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故友劉若愚教授，字君智，想不到華裔同行間一直有人戲稱他“劉大智”。這個綽號，我想若愚兄自己沒有聽到過，我也是在去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國時報·人間》版上看到劉紹銘《孤鶴隨雲散》悼文後才知道的。此文副標題雖為《悼劉若愚先生》，但紹銘弟同他顯然並無深交，悼文主要寫他是個“不好惹”的角色，學問雖好，著述雖多，“人緣”卻很壞。加上若愚兄長年不寫中文文章，華人讀者之間他的知名度不高，紹銘弟對此也表示遺憾。若愚兄五月二十六日逝世後，《孤鶴隨雲散》是我讀到的第一篇悼文。此文七八月間在台港兩地發表前後，竟沒有同事、友好為他寫過一篇更詳盡、更嚴肅的紀念文章，追敘其生平且把故人一生治學的成就，公允地評介一番，表示若愚兄的“人緣”的確不太好。據我所知，同行之間，印大羅鬱正教授同他友誼最篤，芝大餘國藩教授對他的才學也是一直表示敬佩的。他曾於《中國時報》八月三日《人間》版發表了一首《悼劉若愚教授》的《滿江紅》詞，意長情深。此詞國藩弟年初寄來後，我才看到。若愚兄逝世九足月，在報章上看到悼念他的詩文，實在不多。
相比起來，一九八二年正月四日許芥昱教授在加州灣巨大風暴中遇難後，半年之間要有多少至親好友、中外同事寫詩文紀念他。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張錯編輯的那冊《永不消隱的餘韻——許芥昱印象集》同年夏季截稿，十二月由香港廣角鏡出版社出版，集了五十多篇詩、文、信劄，洋洋大觀。芥昱兄向以詩畫交友，讓人家既看到他的才華，也感到他那份熱烈的友情。我同他見麵次數不算多，但我伏案工作累了，抬起頭來即可看到牆壁鏡框裏故友贈我夫妻的一幅小型山水畫。作為一個學者，許芥昱的成就當然比不上若愚兄，劉教授是內行公認自成一家言的中國詩學權威，但講做人，芥昱要比他成功得多了。
若愚的最後一本書《語際的批評家》（The Interlingual Critic：Interpreting Chinese Poetry一九八二年印第安納大學出版所出版）“注釋1”，提到“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這兩句杜詩。劉兄認為“寂寞”指“身”不指“事”，晚近幾位英美學者都把此句誤譯了。但對不相信死後還有知覺的現代人來說，“千秋萬歲名”也改不掉屍體落土、火葬之後的“寂寞”，兩句這樣解釋，似更有詩意。若愚生前不像芥昱這樣廣交詩畫文友，晚年獨身，也一直沒有紅粉知己相伴，去世後至今少有人撰文紀念他，說起來要比芥昱“寂寞”得多了。一個中國文學研究者的英文著作，不像中國人用中文寫的詩、小說，甚至文藝批評，保證不了什麼“千秋萬歲名”，但若愚兄的七本書，其中有幾部三四十年內不斷會有中外學子去參閱，這是可以斷言的。
我悼若愚兄，同時也想起許芥昱，不僅因為《印象集》裏少了我的一篇文章，至今覺得對不起故友。許、劉二兄同我都是英文係、外文係出身，都於四十年代後期留學英美兩國，也都因大陸政權易手而各自在海外奮鬥的。芥昱兄來美比劉、夏兩人早（一九四五年四月來美充任中國空軍的翻譯官），但他正式在奧立崗大學新聞研究所進修，也已在一九四七年的秋季了。我自己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抵美，翌年正月進耶魯研究院讀英文係。根據《語際的批評家》緒言自敘，若愚兄北平輔仁大學西語係畢業後，在清華研究院英文係讀了一學期才乘船去英國布裏斯多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進修英國文學的，時間想是一九四八年初。
