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黑暗中的明燈，也是茫茫大海中指示航行的燈塔。
——竺可楨引述十九世紀美國Horace Mannn的話
竺可楨先生真可與蔡元培先生相比，兩人都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最偉大的大學校長。
——數學家蘇步青
晚清以來，在我國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學精神，辦理大學教育影響深遠、成績卓著的當推蔡元培先生和竺可楨先生。
——生物學家談家楨
一九三六年，竺可楨受命出任浙江大學校長之前，已是一位聲名卓著的自然科學家，但他之所以被譽為那個時代“學問上、智力上和性格上的偉人”，絕不僅僅因為他在氣象學、物候學、地理學上的成就，更因為他辦大學所取得的驕人業績。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九年，他當了十三年大學校長，這是他一生的壯年時期，從四十七歲到六十歲，這也是本民族曆史上極不平靜的十三年，有八年處於抗日戰爭的連天烽火之中，浙大隻是一所“流亡大學”，好不容易熬到一九四六年遷回杭州，內戰硝煙又起，學潮接連不斷。作為大學校長，他麵對的是山河破碎、風雨飄搖，是日本人的炸彈、國民黨的特工和莘莘學子一次次的罷課浪潮……然而，就是在連綿起伏的戰爭、學運夾縫中，在跋涉五千裏、曆經五省、五易校址、顛沛流離的惡劣環境下，他奇跡般地將這所他接手時隻有文理、農、工三個學院、十六個學係的大學辦成了擁有文、理、農、工、法、醫、師範七個學院、二十七個學係的大學，並創建了數學、生物、化學、農經、史地等五個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七十名增至二百零一名，學生由五百一十二名增至兩千一百七十一名，成為當時全國最完整的兩所綜合性大學之一，其中不少專業在中國乃至國際上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農業、數學等。它被譽為“東方劍橋”不是偶然的，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稱西南聯大、浙大可與牛津、劍橋、哈佛媲美。麵對成績，他沒有任何的自滿自足，而是始終保持著謙卑和平常心。有一次杭州藝專校長潘天壽請他吃飯，他的汽車司機因事先回，潘問可否委屈他坐自己的三輪車回家。竺可楨嚴肅地回答，自己是搞天文的，“天上織女星座一顆星也比太陽大得多，太陽又比地球大得多，一個人在地球上也和細菌差不多，如果自以為不得了，那不太可笑了嗎？”
十三年的大學校長生涯使竺可楨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個繞不過去的大人物，曾做過北大校長的物理學家周培源了解到竺氏篳路藍縷辦浙大的曆史，動情地說：“我們過去[曾]全盤學習蘇聯，但對浙大這樣的，我們自己的好傳統和好經驗卻沒有很好學習和繼承。”“中國既然已經有竺可楨這樣成功的教育經驗，我們為什麼還要去學蘇聯？”同濟大學老校長李國豪也說：“我們辦大學，要學習竺可楨辦浙江大學那樣。”竺可楨在浙大的十三年到底積累了什麼值得後人如此感歎的好傳統和好經驗？留下了怎麼樣的精神遺產？
一、“大學因為能包涵萬流，所以成其為大。”
生在浙江上虞東關鎮的竺可楨一九一〇年赴美留學，一九一八年獲得哈佛大學氣象學博士，哈佛的教育對他一生的影響難以估量。回國之後，他先在武昌、南京等地的高等學校執教，在東南大學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地學係，但他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會去做校長，主持校政。他內心最渴望的還是科學上的求索，做校長需要處理大量繁雜的事務，這對一個科學家而言無疑是一種犧牲。然而，一九三六年，浙大學生反對校長郭任遠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學潮使他的人生軌跡出現了變化，當時他正在中央研究院氣象研究所所長任上。為平息家鄉的學潮，蔣介石要物色一位有聲望、有學術成就的新校長，負有人望的浙籍科學家竺可楨被多人提名，蔣在約見一次以後，就決定起用他。心理學家郭任遠遭學生反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在校園推行軍事化管理。