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和魯迅交往三年，通信頻繁，魯迅日記中至少有二十多次提及他。當周文在文學路上遇到波折和痛苦時，魯迅給予了安慰和鼓勵。周文本名何開榮，還用過“何穀天”等筆名，因為仰慕魯迅，他特意取了個筆名“周文”，以後就以這個筆名行世。在延安，毛澤東給他寫信，也是稱他為“周文同誌”。
可惜周文的創作生涯因為革命而中斷，他的才華沒有盡情地展開，他三十歲以後寫了許多因為革命和工作需要的雜文之類，實際上與文學隔絕了。一九三二年，他在踏上文學之路的同時也踏上了革命之路，這兩條道路對於他基本上是同步的，那一年他隻有二十五歲。第二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共地下黨，介紹人是丁玲和葉以群。他的文學創作生涯實際上隻有短短五年，而且是業餘的，也就是在從事革命活動的空暇時間，將他自己的經曆寫下來。抗戰期間，他受命去了延安，致力於文藝大眾化事業，漸漸遠離真正的文學之路，成為紅色革命的馬前卒。他的名字和作品也就漸被湮沒。一九四九年以來，他的作品集隻出過有限的幾種：一是一九八〇年他故鄉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了上下冊《周文選集》，二是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一冊《周文選集》，三是中國現代文學館常玉瑩編、華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周文代表作》，四是周文家屬自編、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周文論文藝大眾化》。
在我看來，周文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作品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重要的收獲之一，長篇小說《煙苗季》和一係列短篇，都為中國現代文學提供了一些新的元素，他對上世紀二十年代動蕩時代裏軍閥生活的描述是獨特的、有價值的。他之走向革命，在當時也是正常的選擇，與他同時代的王實味、比他稍晚的李慎之等人，那個時代許多有才華的優秀青年都走上了一條和他相似的道路。周文的命運和他早年的作品因此能引發許多的感想。
王實味生於一九〇六年，隻比周文大一歲，他們選擇的道路、他們的命運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一樣富有文學才華；他們年紀輕輕就已發表許多作品，在文學圈小有名氣；他們本來可以沿著文學道路走下去，像沈從文一樣在文學創作上安身立命，有益於民族社會，但他們都選擇了革命這條路。包括比他們更年輕的範長江（一九〇九年）、顧準（一九一五年生）、李銳（一九一七年生）、許良英（一九二〇年生）、李慎之（一九二三年生）、何家棟（一九二三年生）等人，那個時代許許多多有才華的年輕人，他們義無反顧地選定了自己的信仰之路，冒著生命風險投身革命陣營。他們的遭遇我們都很熟悉，從“延安整風”以來到一九四九年以後，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反胡風”“反右”“文革”……顧準沒有能熬出“文革”，作為幸存者，李慎之、李銳、許良英、何家棟等人才有機會重新反思自己走過的革命之路，作出“剜肉還母，剔骨還父”的抉擇。周文早在一九五二年就不幸離世，終年隻有四十五歲，他沒有機會反思，寫一本自己的“思痛錄”，更沒有機會成為“兩頭真”的知識分子。就連他在延安批判過的同齡人王實味，他也沒有機會重新認識了。一九九一年，當王實味獲得平反昭雪時，周文離開這個世界已將近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