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
說到輔仁大學，不妨先做文抄公，引一點名家的文獻。劉半農氏在《輔仁大學的現在和將來》中說：
輔大在北平各大學中，是比較最年青的學校，算到現在還隻有三歲。北平的國立學校，如北大已有三十年的曆史；私立的如燕大、彙文等，也已有一二十年的曆史，輔大雖然這樣的年輕，近來說出名字來，社會上也有人知道了。它雖然沒有很大的名聲，但不在壞的學校中間，總在水平線上麵。這是本校將來發展的立腳點。
這是一九三○年四月劉氏對輔仁大學學生談話的開頭一段，這裏明確了幾點。其一，它是新成立的學校，往前數三年，正是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之交，也正是北伐戰爭的年代，待它成立之後，政治中心就南遷了。因而可以說，輔仁大學正是在文化古城時茁壯成長起來的學校。第二，“在水平線上麵”，這說明它建校之初，就以此為立腳點，想要辦成一個比較好的學校。因為當時北平正如劉氏所說，是有一些“壞的學校”的。但要把學校辦好，也是不容易的，劉氏這篇談話是由學生記錄的，他在收入《半農雜文二集》中時，又在文後加了按語道：
輔仁大學是美國本篤會創辦的學校，自開辦以後，即由陳援庵先生主持校政。民國十八年夏，校中發生風潮，情勢嚴重，教育部派員查看，認為校務有改良之餘地，並明令學校應改為學院，俟辦理完善，經呈部派員查明後，始許複稱大學。於是創辦人大恐，挽沈兼士先生請餘幫忙。餘於是年七月就教務長職，即向教育部陳訴該校已往情形，及以後辦法，請仍準用大學名義試辦，免稱學院，此節居然辦到，乃著手於校務之整頓，希望於短時期中完成立案手續。到二十年秋，輔仁大學奉到教部準予立案之命令。其時餘已心力交瘁……因即辭去教務長職，歸政於陳援庵先生。
本篤會是美國天主教會，當時北平教會學校，基督教的多，天主教的極少，大學更沒有，陳援庵（垣）先生曾是天主教信仰者，與教會有關係，又是北京各大學有聲望的教授、曆史專家，當時正在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所屬的國學研究所擔任所長，辭了職專門來辦輔仁。另外秘書長是英千裏，是中國近代教育家英斂之先生長子，英是輔仁大學創辦人之一，去世後，其時英千裏由英國倫敦大學畢業回國不久，精研哲學、邏輯，精通英、法、西班牙、拉丁四種文字，即協助陳垣先生辦輔仁，起了很大作用。輔仁大學自開辦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經費前期由美國本篤會負擔。後來輔仁經費改由羅馬教皇派美國、德國聖言會接管。“七七事變”後，羅馬教皇駐華代表是德國人，一九三六年輔仁由德國人雷冕任校務長，因而在八年淪陷期間，輔仁大學一直能存在於淪陷後的北平，繼續辦學，沒有受到更大的影響，在太平洋戰爭後，也未像燕京那樣，被封門。
在劉半農氏按語中，說到開始時，學校鬧學潮，不穩定，南京教育部不予立案，而且命令改稱學院，陳援庵托沈兼士請他幫忙，出任教務長，才起到作用，保留了“大學”名稱，而且把學校穩定下來。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之一，陳援庵、沈兼士、劉半農都是北京大學舊人，沈、劉關係更深，沈先到輔仁任文學院長，因之托沈請劉。劉到了輔仁，還兼著北大教授，保留著北大的陣地。原因之二，當時南京教育部長先是蔣夢麟，後是朱家驊，都是北大一派，而當時華北、北平教育大權是掌握在李石曾、李書華等人手中，這些人都是留學法國的，而劉半農也是留學法國的，同這些人關係很深，這個時期，他同時又擔任了北平大學女子學院院長的位置。因而他在高教係統中，力量是很大的，他擔任了輔仁大學教務長，很快把輔仁立案問題解決了。既保住了輔仁大學的名稱，又整頓了輔仁大學的教育秩序，對於輔仁後來越辦越好，成為一個比較有名的大學，是起到關鍵作用的。接其任的是英千裏先生。
