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材矮而壯實，鬢發斑白，他的臉色和膚色，都是健康的銅色；長耳闊肩，方頭大臉，眼珠烏溜溜的，目光炯炯，神采奕奕，有十足的廣東人神氣，又勝過他們多。廣東人有的長處他都有，廣東人的性格是豪爽慷慨，明朗實在，剛強，韌性，不屈不撓，而又像剃刀一般銳利而且睿智，經商時大刀闊斧的氣度，遇到挫折時的達觀態度，他集這些特點於一身，記憶力、理解力、領悟力都特別強，不僅毅力特別，而且有一種使不完的“傻勁”，如同航海家一樣的氣質，每逢山重水複，總是能開辟新路。
他，笑容可掬，聲音洪亮。站在那裏，宛如一口大鍾、一尊佛。就是他的名字，“王雲五”三個字也很像是一座疊著的塔。見過他的，或聽過他講話的任何人，不懂看相的，也一定說，這是一副壽星腦殼。平時多穿長褂，以國民外交的使者到英國訪問時穿了藏青色西裝，有點像日本的大工商業家。
這是一九四三年記者筆下的王雲五，那年他五十六歲。
相隔三年，一九四六年，他出現在記者的筆下時多了白發須眉：
個子不高，軀幹粗壯，麵孔方正，步履穩重，說話急促而清亮，頭發和須眉全染透了純一的雪白色。
遙望二十五年前的上海，王雲五初入商務印書館，頭上沒有白發，雙眼有神，壯實的身材好像渾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勁。正是他，從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變經過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事變，再到一九四一年的香港“一二·八”之變，至少三次挽救商務印書館於千鈞一發，將中國出版業的這艘大船穩穩地駛過急流險灘，受到舉國上下的注目。在百廢待興的戰後，蔣介石和國民政府起用他為經濟部長、財政部長，無非是看重他複興商務印書館的曆史，希望他能手創奇跡。然而，國民黨氣運已盡，滿頭白發的王雲五並沒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從政與從商完全不一樣，他可以力挽狂瀾，拯救商務於危難之中，使老商務在他的手裏發揚光大，但他救不了國民黨這條即將沉沒的大船。金圓券政策失敗辭職時，正值他六十二歲的生日，他的內心思緒萬千，然而回望平生事業，淒涼之中仍有幾分豪邁，賦五言詩一首，其中就有“片言判輕重，三度挽危亡”的詩句。即使多少年後，中國出版史、文化史都會銘記他再造商務的貢獻。與此相比，他黯然離開政治舞台的一幕幕，終究如同過眼雲煙，不足道也。
一九二一年，商務印書館這家已有二十四年曆史的出版企業，占據著中國教科書市場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份額，是當時無可爭議的出版業“航空母艦”，但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衝擊下，商務高層已明顯感到了壓力和挑戰，力圖革新，所以才會力邀閃亮的文化新星胡適加盟，出任至關重要的編譯所所長一職。胡適做了一個多月的考察，最終不願接下這個擔子，選擇回北大教書，但他力薦中國公學時代有過師生名分的王雲五自代。這一年，王雲五三十四歲，在此之前，與出版業並無很深的關係。當年九月十六日，他進入張元濟創立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這是商務的核心機構），最初不願接受所長的名分，隻願居副所長之位。高夢旦托胡適勸他接受。到十一月十三日，他提出一份《改進編譯所意見書》，內容包括：一、所內人員更定考成標準；二、以新方法利用舊資料；三、規定所內外編輯事業範圍；四、全所人員當作為一有機體的組織；五、編著書籍當激動潮流不宜追逐潮流；六、新設機關為事擇人，舊有機關不妨為人擇事；七、改定暑假例假辦法。等等。一九二二年，他才正式出任所長，並按計劃一步步開始整頓編譯所，編訂編輯計劃，改組編譯所，請專家來主持各部，創編各科小叢書，擴充原附設的英文函授科，改稱函授學社（原來隻有英文為一科，增設了算學科與商業專科）。這些都是他的手筆。到一九二三年，經過一年的整頓，商務新出的出版物達到曆年之最。一九二八年一月，他開始籌備著名的“萬有文庫”，並獲得成功。一九二九年九月，因為商務工潮迭起，深感頭痛的他提出辭職，離開商務，到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做研究員。