到了六十年代初期，我們三人都有著譯問世而在美國學術界初露頭角了。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九六一年三月初版，書序寫於一年前，其實未加增補的原稿早已於一九五八年底即已寫就了。劉若愚的《中國詩學》（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一九六二年在倫敦Routledge＆Kegan Paul出版（美國版同時由芝加哥大學出版所發行，此後劉的四部著作也皆由芝大出版），但書寫成於若愚香港教書期間，也是五十年代後期的作品。許芥昱一九五九年拿到史丹福東方語文係博士學位後，即在舊金山州立學院當助理教授。他編譯的《二十世紀中國詩》（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一九六三年由紐約雙日公司出版，全書四三四頁。一般說來，譯作比不上著作受重視，因之在英美學術界，我與若愚的兩本書似乎地位更高。但芥昱這本書，選納了從早期到四十年代後期所有的重要詩人，至今仍是“新詩”的最佳英文讀本。芥昱兄譯筆如此流暢，讀他的譯作往往比讀中文原詩更有味道。
二
近年來，華裔學人在美國出版的學術性著作如此之多，目前來自台、港、大陸的留美學生簡直難以想像我同劉、許兩兄弟當年艱苦奮鬥的情形。胡適留學期間哥大即有個中文係了，但當教授的當然都不是中國人。我的哥大前任王際真先生（剛過八十八歲生日，走路比我還快）一向位低薪薄，到晚年才升任為正教授，雖然早在三四十年代，他《紅樓夢》節譯本，《魯迅小說選集》以及其他三種古今短篇小說集已出版，在美國當年的中文教授間，算是成績卓著的一位了。同時間的華裔中文教授也有人編過些文學讀本和漢語教科書的，但卻真沒有人寫過一本中國文學研究的專著。
過世已多年的陳受頤先生乃芝大的英國文學博士，曾長期在加州帕慕那學院（Pomona College）任教中國文學。早在五十年代我即聽說他在寫一部巨型的中國文學史，同行顯然對之寄予厚望。此書——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終於一九六一年由紐約朗那出版社（Ronald Press）出版了。但書裏錯誤百出，陳老先生不僅粗心大意，而且他對古詩文顯然了解也不深。韋理（Arthur Waley）曾把“赤腳大仙”譯成“The Red-legged lmmortal”，至今國人樂道此事，表示漢文實非洋人所能精通。但嶺南世家陳受頤，翻譯《世說新語》裏一句話：“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竟把最後四字直譯（未加注釋）為“The Foot Soldier From East River”（陳著，頁一五七），顯然不知“步兵”在這裏指阮籍，也同樣大鬧笑話。英國漢學家霍克思（David Hawkes）為《美國亞洲學報》寫書評，特舉此為例，表示中國學者學問不過如此，也等於為他受業師韋理報仇。當然“江東”譯成East River，也表示陳老先生實在糊塗，與他漢學程度無關。早幾年，馬瑞誌（Richard B。Mather）教授在他的《世說新語》全譯本裏已把張翰的綽號正確地譯為“Juan Chi of East of The Yangtze River”了。
陳著《文學史》一炮不響，虧得同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站得住腳，給華裔學者爭回些麵子。捷克學人普實克（Jaroslav Pr usek）原也想把我一棒打倒，從此翻身無日，想不到反給我在強有力的答辯裏揭露他自己治學的刻板與淺薄。翌年若愚撰寫的《中國詩學》，雖然篇幅不多（正文一百五十多頁），而且顯然是專為不懂、不太懂中文的英語譯者而寫的，但內行詩家一翻此書即知道作者不僅對詩詞、詩話真有領會，他對西洋詩學也很有研究，不得不予之佳評。事實上，若愚在清華當研究生時，已是英國詩論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的學生兼助教，對李卻慈（I。A。Richards）、燕卜蓀師徒兩人的著作，讀得很熟。赴英深造，名義上雖在布裏斯多大學修碩士學位，實際上他是追隨牛津詩學名教授包勒（C。M。Bowra）寫論文的。日後若愚兄借用二十世紀英美詩評家的理論和方法來整理中國詩，當然就給他整理出頭緒來了。陳受頤的《文學史》慘遭圍攻之際，美國漢學界出了夏誌清、劉若愚兩個新人，都是英文係出身，西洋文學讀得比一般歐美漢學家多，英文也比他們寫得漂亮，的確大受同行注意，從此也不再有人膽敢忽視、小視華裔學人了。劉紹銘在悼劉文裏謂：“國人在英美學界替中國文學拓荒的有二大前輩：小說是夏誌清，詩詞是劉若愚。”紹銘弟同我私交雖厚，同若愚兄交情極淺，但也無意捧他，所謂“二大前輩”，倒的確是美國華裔同行一致的意見。