竺可楨在接受任命之前，對此有過一些思考，他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九日的日記中說：“餘以為大學軍隊化之辦法在現時世界形勢之下確合乎潮流，但其失在於流入軍國主義，事事惟以實用為依歸，不特與中國古代四海之內皆兄弟之精神不合，即與英美各國大學精神在於重個人自由，亦完全不同。目前辦學之難即在此點。郭[任遠]之辦學完全為物質主義，與餘內心頗相衝突也。”三月十六日，做過武漢大學校長的教育部長王世傑登門造訪，竺可楨提問：“關於辦學方針是否采英美之學術自由或法西斯獨斷行為？”已身入官場的王氏沒有明白的表示，但竺氏心中此時已拿定主意，那就是“采英美之學術自由”。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竺可楨走馬上任。當天下午他向浙江大學師生發表就職演說《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闡述對大學教育的理解：
我們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須有明辨是非、靜觀得失、縝密思慮、不肯盲從的習慣，然後在學時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處世方能不負所學。……我們固不肯為傳統的不合理的習慣所拘束，尤不應被一時的情感所衝動，被社會不健全潮流所轉移，或者受少數人的利用。
在強調教授的重要性同時，他表示：“一個學校的健全發展，自然有賴教授校長之領導有方，同時尤需要全體學生有深切的自覺與實際的努力。”
九月十八日，他對一年級新生講話，把浙大精神概括為“誠”和“勤”兩個字，認為浙大前身求是書院和浙江高等學堂一脈相傳，都可以這兩個字代表它的學風。他懇切地告誡學生：
諸位在校，有兩個問題應該自己問問。第一，到浙大來做什麼？第二，將來畢業後要做什麼樣的人？我想諸位中間，一定沒有人說為文憑而到浙大來的，或者有的同學，以為到這裏來是為了求一種技術，以作謀生的工具。……教育不僅使學生求得謀生之道，單學一種技術，尚非教育最要的目的。
……盲從的習慣，我們應該竭力避免，我們不能因為口號叫得響一點，或是主義新一點，就一唱百和的盲從起來。我們大家要靜心平氣的來觀察口號的目的，主義的背景，憑我[們]的裁判，捫良心來決定我們的主張。若是對的，我們應竭力奉行；若是不對的，我們應盡力排除。依違兩可、明哲保身的態度，和盲從是一樣的要避免。我們要做有主張有作為的人，這樣就非有清醒之頭腦不可。
在顛沛流離的西遷長征中，在日寇飛機向廣西宜山的浙大校舍扔下一百一十八顆炸彈後，一九三九年二月四日，竺可楨提議校務會議將“求是”定為浙大校訓，他心目中的“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就是“排萬難冒百死以求真知”。以後他不斷強調：“大學無疑的應具有學術自由的精神。大學的最大目標是在蘄求真理，要蘄求真理，必得鍛煉思想，使人人能辨別真偽是非。”
十三年間，他的辦學思路大致上就是遵循“求是”校訓，旨在將每個學生造就為能運用自己思想、敢於犧牲、不盲從的人，他不僅懷抱著這樣的理想，而且最大限度地付諸了實踐。他深切地感到“若是一個大學單從事於零星專門知識的傳授，既乏學術研究的空氣，又無科學方法的訓練，則其學生之思想即難收到融會貫通之效”，為此他一貫堅持大學要獨立辦學，要有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主張通才教育和技術教育並重，提倡學術研究，校園裏應該彌漫著濃厚的學術氣氛，“大學之能發揚光大在於研究”，就是他的著名論斷。
他特別重視基礎學科，認為“大學一二年級中，工院自宜打定數理良好基礎，文法等院自宜重視文學、經濟以及中外曆史，以備專精。雖然彼此不可偏廢，仍宜互相切磋，不限係院，庶幾智識廣博，而興趣亦可盎然。”一九三六年，他甫一上任，就在第一次校務會議上建議，對大學各學院一年級不分係進行討論，避免學生過早進入專業學習而忽視了基礎，最後決議成立“公共科目課程分配委員會”。為了加強數、理、化、國文、英文等基礎課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親自到教學第一線，而且鼓勵學生跨院、跨係選修課程，選讀與自己專業相關的學科或愛好的學科。在他倡導下，浙大理工科學生選讀唐詩宋詞，文學院學生選讀微積分、地學通論、物理等課程成為一時的風氣。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文中說，“若側重應用的科學，而置純粹科學、人文科學於不顧，這是謀食而不謀道的辦法。”