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我兩次闖蕩好萊塢，都以失敗而告終。在那裏帶給我最大挫折感的，不是影院裏稀稀拉拉的觀眾，而是美國的媒體。
拍完《殺手壕》，公司希望我趁勢在美國展開一輪宣傳，他們幫我安排了很多訪問。同事在這之前提醒我，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麵對美國記者。當時我覺得他在小題大做，我年輕的時候什麼苦沒吃過，什麼場麵沒見過？區區一些媒體記者，又能把我怎樣呢？
事實證明我錯了。
“你的名字怎麼念？”“你是李小龍的弟子嗎？”“你能徒手打碎磚頭嗎？”“你能表演一下空手道嗎？”“請你秀一下功夫！”……諸如此類的問題同時襲來，我有點招架不住，心裏也非常地煩。我已經是紅遍亞洲的明星，所有人都對我尊重有加，你們憑什麼像耍猴一樣耍我？當時有一檔電視節目，我專程從洛杉磯飛到紐約去錄製，出於對主持人問題的反感，加上自己英文差，我全程沒說幾句話，最後人家把我的專題直接砍掉了。
那天晚上，我趴在房間大哭一場。所有這些都超出我的預料。我是犯了什麼病，放著好好的亞洲市場不顧，跑來這個沒人喜歡我的地方？
回到亞洲，又拍回成龍式的動作片，自己覺得很爽，但我的同事們從來沒放棄把我推向世界市場，而好萊塢無疑是無法繞過的一塊寶地。80年代的兩次失敗之後，終於在1995年，我再度重整旗鼓來到美國。
這一次，我要自己選擇電影項目，不再任人擺布。我知道哪一種電影才是適合我的。
剛到好萊塢，對我的邀約就一直不斷，全部都是當紅的導演或演員。邁克爾·道格拉斯希望我在《黑雨》中飾演日本殺手，史泰龍希望我與桑德拉·布洛克合作，扮演一個超級罪犯，之後又希望我在新片中飾演毒品販子，這些電影都被我推掉了，我覺得角色不適合。與此同時，我自己做了一個劇本，那就是和唐季禮合作的《紅番區》。
這部電影雖然是香港製作，但從一開始就立足國際市場。影片主要場景設置在紐約（後來是在加拿大完成拍攝），很多演員都是老外，很多對白都是英文。嘉禾的兩位老板鄒文懷跟何冠昌認為，這部電影有可能幫我敲開西方市場的大門。
1995年，《紅番區》在美國上映，首周末即拿下980萬美元的成績，成為首部登上美國電影票房榜首位的香港電影，而且還是配音電影。美國的發行公司New Line Cinema 為這部電影投入了強大的宣傳力量，我再一次麵對美國媒體時，這次的情況與之前有了巨大變化。我成為當地雜誌的封麵人物，出現在很多電視訪談節目中，大家都在用熱情和歡迎的目光迎接我。
也是這一回，我在美國參加了真正的“成龍電影”的首映式。走在紅毯中間，攝影機照相機不斷地閃光，人們大聲尖叫著我的名字，這一刻，我知道自己成功了。在那之後，我的三部香港電影《霹靂火》《警察故事4：簡單任務》《一個好人》也陸續在美國發行。拍攝《一個好人》期間，我受邀在好萊塢的中國劇院外麵留下了掌印、腳印和簽名。
1998年，我與克裏斯·塔克合作的《尖峰時刻》在美國上映，電影獲得空前成功。影片的續集《尖峰時刻2》和《尖峰時刻3》分別於2001年和2007年上映。盡管這並不是我最喜歡的電影類型，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在美國和歐洲獲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績，我也借助後兩部片子的機會，把兩個國內的年輕演員章子怡和張靜初介紹給了西方觀眾。2002年，我的電影《燕尾服》剛剛上映，首周末就以1500萬美元的成績登上北美票房榜亞軍。同年10月4日，我受邀在好萊塢的星光大道留下了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