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張季鸞，我竟然同時想到了大胡子的愛因斯坦，這個念頭貌似很荒謬，但是也不全然荒謬。一九二二年，愛因斯坦一生中唯一一次到過中國，他們曾在上海同桌吃過飯。一九三〇年，愛因斯坦寫過一篇文章《我的世界觀》，我最喜歡其中的一句話：“在人生的豐富多彩的表演中，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力的、有情感的個人，是人格……”。我想這句話可以用來評價張季鸞，他就是一個具有創造性的、有情感的個人。
世界上沒有比“個人”這個詞更重要的詞了。離開了“個人”這個詞，其他所有的詞都沒有意義和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這個詞就相當於“1”，其他所有的好詞都相當於“1”後麵的“0”，有了“1”再多一個“0”就翻倍了；反之，沒有“1”，“0”再多也是“0”。在很多時候，在曆史的段落當中，我們遇到了很多“0”，但是沒遇到“1”，也就是個人不見了，什麼都不見了。
張季鸞很不幸，他生在了一個戰亂連綿、動蕩不安的時代。張季鸞又很幸運，他生在了一個個人還可以成為有尊嚴的個人的時代。所以他作為一個普通的記者，一個普通的報人，竟然可以憑著他手中的一支筆，影響一個時代。不僅影響了中國的新聞史，更重要的是，影響中國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曆史。尤其是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這二十三年的中國，他所代表的《大公報》對那個時代的影響要超過同時代的報紙。這樣說是有根據的，一九三六年的一個統計數據表明，中國幾乎百分之八十的知識分子、官吏、公務員都是《大公報》的讀者。所以，張季鸞很幸運，一個職業報人可以用他的筆影響一個充滿動蕩和不安的時代，並且可以在未來的曆史上繼續掀起波瀾。張季鸞的時代並沒有過去，他還留在曆史的記憶當中。
我常常想，曆史到底是什麼？過去我以為，曆史是那些已經過去的事，後來我慢慢明白，曆史不光是已經過去的事，它是關乎過去、今天和將來的事。曆史是一條神秘的隧道，它可以打通過去、現在和將來。所有人的命運都在曆史中展開、延續，張季鸞同樣如此，他沒有過去。
我想把張季鸞放在中國一百多年的言論史中來看待。這裏的言論史是相對於思想史，而不是相對於新聞史。因為新聞史與我說的言論史，二者有所重疊、交叉，也有區分。
中國一百多年的言論史，我把它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張季鸞所代表的“文人論政”時代，張季鸞是中國處於文人論政時代的最高典範。中國的文人論政始於王韜，他在香港於一八七四年創立《循環日報》，拉開中國文人論政的序幕。接下來的代表人物是梁啟超，其後有邵飄萍等人，到張季鸞時期才真正成熟，達到了中國言論史上文人論政的最高峰。
第二個階段是“黨人論政”時代。“文人論政”消失之後，進入“黨人論政”時代。國民黨辦報的那些人，像程滄波、馬星野等，都有留英留美背景，受過非常好的學術訓練，雖沒有機會走上西方新聞人那樣的職業新聞道路，但也沒有帶出一個“黨人論政”時代。要說“黨人論政”的典範，一是一九六〇年代的鄧拓，二是一九八〇年代的胡績偉，兩人先後主持過《人民日報》。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第三個階段，我稱之為“網人論政”時代。自一九九〇年代末以來直至現在和我們還不清楚的未來，中國言論史正在經曆這一個時代。“網人論政”就是七嘴八舌，自媒體包括博客、微博、微信，這些網絡上的言論，意味著這是個零門檻、低門檻的發言時代。包括李承鵬、韓寒等都可以看作是網人。但是網人尚沒有定型，它不像文人和黨人產生了典範或者說代表。由於“網人論政”離我們的時間還太近，隻有將來的人才能看得更清楚。它趨於成熟的標誌，在於能不能產生出一些代表人物，不僅可以利用互聯網表達公共意見，而且深刻地幹預公共事務，甚至幹預曆史的進程，發揮重大的社會作用，更重要的是，能不能代表一個民族的良知。至少我還沒有看到，現在有些網文確實漂亮也很受歡迎，但其心態是刻意迎合受眾的需要，知道受眾想要什麼，就選擇寫什麼和怎麼寫，而不是把內心最真實的聲音表達出來，所以我還不認為成熟的“網人論政”典範已經產生。
放在大的百年言論史的框架裏來看，從“文人論政”到“黨人論政”再到“網人論政”，將來必然要進入一個中國曆史上未曾出現過的、隻有在那些新聞自由成熟的國家才有的“公民論政”時代，到那個時候，人人可以暢所欲言，按良知來表達對公共事務的看法，媒體人更要堅持專業標準。這樣的時代，將來的中國會有，雖然現在還沒有。
