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八九六～一九五〇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他在北京大學求學期間恰逢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高漲，和羅家倫等同學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並在《新青年》發表許多文章，名動一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他是北京學生遊行總指揮。同年留學英國，在倫敦大學學習曆史、數學和實驗心理學，後到德國柏林大學學習哲學和曆史。回國後，先後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代理文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所長、西南聯大校務委員、代理北京大學校長等職。他主持安陽的考古發掘為殷商史和甲骨文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對古代中國和中國文化研究都具有裏程碑意義。抗戰期間，他出任國民參政員，以“炮轟”炙手可熱的權勢豪門孔祥熙、宋子文，被譽為“傅大炮”。
一九四八年的最後一天，南京長江邊上，大江滾滾而去，傅斯年和胡適兩人一邊喝酒，一邊背誦陶淵明的《擬古》詩第九首，相對淚下。
屈萬裏回憶，聽說傅斯年那時身上經常帶著安眠藥，預備緊急關頭可以“隨時吞藥自殺”。[1]我覺得這是因為他身體不好，夜難成寐，並不是為自殺而準備安眠藥。此時，前方戰場攻守之勢已易，國民黨政權已搖搖欲墜，蔣介石心中遷台之意早就萌生。此前十二月二十二日，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為台灣大學校長，這個決定在十一月就已作出。當月，他主持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已遷到台灣楊梅鎮。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灣大學校長，台大中文係教授黃得時請他寫幾個字，他信筆寫下“歸骨於田橫之島”的短幅相贈，其中彌滿了淒愴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語成讖。屈萬裏曾建議將這七個字刻在傅斯年的墓碑上。
一
台灣大學最初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建立的，所以台大將一九四五年光複之日算作校慶之期。到傅斯年接手時才迎來第四年的校慶。他之所以能把台大辦成孤島上的北大，不僅取決於他的幹才，和他大刀闊斧的勇氣與銳氣，更主要的是他的辦學理念，他完全繼承了北大的傳統，純粹為辦大學而辦大學，在相當程度上保持了大學的獨立性和學術尊嚴，比如拒絕三民主義進學校等。
四月二十日，傅斯年上任未久，就在《台灣大學校刊》發表的《國立台灣大學三十七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校長報告》中明確提出：“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的重要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的”，他提議通過一年半時間，改進各種通習科目，“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教課之需要實習者，得到充分的實習機會，有富於教本參考書的閱覽室可用，有優良的助教改他們的卷子。國文和外國文的程度，一年之內頓然改觀。”[2]同時他也表示，“不是我要把一個大學辦成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一個專是教書的大學，不會把書教得很好，因為學術水準低，自然不會把書教得深入淺出。所以在進行本校的教育建設上，也應該時時不忘學術的標準”。他說這些都“卑之無甚高論”，“但在目前大局不定、社會動蕩之下，不特‘高調’無從談起，即此‘低調’，若努力擔負起來，也是極其吃力的。……究竟大局與環境能允許我們做到幾成，總在未知之數”，[3]但以他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精神力量，他隻會一步一個腳印地往前做去。
