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條戰線”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浙江大學農學院學生、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在杭州監獄中遇害，由此引發新一輪以“反迫害、爭自由”為主題的學生運動——“於子三運動”。毛澤東曾說“偉大的正義的學生運動”是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第二條戰線”。任弼時在當年總結有三次大的學生運動，就是指北大女生“沈崇案”引發的“抗暴運動”、“反饑餓、反內戰”為主題的“五二〇運動”以及“於子三運動”。
“於子三運動”發生在浙江大學，前後持續四個半月。參加運動的不僅有青年學生，還有全體教師員工，同時得到社會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全體教授罷教、全體講師助教罷教，放在整個浙大校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
物理係教授束星北先生，“對共產黨並不了解，也不同情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但由於他具有強烈的正義感，在一九四七年‘於子三運動’中，他第一個起來號召浙大全體教授罷教，以抗議國民黨當局殺害學生的暴行。”十月三十日上午，在於子三遇害後第二天的全校教授會上，“在聽取竺可楨校長、校醫和學生代表的情況彙報後，束先生首先發言，他說：‘我向來不讚成學生搞政治活動，但是，政府如此摧殘我們苦心培育的學生，如此踐踏人權，我們無法容忍。教授會應該以罷教抗議政府的暴行。’他還憤慨地說：‘我就不信，我們不敢罷教！’在場七十多位教授都讚成他的意見，於是以浙大教授會名義作出決議：為抗議於子三被殺，全體教授罷教一天，並發表宣言，譴責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權。全體教授罷教，在浙大曆史上從未有過”。像束星北這樣平常並不關心政治，卻仗義支持學生正義行動的教授各個院係都有，物理係的王淦昌，外文係的張君川，農學院的蔡邦華、劉瀟然，工學院的楊耀德、錢令希，法學院的嚴仁賡，師範學院的俞子夷，音樂教授沈思岩，體育教授舒鴻等等，都給浙大學子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十月三十一日（於子三遇害第三天），杭州已臨時戒嚴，教授會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罷教一天的決議，成立“於子三善後委員會”，發表題為《國立浙江大學教授會為於子三慘死事宣言》的抗議，要求保障人權，懲辦相關人員。十一月一日，講師助教會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罷教抗議聲明，浙大勞工福利會、研究生聯誼會也站了出來。浙大師生員工如此團結一致，共同向當權者抗議，這在浙大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整個運動中，竺可楨的言行感人肺腑，成為學生最有力的精神支柱。當他得知於子三等四人被捕的消息，馬上開始活動，到處給有關當局打電話，又是民政廳，又是警察局，又是省黨部，又是保安司令家，又是省政府秘書長。他要求保安司令轉告警察局，“四人如有重大嫌疑，應送法院；如無，則由餘保釋”。當天他親自趕到保安司令部、警察局各處，再三交涉，堅決要求保釋未果。二十七日，他要求見被捕學生，當局以“恐泄漏秘密故不允”，他又鄭重“要求早日引渡至法院，可用司法手續辦理”。二十八日晚上十點半，他還打電話要求保安司令部將學生移交法院。二十九日上午，他打電話給保安司令部責怪他們“爽約”，沒有及時送學生到法院；他主持召開行政會議討論營救，並勸說學生不要罷課。然而就在這天下午，於子三在獄中被害。他與醫生李天助、學生代表二人夜間趕到現場，拒絕在所謂“於子三以玻璃自殺”的“證明”上簽字，隻在另一白紙上寫下：
浙江大學學生於子三委實已死，到場看過。竺可楨卅六年十月廿九日夜十二時
由於他連日奔波，還要處理日常校務，吃睡都不正常，體力不支，加上心情難受，他竟當場昏暈了過去。十一月四日他到南京，想到教育部辭職。