一九六二年九月開始，我一直在哥大教書；若愚兄一九六七年離芝大而去史丹福任教後，也就在西岸定居。我至今未知是哪幾位年輕同行，煮酒論英雄，品定我們為“東夏西劉”的。但此說一說，傳遍美國著名學府的留學生間。六十年代後期我去哈佛演講，從謝文孫口裏初聽此說。文孫弟是中國近代史專家，那時還在念博士學位，早年也是先兄的得意高足。
三
年輕時在美國學術界打天下，不僅要努力著作，也還得忙於奔波，不時參加會議，在同行麵前露一兩手。一九六一年初，我還在波茨坦紐約州立學院教英文，但《小說史》即將出版，為謀職方便起見，想要在亞洲學會年會上宣讀一篇論文。托先兄問陳世驤，才知道明尼蘇打大學馬瑞誌教授正在籌備一個中國文學小組會議。我寫信去，馬教授居然看世驤麵子，容我讀一篇有關《紅樓夢》的報告。此文原題《〈紅樓夢〉裏的愛與死》，公開宣讀時已改題為《〈紅樓夢〉裏的愛情與憐憫》。
我於三月二十六或二十七日飛往芝加哥，下榻著名的帕墨旅館（Palmer House），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到達小組會議室，才同馬瑞誌、許芥昱初會。原來芥昱也想露一手，特來芝城讀一篇評析李清照詞的報告。另兩位讀論文的，一是傅漢思（Hans Frankel），我早一年去西岸訪兄，由濟安哥介紹認識的；一是柳無忌教授，一九三一年即已是耶魯英文係的博士，我在耶魯那幾年，他也在母校，孜孜不倦地研究孔子與儒家思想。這個討論小組，許、夏兩人無名，馬、傅、柳三人當時名氣也不大。但不出多年，五人都稱得上是各有專長的名教授了。
柳先生那天講蘇曼殊的生平，為日後寫蘇氏評傳做準備。芥昱兄那篇《李清照詞》（The Poems of Li Ch’ing-chao），後刊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那一期老牌學術季刊PMLA，並附許教授自譯的易安詞多首。PMLA讀者主要是英美語文以及其他歐美兩洲語文的教授和教師，《李清照詞》乃該季刊破天荒第一遭刊登的中國文學論文，芥昱兄當年應感到特別光榮。我自己那篇，會場上有位《批評》（Criticism）季刊的編輯，乃韓國人（不知是否美國土生），聽了中意，日後來信索稿，也就寄去發表。同時該文加以增補後，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的一章。
一九六一年，芥昱兄還沒有留髯，人看來英俊瀟灑。小組會議結束後我同他談得很投機。一九六九年跟王洞結婚之後，我同芥昱兄的友誼也加深了一層。原來王洞當年曾在舊金山市立學院教過中文，芥昱正是她的上司，對她極為照應。一九七八年初芥昱兄來訪（此事我曾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序上提到過），三人暢敘一晚，也提起我和他在芝加哥會場上初會的情形。我特在書架上找出年會節目表給他看，兩人不禁大笑。節目表芥昱早已丟了，還囑我把印上我們小組會議節目的那一頁影印寄給他。想不到四年之後，他想搶救書房裏自己的手稿而喪生。一九六一年五月，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洛杉磯郊區住宅一夜之間燒得精光，他所藏有的書信、手稿、書籍、油畫都付之一炬，但離開凶宅前，他畢竟帶走了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說手稿[《島》（Island）]，太太也搶救了她珍藏的Guarnieri名牌小提琴。水災急不待防，有時比火災更可怕。
四