“目今我國社會，仍然充滿了這種功利主義：大學裏邊的課程，支離破碎，隻求傳教零星有用的知識，而不注重理智的培養；大學生認定院係，不問其性情之是否適合，而隻問畢業後出路之好壞，待遇之厚薄；選擇科目，不問其訓練之價值如何，而專問其是否可應用到所選定之職業。在大學內通才教育與技術教育，理應並重。”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會議上，討論《大學組織法》第一條“大學宗旨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時，他主張最要緊的是把通才教育加入，可惜沒有通過。
他常常說，大學教育主要不是提供傳授現成的知識，更重要的是開辟基本的途徑，提供獲得知識的方法，培養學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基礎學科要比細密的專業知識更加重要。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戰火即將燒到美麗的西子湖畔，浙大一年級在天目山的寺院中開學，竺可楨對新生演講《大學生之責任》，仍是諄諄告誡他們到大學裏來，“萬勿存心隻要懂了一點專門技術，以為日後謀生的地步，就算滿足。”
一九四〇年，江西新辦中正大學，他在日記中批評：“餘以為辦工、農而無文理，實不大合理。”“大學因為能包涵萬流，所以成其為大。”他也批評浙江新辦的英士大學“專設醫、工、農三學院而無文、理，何能望其辦好？”“大學雖分設各學院，而實為一整個之機體，彼此息息相關，不宜自分畛域。”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一日，他批評中央政治大學，“學生風尚不重研究，所競趨於入仕途，故學術空氣不濃厚”，對此表示藐視。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六年，他先後兩次謝絕陳立夫、朱家驊的要求出任中央大學校長，主要也是與他的理念不合。
盡管處於動蕩不定的亂世之中，而且校政繁忙，竺可楨也從沒有放棄過讀書、研究，他的日記常常是密密麻麻的讀書劄記。從一九三六年四月到一九四四年底，他在中外報刊發表各種論文多達三十九篇，其中代表性的科學史論文《二十八宿起源考》頗受中外好評。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包括出國半年多、複員及應付學潮特別緊張之年），他也發表了專業和通俗論文五篇。（但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當他在火車上讀了美國《氣象學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號，仍禁不住感歎：“其中多創作，餘均不解所雲。十年校長，已成落伍之氣象學家矣”。）
竺可楨身體力行，浙大到處都可以呼吸到學術的空氣，數學係四年級的“數學研究課”具有獨創性，物理係、農化係的讀書討論也很活躍，教授與教授之間常常為學術問題爭得麵紅耳赤，讓學生大開眼界。即使在紙張緊缺、環境險惡的抗戰期間，浙大的學術刊物定期或不定期的也保持在二十多種，《思想與時代》成為那個時代重要的學術刊物，各種學術紀念報告會不斷，遵義、湄潭時期的“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學術討論會”“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報告會”“達爾文進化論與遺傳學討論會”，竺可楨不僅親自主持，而且做了重要的學術演講。
正是在這樣濃厚的學術氛圍中，從理工農科到人文學科，浙大容納了那麼多具有一流學術水準、站在當時各學科前沿的教授：陳建功的三角級數、蘇步青的微分幾何、王淦昌的原子核物理、談家楨的遺傳學、蔡邦華的昆蟲學、盧守耕的稻作學、吳耕民的果樹學、夏鼐的考古學、張蔭麟的中國史綱、譚其驤的中國曆史地理學……在海內外享有盛譽。談家楨回憶，“就我來說，回顧自己的一生中，最有作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時期。我的學術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縣‘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裏完成的。現在回想起來，應該好好感謝竺可楨先生，因為他為我們創造了這種美好的研究環境。有時，我和著名教授蘇步青、王淦昌等歡聚的時候，回憶那時情景，大家興奮地說：‘在湄潭是我們最難忘的時刻啊！’不禁灑下了歡欣的熱淚。”英國的李約瑟看到他們在土房子裏寫出的具有世界水準的學術論文後，大為震動，稱“浙大是中國最好的四個大學之一”，譽為“東方之劍橋”。
