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讀到周文的文字大約十多年前，那是他一九四二年六月在延安批判王實味的兩篇文章，一篇叫《從魯迅的雜文談到實味》，一篇叫《魯迅先生的黨性》。在這兩篇文章中，他批評王實味“假借魯迅先生的旗號，拿出貌似魯迅先生的雜文”，“那簡直是在我們的頭上屙屎，在我們的後園挖祖墳”，所以用不著對王實味采取“同誌”的態度。[1]
放在當時大量彌漫著火藥味和惡毒詛咒的大批判文章中間，他的文章算不得什麼。他的名字夾在範文瀾、陳伯達、周揚、丁玲、艾青、羅邁等人中間，並不顯眼。因為對於周文其人其文其事完全陌生，我也就沒怎麼留意，猜想他大概是和王實味一樣投奔延安的紅色文人。
直到二〇〇六年春天，在武漢東湖，經小說家胡發雲兄的介紹，我才知道周文早年是個小說家，與魯迅先生有過較深的淵源，曾經擔任“左聯”組織部長，和周揚等人共事過，在左翼文學史上是個重要人物，一九四九年後擔任過中共中央黨校前身馬列主義學院的秘書長，也是個重要職位，一九五〇年代初蒙冤離世。我隱約想起批王實味的人中就有周文，回家一查果然是。因為有這個先入為主的印象，說實在的，我對周文的作品並無什麼期待。
然而，當我終於讀到周文的小說和少有的幾篇散文時，我感到很吃驚，這樣一個有才華的、早熟的青年作家，長期以來卻被我們的文學史遮蔽了，有些文學史著作連他的名字和主要作品都沒有提及，有的文學史偶有提及也極為簡略，隻有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對周文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更重要的是，在我看來，魯迅雖然把周文的作品歸入左翼文學，認為他是左翼文學的代表之一，但我在讀了他的《雪地》《煙苗季》等主要作品後，有個強烈的感受，給他的作品貼上“左翼文學”的標簽並不恰當。他的作品直麵黑暗的社會現實，更多的是從人性的層麵切入，對人性的體察很深，而且文字也獨特而富有魅力。他為數不多的小說，完全有資格進入中國新文學史，與其他同時代的作家相比毫不損色。從這一點說，我覺得，周文確實是一個幾乎被淹沒、被遺忘的作家。
周文生於一九〇七年，他的小說都是一九三七年也就是他三十歲以前完成的，他筆下的人物、故事、語言特別是心理刻畫，已頗為成熟，無論對話還是整體敘述都很從容。許多左翼作家的作品，現在拿起來往往是不堪卒讀，滿嘴口號，觀念先行，內容單薄，人物臉譜化，但周文的作品有血有肉，沒有意識形態的痕跡，他隻是真實地寫出他少年時代熟悉的軍閥部隊生活，對人性的貪婪、自私和殘酷都有很深入的洞察。如果不是事先知道他是“左翼作家”，我們是很難將他和“左翼”聯係在一起的，難怪他會受到魯迅的賞識。事實上，周文是個具有生活底蘊、閱曆豐富的小說家，他早年在川康軍閥部隊謀生，目睹、體驗了亂世軍旅的曲折生活，所以二十幾歲就能寫出很有現實批判性、又有審美內涵的小說。讀他的作品，我總是想起另一個有少年軍旅經曆的作家沈從文，他們兩人最後的文學成就不可同日而語。這是令人遺憾和惋惜的。
魯迅生前對周文有很高的期許。一九三二年，其成名作《雪地》就是經魯迅的推薦，發表在《文學》雜誌上。一九三五年，周文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父子之間》也是魯迅推薦給良友圖書公司的編輯趙家壁。一九三四年，美國伊羅生想要編一本中國的短篇小說集《草鞋腳》並譯成英文，請魯迅幫助選編，他就選了周文的《雪地》。在向伊羅生介紹左翼文學的新進作家時，魯迅舉的第一個人就是周文，此外還有沙汀、草明女士、歐陽山和張天翼。一九三六年，美國紅色記者史沫特萊采訪魯迅，問他中國有哪些最優秀的左翼作家，他列舉的十人中也有周文，其他人是茅盾、葉紫、郭沫若、柔石、艾蕪、沙汀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