今天我們處於“網人論政”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回顧處於“文人論政”時代的張季鸞，我覺得非常有意思。因為我們把他放在中國言論史的初級階段，作為“文人論政”時代產生出的人物，他對國家、民族承擔了什麼責任，他怎樣回應時代的挑戰，他的言論又如何影響了他所生存的時代，這都是今天我們可以去思考和探究的一些問題。
某種意義上說，二十世紀中國的曆史大致上是由三代人書寫的，即（一八）八〇後、（一八）九〇後和（一九）〇〇後。八〇後的代表是宋教仁、魯迅、蔣介石、張季鸞。張季鸞活著的時候，在中國的實際影響恐怕比魯迅還要大，他長期以來，幾乎每天都執筆寫社評，魯迅的雜文隻能發表在副刊，那個時候叫“報屁股”，他的社評都登在報紙最重要的版麵，代表一份報紙的聲音和那個時代的聲音。九〇後的代表是一八九一年生的胡適之，一八九三年生的毛澤東，還有晏陽初、陶行知等都是九〇後，二十世紀的思想史、政治史大致上是他們這些人書寫的。〇〇後的代表人物是一九〇四年生的鄧小平、一九一〇年生的蔣經國，他們深刻影響了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海峽兩岸，一直到今天。
八〇後的張季鸞，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國，一九二六年到一九四一年他主持《大公報》筆政的這十五年間，尤其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到他去世，中國報紙獲得迄今為止最高的國際榮譽——密蘇裏新聞學院的獎章。這十年，是真正意義上的張季鸞時代，張季鸞生逢其時，死得其所。他死後舉國哀榮，超過同時代所有死去的人。國共兩黨、舉國新聞界、知識界一致表示哀悼。
在張季鸞身上包含了太多值得我們回望的因素，我想用三個字來概括他一生的作為：
第一個字是“容”，有容乃大的“容”，不僅《大公報》在他掌筆政的十五年中，能包容各種各樣有才華的年輕人，包括王芸生、徐鑄成、蕭乾，乃至左派的範長江、楊剛，還有很多在新聞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這些其他的報紙也能做到，他的有容乃大，更重要的在於與外部的合作，《大公報》在那個時代，做到了一件事，他和中國當時非常重要的幾個知識分子圈子有極好的合作關係。
在張季鸞的手裏，《大公報》與當時中國非常重要的幾個知識分子圈子都有很好的合作關係：
第一個是胡適所代表的北大、清華教授圈子，一九三四年元旦開始，《大公報》推出的“星期論文”就是他和胡適圈子的合作。星期論文最開始約了胡適、傅斯年、蔣廷黻等八個撰稿人，後來擴大到二百多個作者，以胡適圈子為核心，基本上代表了那個時代中國學術界的自由主義這一脈絡的精華。
第二個合作關係從一九二八年開始，是跟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家何廉、方顯廷他們的合作。南開經濟學院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最好的經濟學院，方顯廷和何廉做了大量的第一手經濟調查，把當時中國的工業和手工業情況進行了摸底，他們把所得到的學術成果用通俗的表格和文字形式陸續在《大公報》上發布，對中國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他們的團隊一直和《大公報》合作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大公報》重心南移，天津《大公報》停刊。《大公報》先後辦過《經濟研究周刊》《經濟周刊》《統計周刊》，都是和這個經濟學圈子的合作。
第三個是定縣的鄉村建設圈子，晏陽初所代表一批從哈佛、耶魯、哥倫比亞等大學留學回來，拿到過經濟學、社會學、教育學、哲學、戲劇等博士學位的人，他們放棄在城市工作的機會，在定縣進行鄉村建設，出了很多成果，不僅是學術成果，直接在鄉村建設和平民教育上有很大貢獻。定縣鄉村建設是一九二六年開始的，兩年後，鄉村建設的實驗剛剛有一點起色，張季鸞就注意到了晏陽初們所做的大事。第一個被派到定縣采訪的是徐鑄成，《大公報》不僅連載徐鑄成發回來的詳細通訊，並且配發了《大公報》另一位掌門人胡政之寫的社評，對於定縣的實驗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定縣不是做戲，不是精英表演給鄉親們看，而是精英真正生活在鄉村中，與鄉親們融為一體，這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的。《大公報》的報道開啟了與晏陽初這一圈子合作的基礎，在未來的時間當中，後來他們又繼續跟進報道，還一起合作創辦了《鄉村建設》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