得很好。這太令人意外了，我一直沒看懂，不大明白憑什麼他有這樣一種有容乃大的氣度。我大致猜想：張季鸞比較文人氣，他是把自己看作文人的。而魯迅則相反，魯迅一生最大的毛病或者缺點就是缺了這個“容”字。張季鸞身上有一個“容”字，這在中國的土地上特別難得。
第二個字，我覺得他身上有一個“誠”字，誠實的誠、誠懇的誠，無論做人處世還是寫文章，他都充滿誠意，誠實地麵對自己，誠實地麵對現實，誠實地麵對他所處的那個時代。他的筆下句句都是真話、句句都是實話，因為他句句出自真誠，句句都發自肺腑，哪怕是別人不喜歡聽的他也要說。如果說，一個報人要說一些當權者不喜歡的話，我們可以理解，這叫有風骨、有肩膀，可以獲得掌聲，雖然這樣做的人也不多，其中有的人這樣做就被殺了，“萍水相逢百日間”，邵飄萍、林白水在一九二六年都被殺了，史量才一九三四年也被暗殺了。但是，一個人要說得罪大眾的話，得罪很多讀者的話，這是最不容易的，但是張季鸞敢幹，而且幹的最多的就是這件事，得罪大眾。今天“網人論政”的明星式人物最大的問題就是迎合大眾，絕不得罪大眾，當然他們最大的成功也是這一點。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張季鸞提出的“四不”方針中最重要的一個“不”，並不是“不黨”，也不是“不私”“不賣”，而是“不盲”。“不盲”中最重要的就是不盲從於大眾的輿論。看上去張季鸞真的是生不逢時，生在了“九一八”以後的中國，但是他又生當其時，生在“九一八”之後的中國。“九一八”，距離他生命的終點還有十年，這正是他一生當中的黃金時代，這十年給他提供了空前絕後的發揮空間。為什麼這麼說？因為他是留日學生，他懂日語，他深知日本的國情，深通日本的國民性，能把握日本人的心理，他的話句句能摸著日本的心思。所以，“九一八”之後的中國，《大公報》是挨罵的，《大公報》不知道挨了幾次炸彈，有記載的是五到六次，其中三到四次是中國人扔的炸彈，要讓《大公報》、張季鸞吃炸彈，有一次是直接寄了一個郵包給張季鸞個人，他沒有拆，那裏麵就是炸彈。因為他們不主張馬上抗日，他們並不反對抗日，但不主張立即抗日。他認為中國現在抗日就是死路一條，立馬就是亡國滅種。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六年間，《大公報》的言論始終跟很多報紙、跟整個公眾的呼聲是拉開距離的。這個過程中《大公報》不知道受了多少的唾沫，張季鸞並不受大眾的待見。但是，他跟胡適他們是相通的：都認為中國今天還沒有能力跟日本開戰，希望能夠拖延時間，讓中國的國力、交通、兵器工業都能夠得到一定的預備，時候到了再跟日本有一戰。選擇這樣一個立場，在當時中國就要得罪大眾，就是不盲從大眾，大眾就要給你各種各樣壓力，但是他們對日本從來沒有小看過，他們始終把日本看作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
我們都知道《大公報》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破天荒地開過一次編輯會議，做出一個最高決策，被稱作“明恥教戰”。“明恥”是要辦一個專欄：“六十年來日本與中國”，讓王芸生去編一八七一年以後的史料。“教戰”即是請當時中國最有名的軍事學家蔣百裏來辦一個軍事周刊，向國民普及軍事常識。“明恥教戰”是《大公報》的決策，它是要抗日，但不是現在，而是將來。他們的決策正好與蔣介石的決定不謀而合。蔣介石也是留日的，是在辛亥革命之前留學日本的學生，他們對日本的認識要遠高於當時中國的一般大眾，也遠高於很多對日本沒有認識的知識分子，曆史的後見之明讓我們知道，他們的想法是正確的。這場戰爭如果不是一九三七年爆發，而是一九三一或一九三二年就爆發，結局可能完全不同。這就是《大公報》的厲害，一個人可以這樣影響一個時代，一個報人可以這樣影響一個時代。所以他曾私下說：“一個記者就像是一個政治家”。他親口對徐鑄成說，做一個記者跟做一個政治家是一樣重要，有的時候可以影響國事。他這麼看也是這麼做，所以充滿了自信，不僅充滿了知識上的自信，他也充滿了道德上的自信，他更加充滿了職業的自信。一個人如果沒有職業的自信，他的職業做得最好也好不到哪裏去，因為始終是一個飯碗，隻有對職業的自信可以上升到精神的高度：認為我這一個職業是可以影響國家命脈的，這個職業才會做得好。那個時代很多行業的人，銀行界的、企業界的、報界的、大學的、中小學的都是這麼看的。
張季鸞不是做教育的，但是他做報紙也可以做到這種程度。報紙不是包子，包子隻能滿足我們肚子的需要，滿足不了我們精神的需要。但是報紙不僅可以滿足我們物質的需要，它在物質上可以用來包花生米（張季鸞說，他寫的文章上午還有人看，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而且可以滿足我們精神上的需要，可以來武裝我們的頭腦，讓我們去應對各種的艱難、挑戰。我說張季鸞作為一個報人對於自己的職業有自信，事實上他在《大公報》的十五年和他辦《大公報》前的十五年，他一生三十年的報業生涯充分體現了。他呈現出來的就是一個字“誠”字，誠實地麵對，一個人隻要誠實地麵對自己，誠實地麵對別人，誠實地麵對世界，他就有尊嚴。尊嚴似乎沒有辦法用物質來量化，但是沒有了尊嚴就什麼都沒有了。有一個小故事跟他沒關係，二三十年代很多小學生讀過的一篇課文《牧童與國王的故事》，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學製小學國文課本第八冊。有一個牧童在路上遇到國王的車仗隊，叫他讓路他不讓，他說：道路是公共的，為什麼一定要讓您先走呢？國王說：好，你明天到我宮裏來，我有三個問題考你，如果答得好，我把皇位讓給你。第二天他去，國王考他三個問題：一、什麼東西最快？他答：思想最快，人的思想一刻千變。二、什麼東西最深？他答：人的欲念最深。三、什麼東西最快樂？行善最快樂，行善心安，心安便快樂。國王高興的從座上跳下來說：好好好，你回答得很好，我把皇位讓給你。牧童擺擺手說：我不要、我不要。用六個字來回答，太棒了，這就叫尊嚴。牧童有，張季鸞有。
張季鸞跟蔣介石關係很好，那是私交，他支持蔣介石的抗日政策那是出於公心。他始終是誠實地麵對，他一切都從公出發不是從私出發。他就是那位牧童，一位有尊嚴的牧童，雖然他是一個寫字的牧童，不是一個放牛的牧童。那時候的小學課本有這樣的課文，要熏陶小學生成為這樣的人。我想張季鸞活在那樣的時代，能在那樣的報紙，有那樣的建樹，是跟那個時代匹配的、吻合的。任何東西都是一個相互的關係，離開了那個相互關係，什麼都不可能。
到一九六〇年代的中國隻能產生鄧拓，那已經是一個“黨人論政”的時代。一九六六年的中國，鄧拓隻能自殺，沒有第二條路，而且他自殺的時候遺書上也必須寫上“毛主席萬歲”，要叫他的老婆孩子，在他死後不要懷恨，要繼續喊“毛主席萬歲”，這都是必然的。但是今天不可能再有鄧拓，如同今天不可能再有張季鸞一樣，每一個時代都隻可能產生它那一個時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