輔仁大學校址在定阜大街，都是購買幾座王公貝勒的府邸改建的，最早是濤貝勒府，地址在龍頭井，這是光緒弟弟、溥儀叔叔載濤的府第。後來買了定府大街慶王府東邊的一部分，蓋起了新大樓。“定府”大街後改名為“定阜”大街。慶王是清末最有權勢的奕劻，與其子載振又勾結袁世凱把持清末政治，辛亥革命後，其父子都躲到天津租界中去居住了，偌大的王府，東麵賣給天主教會，蓋了輔仁大學，西麵後來是航空署、衛戍司令部等機關。後來又買了什刹海西的恭王府辦了輔仁女院。恭王即鹹豐弟弟奕，這房子原是乾隆後期和珅的府邸，現在這裏因據傳是大觀園，大大出名了。
劉半農文章中說：“正在建築中的新校舍，係一座四方形的大樓，今年九月便可完工。”據此可以知道輔仁教學樓的建築年代。這是一座約一百多米長寬的正方形圈樓，臨街，兩層外加地下室。南麵一排臨街房子，隻一麵有教室，另一麵是對著左右院子的寬大走廊。東、西、北三麵，都是兩麵有房子，中間一條樓道，四周可以順樓道走廊兜一圈。在我的感覺中，這所教學樓與其說是學校，似乎更像一所醫院。不知在輔仁讀過書的朋友，是否有此感覺。
大門在前麵一排房子的正中，三間，而在中軸上，則另有一座三層樓建築，南連大門進門處大廳，北麵連大樓北麵房子，又有門通向後麵，中間這座建築，正把大樓一分為二。從門外看，整個大樓中間三層，兩翼兩層，十分氣派。進了大門高台階大門，一個不算大的大廳，直對一座大扶梯，走上去就是禮堂正門。扶梯下麵兩側是辦公用房，左側就是教務處，禮堂下麵是圖書館，原來中軸線這座建築，是包括禮堂、圖書館和辦公用房的。由中間底層直穿到北麵出去，那是通後麵花園的門，俗稱“神父花園”，裏麵老樹蔥鬱、花木扶疏，極為幽雅，可是學生不能隨便進去。我想象這裏麵大概就是當年慶王府的花園。
輔仁有三個學院，文學院有中國文學、史學、英文、社會學、哲學五係，理學院有數學、物理、化學、醫預四係，教育學院有教育、心理二係，因為要有三個係才夠一個完整的學院，後來教育學院又添了美術係。
學校主要靠教師，大學必須要有一些名實相符，又熱心教育的教授，以各方麵專家的資格，領導起學校。輔仁除校長陳援庵先生是史學專家，文學院長沈兼士是章太炎弟子、精研小學的國學家，另外秘書長兼西語係主任英千裏，曆史係張星烺，中文係餘嘉錫、顧隨，社會係董洗凡，物理係薩本鐵、薩本棟，化學係袁翰青，美術係溥伒、溥佺等，還有教育學院院長張懷、教授徐侍峰、歐陽湘等位，這些都是十分著名的專家。劉半農氏文章中，談到教授時曾說：
我們想竭力羅致名教授，雖然不能使全國的名教授都到我們的學校來，但總竭力設法去敦請。外國教授方麵，據說今年美國又有十位專家，簽名願來本校……隻須打電報去就可以來。
輔仁一直有不少位外籍教授，雖不如燕京、協和多，但也是不少的。其中不隻美國人，如後來做教務主任的胡魯士，是荷蘭人，校務長雷冕是德國人，後來豐浮露也是德國人。
輔仁理學院物理、化學、生物三係的各項實驗室，是十分完備的。如化學係的“液體空氣機”，在當時北平各大學的試驗室中，也是獨一無二、十分著名的。