第二天，他在接受《申報》記者采訪時說，於子三“作為一個學生是一個好學生，此事將成千古奇冤。”這是他當天日記的記錄，與《申報》的報道有點小出入：“使於生（子三）致死主要凶器與創口之真相均尚須調查，其死因或將成為千古疑案”。他還說了一句，“總之，學校的立場認為這是一法律事件，其最後結局，將判明政府法治精神的充分與否及保障人權意願的有無。”他的仗義執言，衝破了當時官方的新聞封鎖，一時震驚全國。教育部長朱家驊要他在報紙上“更正”，他斷然拒絕：“報載是事實，無法更正。”
十一月六日，他不停地奔走於謝冠生、王雲五、俞大維、陳雪屏、朱家驊、陳布雷等政要之間，為於子三喊冤，爭取其他幾個學生的出獄，毫無結果。這一天《大公報》刊登他的談話，“謂有關於法律問題及於子三自殺頗成疑問之說雲。”陳布雷的意思，“以為於是膽怯而自盡，餘亦認為可能，但餘發表談話，亦隻說尚有疑竇，未說是被殺也。”這是他當天日記所載。十一月七日，他返回風聲鶴唳中的杭州。
更難得的是，在“於子三運動”的關鍵時刻，他曾公開表示：“一本過去理智態度、求是精神，決不畏難而退，不能以利害得失而放棄追求真理。”並說：“真理在我們這一邊，勝利一定屬於我們”。
當於子三死訊傳來，浙大的莘莘學子就“踏著於烈士的血上去”，他們遊行示威，發表《告同胞書》《再告全國同胞同學書》《天堂血淚》等，衝破官方的新聞封鎖，向全國、全世界控訴“天堂血淚”。他們提出要“用我們能夠使用的方式，在這個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八百五十四名學生聯名控告浙江省保安副司令竺鳴濤，連續發表“為繼續罷課再告全國同胞同學書”、敬告師長書、上校長書，他們舉行公祭大會，組織申訴隊走上街頭、深入各校，把學運之火燃向全杭州，燃向浙江和全國。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昆明、武漢、廈門、福州、蘇州、長沙、西安等地學生紛紛起來聲援，反迫害、爭自由的浪潮席卷全國，波及二十多個大中城市、十五萬學生，成為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崩潰前最後一次全國規模的學生運動。
“學生魂”
於子三（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山東牟平人，一九四四年秋考入浙大農藝係。在一九四七年元旦爆發的“抗暴”運動中，他是一名宣傳隊員，因為他的演講打動人心，開始引起大家注目。“五二〇”運動前夕，他被推選為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他的名字因此上了國民黨特務的黑名單。他還參加了地下全國學聯和中共地下黨的秘密外圍組織“新民主青年社”（簡稱“Y·F”）。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淩晨，他被捕以後遭到嚴刑逼供。十月二十九日下午，死於浙江保安司令部監獄，年僅二十二歲。
於子三之死引發了一場“於子三運動”，國民黨當局希望盡快安葬於子三的遺體，第四天就通知浙大校方，限在幾天內下葬，遭到竺可楨的拒絕。浙大學生自治會擬定的出殯方案，包括要求舉行公祭，出殯的路線，挽歌、挽詞、口號、傳單，當然都是當局不能接受的。多次交涉無效，浙大學生決定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四日出殯，從三日晚上起，浙大外出的道路全部被軍警封鎖。第二天早上，“子三廣場”的公祭大會一開始就受到大批手持棍棒鐵尺的所謂“工人”圍攻，許多學生受傷，出殯計劃流產。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於子三遇害四個半月之後，浙大才為他舉行隆重的葬禮。按竺可楨的意見，三百多名學生代表乘校車護送於子三靈柩前往杭州鳳凰山麓，靈柩上覆蓋著書有“學生魂”三個大字的巨幅悼幛；出殯路線避開了繁華的鬧市區，沒有遊行，也沒有口號和傳單。
浙大學生自治會發表《為安葬於烈士告全國同胞同學書》說：“今天我們忍辱地埋沒了於子三，但是同胞們同學們，我們埋的不隻是已死的於子三，而是一顆烈性的民主炸彈，它會在領導著走向解放的鬥爭中炸毀那反民主的暴君。”在《於子三精神不死》的短評中說：“這難道就是我們的政府口口聲聲所稱道的‘民主’‘自由’麼？這難道又是我們國家所要的法律尊嚴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