一九六三年三月底我同若愚兄初會，也在亞洲學會的年會上。那年開會地點在賓州費城，我乘火車去很方便，若愚如還在夏威夷大學任教，得老遠乘飛機趕來。他第二本書《中國的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一九六六）序裏提到他在費城年會讀了一篇討論古代遊俠與儒、墨、道三家關係的論文。那場小組會議我記得很清楚，而事實上，我們不可能有比該次更早的聚會了。《語際的批評家》自序那一章所記大事，皆未係年月，單知劉若愚先在布裏斯多、牛津兩地攻讀兩年，再去倫敦大學任教中文課程五年。此後他在香港執教五年才去火奴魯魯的。我來美留學後，要待一九六二年暑期，才有機會赴英國開會，若愚兄那時當然早已離英他往了。在費城兩人初會，必然熱烈地握手言歡，談了一些衷曲。滬江同學張心滄、丁念莊是我海外最老的朋友，大半年前特去劍橋訪他們，同若愚談話一定也提到他們兩位。
若愚兄那時在寫《中國的俠》這本書，《水滸傳》裏的俠義人物也是他注意的對象。我早一年在印第安納大學宣讀的《水滸》論文，已部分刊出於該校主辦的《比較文學年刊》（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若愚兄認為我把《水滸》評價太低，太看重梁山英雄仇視女性的“幫會道德”（gang morality），特問我可否在他新書裏對我的觀點加以駁辯。我當然一口答應，但心裏總覺得有些奇怪，同行中西朋友，還沒有第二個人初見麵就要征求同意與我筆戰的。說得好聽些，若愚雖愛朋友，卻更愛真理，不怕為辯護真理而開罪人。說得不好聽些，劉若愚確如紹銘所言，是個“‘不好惹’的角色”，“生性要強”，潛意識中惟我獨尊，總想把與自己意見不合或批評研究方法不相同的著作，評得較苛。
紹銘悼若愚文裏引譯了哈佛教授奧溫（Stephen Owen）新著的書評一節。此書我尚無暇閱讀，不知劉兄評得公允與否。但奧溫一九八一年出版的皇皇巨著《盛唐詩》（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我是讀過的。此書從王維寫到韋應物，奧溫對大小詩人卻有他自己的見解，古今評家的意見他或采納或駁斥，很見功夫。若愚兄當年在CLEAR期刊（第四卷第一期）上寫書評，我認為把此書評得太苛刻一點。餘國藩在《亞洲學報》（一九八三年五月號）寫的書評，給《盛唐詩》最高的評價，我認為公正得多。
《中國的俠》一九六六年出版，我自己那本《中國古典小說》（一九六八年哥大出版）也已寫就，沒法子隻好給《水滸傳》章加了兩個長注，答複若愚反對我的意見。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中國的俠》書一一四至一一六頁和《古典小說》三四〇至三四三頁注十四、十七。一般說來，這場辯論之後，若愚治詩詞與詩論，我治古今小說，河水不犯井水，沒有什麼衝突。但想不到若愚兄去世前一年左右，他還特別投書《知識分子》（The Chinese Intellectual）提出幾點責問，等於同我挑戰。挑戰者位低資淺，有地位的學者盡可置之不理，沒有人會認為那學者自知理虧，默默認錯的。但西劉對東夏提出質問，同行等著看好戲，我就非寫答辯不可，雖然心裏很不願意。二十年前為《水滸》交鋒一場，沒有關係。二十年後，兩人都名高望重，實在不必要在一份學術刊物上公開筆戰了。
我是《知識分子》的編輯顧問，總編輯梁恒是我的學生。他向我索稿，我就答應寫一篇《中國古典文學之命運》。這個題目極大，我先交了個上篇，刊於一九八五年四月發行的春季號（第一卷第三期）。我那篇論文尚未全部刊出，劉教授實無必要迫不及待地寫出《讀夏誌清《〈中國古典文學之命運〉有感》那封投書。再者，若愚兄一九六九年八月在新七卷第二期《清華學報》上發表《李商隱詩評析》後，還沒有發表過中文文章。晚年他自稱是“語際的批評家”，專用英文講述中國詩和詩學，對一般中文刊物上發表的文學論文，盡可和他意見不同，他從不駁辯。這次特寫中文投書，刊登《知識分子》同年夏季號，我真感到情形不簡單，否則多年老友，兩人通信討論問題，有何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