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聞史上巍然屹立的《大公報》之所以成為第一流的大報，與兩個關鍵人物張季鸞、胡政之是分不開的。穿長衫不穿西裝、富有文人氣質的張季鸞生前沒有出過文集，他不無自嘲地說自己的文章早晨還有人看，下午就拿去包花生米了。直到他去世後，十五年的老搭檔胡政之才給他編了一本《季鸞文存》。穿西裝、像個老板的胡政之則沒有這樣的幸運，當《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七年四月版）由後人編輯成書、終於出版時，離他謝世幾近六十年過去了。
在了解民國初年這段曆史時，我常常會想起隻活了三十二歲的傑出記者黃遠生留下的那本文集《遠生遺著》，那幾乎是一部活的民初史，可惜他的生命太短了。胡政之自一九一二年進入《大共和日報》，到一九四九年在上海病故，兩度主持《大公報》，手創國聞通訊社、《國聞周報》，他在新聞舞台上活躍的時間大致上與民國在大陸的三十八年相始終，傾注著一代報人畢生心血的《胡政之文集》，厚厚的兩本，上千頁，正是他留下的一部時代實錄，我們幾乎可以當作“一個人的民國史”來讀。
在同時代的報人中，胡政之有很多與眾不同之處，他很早就認識到中國人缺乏世界知識，這是中國社會進步遲緩的重要原因。從他進入新聞業早期開始，他就非常重視對中外關係、國際形勢的報道、評論。日本人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時，他還是《大共和日報》的駐京特派員，在信息封鎖很嚴厲的情況下，他每天千方百計獲取點點滴滴的消息，以電訊形式發給報社，留下了那段交涉中的許多蛛絲馬跡。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一直非常關注，不斷發表有見地的文字。他認為要養成國人對世界的判斷力，就必須加強對國際事務、世界潮流的係統報道，讓讀者明白來龍去脈。他是唯一全程采訪了巴黎和會的中國記者，這是他一輩子引以驕傲的一段。抗日戰爭期間，他曾作為中國訪英團代表之一，前往英國從事民間外交；抗戰勝利後，他成為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之一。在這期間，他發表在《大公報》上的通訊《十萬裏天外歸來——訪英遊美心影錄》《紐約歸鴻》《美國歸來》等，都顯示了他健全的國際知識和他的遠見卓識。我以為，《大公報》的國際報道和評論始終高人一籌，在同時的報紙中顯得出類拔萃，這與他的重視以及他對國際大勢的清醒認識是有很大的關係。
胡政之是個非常理性、嚴謹的人，他的文章也是以說理見長，而不是以文采取勝，他的文章最大的特點就是：踏實，誠懇。可以說，他的采訪、政論和時評都是如此。他一生心無旁騖，一直沒有離開心愛的新聞事業，幾乎親曆了那個時代所有重大的曆史事件，而且是許多事件的重要見證人，除了上述外交史上的幾次大事，包括張勳複辟、張作霖退出北京、東北易幟、大革命風暴中的武漢、“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等等。他采訪過的各方麵人物也可謂多矣，無論麵對如何顯赫的政要，他都能做到不卑不亢，並以平視的眼光看待，國民黨掌握政權之後，他曾多次采訪蔣介石、胡漢民、閻錫山、白崇禧、張學良、李宗仁、於右任等人，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的是這些曆史人物具有個性的舉止、談吐。他第一次在南京見到蔣介石，時在一九三〇年，“綜觀蔣氏態度，出語甚少，而聽話頗凝神注意。”在蔣的居所，他沒有看到舊日軍閥窮奢極欲的氣象，也沒有看到時髦闊人的歐式生活痕跡。“性格謹嚴”卻“雄辯滔滔”的胡漢民，“議論明快，口若懸河”，與蔣的“木訥”正好構成鮮明的對比，隻是這位立法院長的住所比蔣處更狹小，起居也更為儉樸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