在文化古城時期，各公、私立大學中，輔仁是後起之秀，但一時難和幾所國立大學及燕京大學並駕齊驅，隻能在一般私立大學中爭一日之長，它有幾點優越條件：第一，一般私立大學，經費比較困難，它則在經濟上有教會的保障；二是它有幾位在北京大學有聲望、有影響與實力的名教授熱心支持；三是它招生嚴格，取分標準高，可以保證教育質量；四是教育導向較切實，能言中利弊，引導學生如何學習。這四點保證了輔仁在文化古城時期，以一個曆史短暫的新學校，逐步成長為一所有一定成績的大學。這四點劉半農文章中均有論述，前兩點不多說了，後麵兩點可略引一些劉文的原文。如談到招生雲：
要提高程度，不得不選程度較好的學生。本校錄取新生的標準，今天以前，不見得很高。但這也是比較的，比國立學校亦許差一點，比某某等私立大學，已高的多了。現在我舉一件事實來證明（說是有一個學生考輔仁國文係一年級，劉氏認為他程度不夠，把他編入附中高二，這人不肯，考另外一所私立大學，這個學生卻被取在國文係第一名，故事如此，原文略）。……但從下學期起還要提高，要提高考試題目和閱卷標準，總要漸漸的做到和著名國立大學一樣。
在指導學習方麵，輔仁當時有高中部、本科，劉氏分別指導說：
高中的功課，可以叫做高等的普通學，其意義有二：一、為進大學的預備，凡進大學的學生，必須有良好的基礎和研究專門學問的工具，高中功課的目的，就是預備這基礎和工具。二、為不能進大學的學生，使他於高中畢業後，服務社會，有高等的知識，應付一切，不至太形粗陋。因此，本校高中最注重的功課是國文、英文、算學。這三者之中，以國文為最注重。二十年來，國文一科太形退步了，甚至大學畢業的學生，連普通信劄也寫不通。所謂“通”，有兩種說法：“大通”和“小通”。大通是博通一切，自非易易。小通是文從字順，是人人應有的能力。……高小畢業，中文應該就通。乃至初中，高中，甚至大學畢業，尚未能通，這豈不是笑話嗎？本校欲力矯此弊，所以最注重國文。……本校也重英文的，可是會英文的目的，和社會上一般人的目的，大大不同。一般人念英文的目的，我們可拿上海商人的心理，來做代表：他們的子弟，自小就送到工部局辦的華童小學裏去念英文，大了以後又送到聖約翰大學，所希望的隻是學了英文，在洋行裏混一個事情，吃洋飯，發洋財罷了。我們的目的不是這樣，我們以為時至今日，學術已有了世界化的趨勢，無論學文學、學科學，倘不能直接看外國書，隻憑翻譯本子，那終是隔靴搔癢，倘使能直接看外國書，就可以增加許多知識的源流和做學問的門徑。……算學是一劑整理腦筋的良藥，無論研究哪一種學問，都應該先受過它的洗禮。我們學算學，不僅僅為學習算學的本身，並且為養成科學的頭腦。國、英、算三字聯在一起，人家聽了，多以為陳舊的很，腐敗得很。但於陳舊、腐敗中，我們卻另有很新的、很實在的意義。
關於本科功課的話，卻很簡單了。本科的學生，是應用在高中時所預備的工具，作專門的研究。……我們要明白受初等教育時，全賴教員灌注；到了受高等教育時，就全靠自己用功，教授不過指導你們門徑罷了。所以我切望諸位多往圖書館和實驗室裏去做工夫。這樣十年八年以後，本校的學生，對於學術有所探得，貢獻社會，這才是輔大真正的光榮。
劉氏指導教育的這些話，對於輔仁後來辦學，是起到作用的。同時，這些話，直到今天，對於中、高等教育，也還是十分有價值的。
文化古城時期的輔仁，打下了結實的基礎，在淪陷時期，它因德國教會的特殊關係，不但存在了下去，而且因北大、清華內遷昆明，後來燕京被封門，內遷成都華西壩，這樣淪陷區的學生，有條件的不少人都考了輔仁，我是一九四二年考上輔仁的，但因經濟困難，隻交了十元錢的保留學籍費，保留了一年學籍，後來也未再去，一晃幾十年過去了，回首前景，真如夢寐。
中法
對於中法大學，從我未進入中學時，就是不陌生的。但我卻沒有進過中法大學的大門。
