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在評價蘇曼殊時說，他的譯詩比他自己寫的詩好，他的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而他的浪漫氣質，由此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我以為，作為人的鬱達夫，也要比他的小說、散文、舊體詩更加豐富，更為生動，有著更大的魅力。
二
人們常常會想到鬱達夫的頹廢、病態、傷感、浪漫，好像還有點自暴自棄、自怨自艾……這些都不是裝出來的，不是“佯狂”，不是“為賦新詞強作愁”，在他完全是真摯的、誠懇的，他要把自己的世界無遮掩地呈現出來，這幾乎成了他文學的支點。
鬱達夫是“五四”一代最有代表性的幾個作家之一，他在小說、散文方麵的成就是後世講文學史時繞不過去的，他作為獨特的個體生命表現出的獨特光彩也曾是人們反複爭議的話題。他本人在評價“五四”文學的曆史意義時說過兩句話，一是融入世界文學的洪流中，二是自我的發現。我覺得這兩句話很準確地抓住了新文學的內核，也是判斷他本人價值的關鍵。尤其後者，他在《中國新文學大係列·散文二集》導言中進一步指出：“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以這一種覺醒的思想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後的文字為體用，現代的散文，就滋長起來了。”
其實，何止是現代散文，也何止現代文學。個人、個性、自我、自我價值，這都是舊文化所不具備的。在舊的文化坐標上，鬱達夫所心儀的詩人黃仲則也好，畫家徐文長也好，一個讀書人，無論你有多大的才華，也無論你在文學上、藝術上有多大的雄心抱負，隻要你在唯一的科舉路上沒有走出來，你的一生注定了就是悲劇。在那個絕對的價值體係中，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讀書的目標隻有一個，就是循著秀才、舉人到進士、狀元的科舉之路往上爬。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都是因此，如果離開了為皇帝所用、為朝廷所用這一條路，讀書人就毫無價值，分文不值。千年如此，從無更改，直到鬱達夫十來歲的一九〇五年，延綿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製才最終被廢除。但接下來的幾年，還有不叫科舉的科舉，留學生要報效朝廷仍要通過考試，授予洋進士之類的頭銜。整個社會的普遍輿論，也都認為隻有讀書做官才是正道，才能真正光宗耀祖。至於文學、藝術這一切，完全不具備獨立的價值。隻有像蒲鬆齡、曹雪芹這些科舉不成或家道衰落、窮愁潦倒的人，才會從中寄托自己的懷抱。到辛亥革命之後，這樣的狀況並沒有結束，共和的出現並沒有馬上迎來新文化、新文學思潮。鬱達夫有幸遇到了“五四”，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正是在這個時代，老大中國才最終確立了文化的獨立價值，包括文學、科學、藝術……在舊文化體係中被視為小道、末技的這一切，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個人，可以在權力結構之外從事自己的創造，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價值。作家、學者、畫家、科學家，從“五四”時代起，開始正式登上社會舞台，顯示自己不可替代的獨有價值。從此，社會輿論漸漸不再把做官當作讀書的唯一出路，一個多元的近代文明社會才漸露頭角。
自我的發現之所以變得如此重要，也隻有在這個意義上才可以找到恰當的解釋。如果說，以作家這個角色立足社會、影響社會，鬱達夫、魯迅他們這一代還是第一代，他們開啟新的道路、樹立新的行為模式和做人範例，都帶有近代的意義。他們以寫作為飯碗，受到社會的尊敬，享受盛名和鮮花，可以不依傍朝廷，也不依傍其他利益集團，獨立自主，憑自己的作品，為自己贏得生存和尊嚴。正是“五四”的新浪潮帶來了這種可能性。從這一嶄新的生活方式而言，鬱達夫已經完全屬於新文化的懷抱，徹底告別了傳統的舊文化。他作為主要發起人的“創造社”乃是“五四”時代最重要的文學社團之一，這些自發的社團，截然不同於明代晚期的東林、複社，那是具有政治色彩的舊式清議社團，本身還沒有掙脫朝廷的臍帶，而包括創造社在內的“五四”社團已經是現代自主社會空間出現的標誌。
三
一九三一年，日本人增田涉第一次見到鬱達夫——“帶著靦腆的微笑，很瘦，給人一種纖細柔弱的感覺。談吐舉止都很溫柔，是個文人的樣子”。他本來就是一介文人，但他與舊式的吟風弄月、醇酒婦人的文人也有了本質上的區別。舊文人往往是遊離於整個社會之外，獨善其身，玩弄詩詞文章，苟全性命於亂世和治世之間，對於社會沒有發言權，也不大會公開站出來批評社會的不公、不義，更不敢議論朝廷的是與非。身為“五四”一代作家，鬱達夫的一生與他生存的時代一再構成衝突，北洋軍閥、國民黨政權、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評的對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複言說的那種苦悶、感傷和病態，也未嚐不可以看作是社會批判的一種特殊方式。他自己在談到《沉淪》時說過，“眼看到故國的陸沉，身受到異鄉的屈辱，與夫所感所思，所經曆的一切，剔括起來沒有一點不是失望，沒有一處不是憂傷”，《沉淪》由此產生，那是一種“哀鳴”，也是一種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