什麼是大學？近代意義的大學在傅斯年心中是很清晰的：“大學是個教授集團，不是一個衙門，照大學法，校長雖然權力甚大，然我為學校之前途計，決不能有極權主義的作風。”[4]他深知，“一個大學必須大家要辦好，才能辦好，便可以辦的好，決不是校長要辦好的。我所謂大家，這包括全校教職員、學生、工友在內。”[5]“大學的主體當然在教授，為教育、為學術的研究，這都是當然的。假如教授受行政人的幹預太多了，流弊極大，可以弄到學術研究根本難得進行。”[6]所以，他原則上讚許大學的講座製度，保障教授的獨立性、教學的自由；如果大學教授與中學教員一樣，大學便不成其為大學。“五四”時代，他在北大度過了人生中重要的六年，趕上了蔡元培主政的時光，風雲際會，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誌，發表了大量鼓動新文化、新思潮的文章，終於和師長陳獨秀、胡適他們一同造成時勢，開創了新時代。蔡元培先生“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觀念，以及“教授治校，學生自治”這一套製度已經植根於他的生命深處。在他短暫的五十五年人生中，從進入北大讀書開始，幾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留學歸來，他先後出任過中山大學、北京大學、西南聯大教授。在受命擔任台灣大學校長之前，他做過西南聯大校務委員、北大代理校長，對辦大學並不是個生手。他有著讓胡適佩服得不得了的行政能力，同為“五四”時北大學生領袖的羅家倫和他開玩笑說，蔡元培、胡適是北大的功臣，而他們是“功狗”；如今在台大校園，還有“傅鍾”、“傅園”。有學者說：
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先生雖非創校校長，但在常規及製度之設立上，恐無人能出其右。[7]
他是“五四”之子，三十年來他的作為表明他是當年“五四”理想最好的捍衛者。三十年後，當他在亂哄哄的孤島上受命主持小小的台灣大學時，他心中的模本就是三十年前的北大，教授享有充分的學術自由、教學自由。作為校長，他就是要保障教授的這些自由。
他認為“大學的任務，本來是三項：一是教育的，二是學術研究的，三是事業建設的，三者有不可分性。”[8]三者有相輔相成的關係，“大學是學術機關，它的教育的作用，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不是掉轉過來；它的學術的作用是從教育的立點出發。換句話說，大學是以學術為中心，而用這中心發揮教育的力量；不是以教育為中心，而從這中心發揮學術的力量。”[9]“我不是把教育看作第二義，教育當然是人生第一義，但是大學的教育，是從學術的立點出發的，所以大學的教育，與中學的教育不同，並與職業教育不同，而且與專科學校的教育不同，而且應該與號稱大學或獨立學院的教育而以職業為目的者不同。”[10]
他強烈反對把大學當作培養工具的搖籃，堅決擯棄大學的工具主義。抬頭看看今天工具主義大行其道，重溫傅斯年斯人斯言，不禁讓人黯然神傷。
他倡導簡樸的學風。九月二十八日，他到台大的第二個學期，發布這樣一個布告：
本校學風，素稱儉樸，然亦偶有有錢人之子弟，習為奢侈者。茲在學年開學之始，特行告知諸生：如有嬌養成性，習尚浮華者，務請不入本校之門；既入本校之門，即須改行自新。須知國家辦此大學，費錢甚多，經費皆民脂民膏，豈容此輩濫竽其內，浪費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後如見有習尚浮華、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糾正，或開除學籍。[11]
對有錢人子弟，以台大為跳板，一有機會就要出洋，他也深有警惕，認為這是浪費教育資源，退學固然不能禁止，但在發證件上學校可以有自己的規矩。十月十二日發布的布告就是專門防止有錢人子弟“任意來去”的。[12]
什麼是大學精神？這是他耿耿於心、始終不曾忘懷的。“大學也必須有大學的樣子，包括精神與形式”，[13]“發揮大學精神”“促進學術空氣”是他辦台灣大學期間首先考慮的。他一直想寫一本闡述大學精神、他對大學見解的專著，因為事務繁忙，最終沒有寫成。但在各種零散的演講、文章、書信、布告等文字中，我們可以大致上看出他的基本觀點。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在台大校慶日發表演講，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它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作為人擠人的工具。”[14]“台灣省既然回到祖國的懷抱，則台灣大學應該以尋求真理為目的，以人類尊嚴為人格，以擴充知識、利用天然、增厚民生為工作的目標。”[15]
在根本意義上，大學精神就是傅斯年說的“專求真理”（或“尋求真理”）四個字，這是第一位的，其餘一切都是次要的。這和竺可楨當年為浙江大學確立的“求是”校訓，和哈佛大學的校訓都是相通的。本著這一理想，傅斯年呼籲學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煉，一個社會品行好的人多，社會就會健全，反之就很危險。“這一個時代，真是邪說橫流的時代，各種宣傳每每以騙人為目的，在宣傳者不過是想用宣傳達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個人養成說瞎話的習慣，可就不得了。……社會上這個風氣厲害了，社會就不上軌道。”在大學裏這一觀念尤其重要，他倡導“知識的誠實”，如果沒有這樣的精神，學問不能進步，發明更談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學問一切的根本，也是組織社會、組織國家一切的根本。”[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