那時，我有四家鄰居，同中法大學有密切關係，兩家是教授，一家是講師，還有一家是學生。前院住的陳綿博士，字伯早，是法國巴黎大學藝術博士，當時既是中國旅行劇團的導演，又是中法大學文學院教授，是名望最大的。後院住的鮑文尉先生，是與大詩人艾青同船回國的，後來曾翻譯過古典名著《巨人傳》，那時也是中法大學的教授，以上二位都是北京大學畢業後，又留學法國的。前院住的法國人胡木蘭女士，她的中國丈夫把她遺棄了，她在北京教了一輩子法文，當時正在中法大學教法文，可能是講師吧。另外有陳橘孫和他弟弟二人，前者是留學法國學法律的，當時也在中法大學任教，至於教什麼，或者職務是什麼，就不知道了。這人後來在偽教育總署任秘書，也還兼課教教法文。他弟弟當時正在中法大學讀書，什麼名字我忘記了，隻記得他每天下午三四點鍾放學回來，總是大聲唱著外國歌曲，“啊哈哈”地經過我家走廊窗下，回到他自己房間去。當時我的父親正在養病，常常下午的睡眠被他吵醒，因而為之慨歎。這位中法大學的學生，在北平淪陷後的第二年，就去法國留學去了，以後再也沒有回來過，算來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向他致以遙遠的祝福吧。另外前麵說到的各位，大多均已成為古人了，隻有鮑文尉老先生還婆娑人間，前年在上海遇到，已八十六七歲，說北京外國語學院已分到房子，不久要回北京去，並意味深長地對我說：“我要天天看西山……”其襟懷可以想見了。
在文化古城期間，中法大學的學生，按照規定，在國內讀兩年，成績合格，即放洋留學，到法國去讀後兩年。這一點是十分吸引人的。但是它的人數也並不太多，據一九三五年資料記載：
私立中法大學，校長李麟玉，創辦於民國九年，由預科改辦，學生人數二百餘人，學雜各費每學期十五元，校址東皇城根八棵槐，電話東局一八二。
學生隻有二百餘人，可見其少了。這是為什麼呢？當然，辦學規模有一定限製，這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它外國文考法文，當時北平，隻有孔德學校的外國語是法文，可以為它輸送學生。其他中學外語一般都是英文，投考中法大學，有一定困難。其他城市中學，專學法文的也很少。因而報考中法大學的學生，數量是有限的。
前引簡介上說“由預科改辦”，這是什麼意思呢？還必要從這所學校的創辦曆史說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在巴黎和會裏失敗，在北京，爆發了五四運動，這時候在法國的李石曾、蔡元培、吳玉章等人，創辦了一個“留法勤工儉學會”，以“勤於作工、儉以求學”的宗旨，號召一些中國青年到法國留學。但這個留法勤工儉學會組織中國青年去法國的實際工作卻為李石曾把持的華法教育會所壟斷，在此基礎上，他辦起了裏昂中法大學，後來華法教育會的另一發起人吳稚暉也到了巴黎，不久，華法教育會會長蔡元培也到了巴黎，其間鬧了很多風潮、鬥爭……這些都不必細說，但法國裏昂的裏昂中法大學是辦起來了。接著，在北京也成立了中法大學，北京的作為“預科”，招學生學法文，為到法國裏昂中法大學讀書作準備，所有經費，是根據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法國代表白裏安（當時法國總理）向中國代表表示退還庚子賠款。一部分作為整理中國實業銀行的借款基金，一部分撥作中國教育經費，具體數字，是每年退回賠款一百萬金法郎，作為興辦中法教育之用，共二十三年，計二千三百萬金法郎。裏昂中法大學、北平中法大學，所有預算經費，都由這筆款子中撥付。
中法大學有一個董事會，董事長孫寶琦，副董事長熊希齡，董事有張弧、範源濂及法國公使瑪特路等人。第一任校長蔡元培，第二任李石曾，第三任李書華。前引資料所記校長李麟玉，又在李書華之後了。