一九三〇年二月，商務印書館總經理鮑鹹昌去世，商務元老高夢旦、張元濟主張請王雲五回商務出任總經理。他再四拒絕，經不住高夢旦等人的力勸，他提出兩個先決條件，一是取消商務當時實行的總務處合議製，改為總經理獨任製；二是接任後出國考察並研究科學管理，為期半年。董事會接受了他的條件。三月七日，他接任總經理後，馬上出國遠行，前往日、美、英、法、德、比等國考察。這年六月一日的《紐約時報》發表《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非子彈》一文，對他在商務印書館的貢獻讚譽有加：
當中國的軍閥們用數以千百萬計的民脂民膏從事於個人權力的維持與擴張的賭博時，一位卓具才華的中國老百姓卻以巨大的資財為中國人民教育的普及而賭博。這位勇敢的人物就是王雲五先生。……
王先生的巨大賭博已經贏定，它不是為他個人增加分毫財富，而是出版了一部被稱為“萬有文庫”的巨著，這部巨著共二千冊，不僅囊括了中國曆史典籍的精華，而且將世界各國的文學、曆史、哲學、詩以及科學著作譯為現代的中國文字，悉數納入。
……王先生所領導的公司主要並不在牟利，而在使中國的教育的機會更容易，費用更低廉，這確是解決中國重重災難的基本途徑。
當年九月，王雲五在歸國途中草成了“科學管理計劃”，十一日在董事會通過。十三日上午，他向重要職員宣布“本館采行科學管理法計劃”。下午，他對四個職工會即印刷所職工會、發行所職工會、總務處職工會、編譯所職工會代表發表談話，說明實行“科學管理計劃”的內容。九月十九日，他問職工四會全體幹事組長聯席會議做說明。十二月十八日，他召集編譯所重要職員和職工會代表談話，宣布編譯所改組計劃。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他正式宣布手定的“編譯所編譯工作報酬標準施行章程”，共二十六條。主要包括，資格分三級，工作種類分四級，品質之高下分三級，報酬分級計算等。不料編譯所職工群起反對，在職工會外另組特別委員會，專門辦理這一交涉。一月十五日全體大會議決，總經理不得越權幹涉編譯所內部事務，全體反對絕對不合科學方法的新標準。印刷、發行所也起來響應，加入反對科學管理計劃的行列。《申報》《大公報》等許多報紙連續報道商務發生的這場風波。王雲五當時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對計劃進行重大修改，緩和職工會的反對，維持自己的體麵；二是撤回全案，不顧體麵，但逐步推行科學管理計劃。科學管理的對象是人、物、財，他的嚐試太急，三者同時著手，所以不能成功。
在這種情勢下，王雲五毅然撤回原案，決定先把人放在一邊（實際上從下個月就開始悄悄實施了），而在不動聲色中，先對事物和財務實施科學管理。此時，國內企業沒有實施科學管理法的。在他之前，穆藕初在德大紗廠實施也因為職工反對而作罷。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胡適寫信安慰他，不要因為改革計劃受阻而灰心，勸他不要因此趨向固執的態度，而宜采取漸進、商量的辦法，漸進則易收功，急進則多阻力，商量之法看似迂緩實則快捷，不妨暫時遷就：
凡改革之際，總有阻力，似可用“滿天討價，就地還價”之法，充分與大眾商量，得一寸便是一寸的進步，得一尺便是一尺的進步。及其信用已著，威權已立，改革自然順利。
之後，他在商務步步為營推行科學管理計劃。對人，嚴進退，慎賞罰，明責任；對事，兼具名與實的全責；對財，強調責任心，嚴密立法；對物，注重標準化，精選及嚴密監護。一九三二年發生“一·二八”事變，從二月一日到三日，剛剛度過三十五周年的商務在戰火中化為廢墟，包括總廠、編譯所、貨棧、東方圖書館、附屬的尚公小學，大批珍藏的善本、文稿化為灰燼，四處飄散。這是中國文化的一大浩劫，僅可計算的財產損失就達一千六百多萬元。與張元濟一樣，王雲五無比痛心，他在《兩年中的苦鬥》中說：
室內有一個終夜未曾合眼的人，一方麵應付這許多人的要求和呼籲，一方麵傾聽外間的槍炮和炸彈聲，一方麵內心正在打算，趁此擺脫一切，以謀一己的安逸和一家的安全呢？或是負起一切責任，不顧艱苦危險，不計成敗利鈍，和惡劣的環境奮鬥，以謀打出一條生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