二、“對學校應能自治，以維護大學之尊嚴”
為保持學術自由，竺可楨一貫主張“對學校應能自治，以維護大學之尊嚴”。在他看來，大學的主要使命有三：一是造就具備“智仁勇”的完人，二是奠定學有專長的根基，三是養成自己獨立思想的習慣和能力。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抗戰勝利在望，他提出“抗戰結束以後，大學即須恢複常態，使他有學術自由的空氣”。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他在重慶和朱家驊、陶孟和等談到戰後高等教育時提出，大學要有學術自由，不能用標準化辦，課程必須簡化。
同年九月三日，他讀到《大公報》社論《教育複員》，“關於大學的精神和風氣，主張培養自由研究學術的空氣。所有黨派退出學校，學生不準加入任何政黨。”他完全同意這些觀點，認真地抄在日記中；但他同時又批評《大公報》的文章“有許多處說來好像隔靴搔癢。有暇當為文論之。”九月十二日，他即寫下《我國大學教育之前途》一文：
大學能徹底地培養理智，於道德必大有裨益。凡是有真知灼見的人，無論社會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獨行其是。惟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為大仁大勇，肯為真理而犧牲身家性命。……許多人之所以盲從、自私、貪汙、卑鄙，隻是未能徹底明白事理。
正因為如此看重大學教育的功能，一九三六年春天，他才會接受這一任命。當時，夫人張俠魂的一席話對他很有觸動。多年後，他在東南大學時的學生陳訓慈仍清晰地記得師母這樣說：“你們的老師說是現在政治混亂，書生氣的人，校長不易做得好。而我說正因為當今高等教育情況不好，好人更應出來，才有改進希望。”
竺可楨從一開始就想爭得辦學的自主權，他提出的三條要求包括“用人校長有全權，不受政黨之幹涉”，得到蔣介石的口頭承諾，在以後的十三年裏大致上也做到了。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九日，他日記中說：“對於教育與政治總以為不應過於接近”，他還說過“關於政治黨派餘均不感興趣”。由於他兼收並蓄的氣度和胸懷，十三年中，浙大是超越於黨派之外的，傾向國民黨的教授張其昀也好，無黨派的自由主義教授費鞏也好，傾向左翼的教授嚴仁賡、張君川等也罷，都能施展各自才華，安心從事教學、研究，並不因政治態度而有所偏向。浙大“無門戶黨派之爭”，讓他一直引以自豪。他多次指出“辦教育之基本信仰與警察廳長不同”，“對辦大學的基本信仰，必須有人人可以為聖人之信仰，然後可以辦教育。”在一個政治動蕩的時代，學校更不應加入政黨紛爭之中，“餘來此乃辦學校而非辦黨也”。他說自己“素來對於政黨毫無興趣，而且深深痛惡陳立夫的作風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貪汙”。這也是他多次拒絕加入國民黨的原因。本來國民黨規定隻有黨員可以擔任訓導長，但他認為聘訓導長的標準應該是“資格極好，於學問、道德、才能為學生所欽仰而能教課者為限”，在他心目中，先後做過訓導長的費鞏、蘇步青大概都是這樣的人。
一九四二年浙大“倒孔（祥熙）”遊行後，他向導生馬國鈞袒露心跡：
目前，國立大學的校長們中，隻有我和梅貽琦先生兩人，還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我深知，政治上許多事極為複雜。如果，我不顧大局，隻圖意氣用事，立即辭職的話，不幸引起其他枝節來了，我將何以自處？顧全個人容易，顧全大局維艱！
浙大被國民黨強硬勢力稱為“共匪之租界”、“共產黨之集中地”，其實他從來不讚成學生熱衷於政治。他認為，“學校為社會之縮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學生喜作政治活動，但學生對於政治可以有主見，不能有活動。”“學生應埋頭求學問，否則從軍可也。在學校鬧黨派，則不特於抗戰無益，學校亦不成其學校，故本人主張政黨須一律退出學校”。針對各種非議，他多次在日記中流露心跡，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六日，“知外間批評浙大，謂餘放縱學生自由，甚至縱容共黨。此種一無根據之談，本不足辯，惟眾口鑠金，難免人之輕信耳。”