中法大學的學院不以文理法命名，而以法國曆史文化名人命名，如哲學名“孔德學院”，是以十九世紀法國著名實證主義（前期社會學）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一七九八～一八五七）命名的，數、理、化等自然科學名“居裏學院”，自然是以居裏夫人命名的。法國文學係叫“服爾德學院”、生物叫“陸謨克學院”，服爾德是法國十九世紀著名文學家，陸謨克是法國十九世紀著名生物家。中法大學校部在東皇城根（淪陷時期這裏一度改作偽北京大學法學院）。而在文化古城時期，它的孔德學院在阜城門外，賈植芳教授在《憶詩人覃子豪》一文中寫道：
一九三二年夏天，我隨哥哥賈芝從山西家鄉到北平考學校，他進入坐落在阜城門外護城河邊的中法大學孔德學院高中部（預科）……孔德學院是一個世外桃源式的生活和學習環境，高樓深院，花木蘢蔥，一派肅穆幽靜的學院風光，他們生活在這個似乎遠離塵世，而又飽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小天地裏，結社寫詩，各自抒寫著自己對人生的感受和追求……
話雖然不多，卻把當時這種學校的文化氣氛寫的非常生動。
中法大學的成立小史及校舍情況大體是這樣的，民國六年，留法勤工儉學，在西山碧雲寺成立法文預備學校，設文、理兩科，後改稱中法大學，民國十年，法國成立裏昂學院，北京中法大學學生出國有了固定據點。民國十三年，阜成門外設孔德學院，即社會科學院。民國十四年，移文科於東皇城根，改稱服爾德學院，理科稱居裏學院，生物研究所改稱陸謨克學院，民國十八年，藥學專科成立。民國十九年，在南京教育部備案、立案。民國二十年，成立鐳學研究所，成立醫學院。同時改服爾德學院為文學院，改居裏學院為理學院，陸謨克學院為醫學院。孔德學院為社會科學院。二十三年社科並入文學院。
劉半農氏在中法大學擔任過中國文學係主任，與他同時留法同學汪申伯擔任法國文學係主任，後來汪又出任北平市工務局長，政績很好，這是東北係周大文當市長時的事，不久周大文下台，一朝天子一朝臣，汪申伯的局長也不穩了。清代百姓挽留好的地方官，常在其離任時，把他的靴子脫下來，意思是不許他走。劉氏便也為汪寫了《為汪局長脫靴》一文，文章內容與中法大學有些關係，擇錄幾段於後：
我們倆雖然同是法國留學生，在法國時，隻是見過麵而已……後來回了國，雖然同在中法大學做過幾年事，隻是開教務會議的時候見見麵，平時很少往來。在開教務會議時，我們倆往往拍桌子吵架，因為他是法國文學係主任，我是中國文學係主任，亦許有一個學生，法文好而中文不好，他說可以升級，而我說不能，或另有一個學生，情形與此適相反背，均足以叫我們倆抬起杠來。但結果總是雍容大雅的李聖章先生（李書華字聖章）提出個辦法來。再加之以春風滿麵的範濂清先生說幾句好話，我們倆彼此掏出支煙卷敬一敬，也許不再麵紅耳熱而從長計議了。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一些中法大學教學比較認真的情況，以及幾位主要教授和負責人的關係。再看另一段：
有一時我對申伯很不敬，因為他在服爾德學院的院子裏造了一座燈台，是個瘦而小的白石亭子。我說：“糟糕！這是什麼東西？是紙紮鋪裏做的望鄉台！”這話我當時沒有好意思同他當麵說，後來老老實實的說了，他並沒有提出抗議。
這小段文字，記了服爾德學院，就是中法大學文學院。汪好像比劉負責，因為還管基建。再看另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