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產兒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是一個曆史學家，不是政治人物，但他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從一九二九年起，他主持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遷到北平，同時兼任北京大學教授。兩年後，“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占領東北，山河破碎的痛苦促使他與同行發奮著成《東北史綱》，以大量可靠史料證明東北有史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站在史家的立場為民族爭人格。從一九三二年起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他在《獨立評論》和天津《大公報》發表了《日寇與熱河平津》《“九一八”一年了》《不懂得日本的情形》《政府與對日外交》《中日親善？！》《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北局危言》等一係列文章，就中日關係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常常在文章中稱日本人為“倭人”“倭寇”“倭軍閥”，堅決反對國民黨政權退讓、綏靖的外交政策、以土地換和平的幻想，並予以嚴厲抨擊。對國聯無能為力的曖昧態度，對國聯調查團關於東北問題的報告書都提出了直截了當的批評。
一九三二年八月，傅斯年在《日寇與熱河平津》文中下了這樣一個判斷：中日問題絕無和平解決之望，希望與日本謀和乃是做夢。他認為如果要中日和平，除非滿足日本的欲望，他們的最小限度是：一、承認偽滿獨立，並奉送熱河、灤東的領土；二、在華北弄出一個受日本控製的政府來；三、全國不能有任何官方或民間的排倭之舉，並幫助推銷日貨；四、取消愛國主義的教育。這樣的“最小限度”等於是奉送中華民國。所以他認為對日隻有降和戰兩條路可以選擇，實際上隻有一條路，就是排除一切顧忌，以人人當求必死的決心奮起抵抗。我們雖不能打勝日本，卻可以長久支持。“中國人之力量，在三四萬萬農民的潛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統治者及領袖，中國的命運，在死裏求生，不在貪生而就死。”
一九三三年一月，他在《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一文重申：“我們若想到我們背後並無路走，而是無底深淵，雖懦夫也隻能就地抵抗的。”他知道隻有最有組織的抵抗，才有可能賭一下國運，才能爭回已失的人氣。而且他具體地提出了八條應變舉措：
一、將鐵路運輸變作戰爭布置；
二、集中糧食，可供給市民；
三、大學生到後方做輔助工作；
四、嚴懲擅離職守的官吏，包括教育界人士在內；
五、由政府協助遷移公物，限製私人搬家；
六、通盤籌劃抵抗中的各步驟、各線路；
七、立即組織各種協助抗戰的社會團體；
八、由負有社會信用的人辦理各界捐款捐物。
在分析了當時麵臨的局勢之後，他指出中國遠未到服輸的時候，日本的陸海軍雖然比我們強大，如果世界上隻有中、日兩國，日本必然馬上毫不猶豫地吞滅中國，如果華北問題不是比東北在國際上的意義更複雜，日本必然毫無猶豫的占領。在整個國際關係格局中，日本也不能任意妄為。日俄之間、日美之間的關係、衝突到底會如何演變都在未定之天，何況“世界大勢之演變，係於無數事件。決於甚多因素，斷無走直線的”。他不斷地提醒國人和當局，日本沒有立即吞滅我們，既不是我們自己的努力，也不是日本人的仁慈，而是由於中國的國際均勢雖動搖，卻沒有徹底失效。他勸告當局千萬不要得過且過，甚至倒在日本的懷裏，以保安富尊榮。
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他還在強調，局勢至此，“政府與國人均不能不作‘舍出去’的打算，才能有所保全。”因為他始終記得“中華民族是整個的”。在東北喪失之後，他堅持反對自欺欺人的所謂“中日親善”口號，主張決不和日本說客氣話，作敷衍態，堂堂正正地從東北問題入手交涉，不接受日本的任何幫助，隨時準備應對各種變局。總之，他以一個曆史學家的眼光、知識分子的責任感早就洞察了日本侵華的野心，所以他認定以後中日之間的爭端無論在外交上如何折衝，都不能放棄軍事上的準備，“讓步既極而仍無結果，則雖亡國在望，亦須抗戰到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