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他與馬寅初爭論時說：“餘並不讚成現政府之政策，孔宋貪汙，餘所痛恨，但吾輩存心須公平。”一九四七年六月七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讀白修德所著《中國之震雷》，“對於政府攻擊不遺餘力。所敘多為事實，但對於共產黨則讚揚備至，不免偏激。……聞國內對於此書禁止購買，則大可不必也。詩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七日，他出國半年一回杭州，就麵對著學潮洶湧，正是“五二〇”運動之後，學生自治會所出的《快報》《求是學報》“均相當左傾”。浙大學生自治會主席於子三被殺害後，他在十一月十日的校務會議上說：“餘同情於子三之慘死，但並不同情於其政治活動。學生在校，盡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動。”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四日，他批評學生自治會代表，“自治會對政治興趣太濃、輿論太偏、手腕太玩弄”，“但過去自治會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學報，對於學術文字完全不載，滿篇都是罵政府之文字，無怪乎外人以浙大為共產黨之集中地也。”四月十三日，他召集會議討論學潮問題，“以今昨兩日申（《申報》）、新（《新聞報》）及杭州《正報》所登浙大為共產黨所策動中心，故遲早軍警必來校捕人，而學生尚不自檢點，到處張[貼]反政府罵人以及侮辱元首之壁報。”十二月十三日，他與浙江省主席陳儀談話，坦承“校中壁報確為左派學生所操縱，校中自應加以取締”。當天下午他去看壁報，“在費鞏壁報上見到捧張學良、楊虎城之文。大致說來，可謂一致反對政府之言論，無怪乎外間攻擊浙大為共匪張目之中心矣。許多新聞譯自《字林西報》，但均為對於政府不利之消息，蓋得自共產黨廣播者也。”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晚，他觀看了學生遊藝會，其中有“譏諷政府”的《逃》《皇帝與太陽》等話劇；四月五日晚，他帶著孩子去參加浙大合唱團春季音樂會，合唱中有浙大音樂教師沈思岩作曲的《貴州謠》、《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在日記中“均嫌政治氣味太重”。
不過，他對青年學生的普遍左傾有自己的看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日記，他以氣象學家趙九章為例說，“九章於二十年前曾在工業專門為學生，後以思想左傾被校中所知，幾於開除，乃離校，但目前可稱為右傾階級矣。可知左傾右傾，於年紀大有關係也。”
國民黨五中全會後，要求大學校長必須是國民黨員，竺可楨對此很反感。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他日記中提及，張其昀和陳訓慈帶來陳布雷的信，要他加入國民黨。他認為“國民黨之弊，在於當政以後，黨員權利多而義務少，因之趨之若鶩，近來與人民全不接近。腐化即由於此。拉攏若幹人入黨，殊不足改此弊”。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又有人要他填國民黨入黨書，他再次拒絕，“但以作大學校長，即須入黨，實非辦法也。”到一九四〇年前後，他成了唯一不是國民黨員的大學校長。一九四〇年八月，他居然不顧壓力，邀請不是國民黨員的費鞏出任訓導長，當時教育部規定這一職務必須國民黨員才能擔任。他以後雖被迫填寫過入國民黨的誌願書，甚至缺席被選為中央委員，但從未付過黨費，也未參加過該黨的會議。他日記中表示，“餘對國民黨並不反對，但對於入黨事極不熱心，對於國民黨各項行動隻有厭惡憎恨而已。……近來黨中人處處效法德國納粹，尤為餘所深惡而痛絕。”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他在日記中大罵宋子文禍國殃民，認為宋之罪，“貪汙猶其次，而剛愎自用、不學無術，罪為尤大也”。十一月二日，他譴責金圓券吃人，“因此遂無人敢信任政府矣。……如此政府安得不失敗哉！”他曾在日記中說，如果孔祥熙能明正典刑，“則可大快人心耳！”抗戰勝利後，陳布雷、陳雪屏幾次來信要他重新登記為國民黨員，他都複信拒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