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之死
詩人徐誌摩先生不幸逝世已經將六十年了，真是光陰荏苒，思之令人有“時不我予”之感。詩人是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乘郵政局運送郵件的飛機，由上海趕回北京的途中，飛機撞在濟南附近的白馬山上死的。誌摩先生不幸罹難，是文化古城時期一件重大的不幸事件。劉馭萬當時寫給胡適的信說：“在我們失去黑龍江的當兒，誌摩先生遽遭慘禍，噩耗傳來，不勝惋惜，據我看，徐先生之死，等於除東三省以外，我們又失了一省，先生以為然否？”
丁西林的信中說：“誌摩這次遇難，可謂悲慘之至，我們猝然聽到的時候，淚雖脫眶而出，猶不敢遽信，聽說你擬了幾種紀念他的計劃……”
老派人物曹經沅信中說：“誌摩不幸，洵文學界之重大損失，弟與此君僅數麵，然竊佩其天才……天竟厄之，為之奈何。聞噩耗後，為之奪氣累日，氣類之感，有如此者。”
隻引此三函，作為各方麵哀悼函件的代表，足見詩人之死，對當時文化界是多麼大的震動了。
當年在上海和北京之間，雖已有客機航路，但這天沒有班機，他乘坐的是運送郵件的小飛機，即使不出事，也是十分顛簸的，但是他為什麼還要坐呢？據傳說是因為他那天急於要趕回北京。當時他匆匆由北京趕來上海，是因為其夫人陸小曼在上海開支不夠，正巧友人蔣百裏要賣掉一座大房子，讓他來上海在契約上簽個字，做個中人，可以分一筆“中傭”錢，以補貼其夫人的家用。簽完字分到錢本來可以在上海多住幾天，可是又因為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女士在北京要給外國人士做一次中國建築藝術的講演，他急著趕回北京，聽這次講演，因之來去匆匆，終因搭乘郵便飛機，不幸遇難了。死時隻有三十七歲，正值壯年，是中國文化界、教育界中很大的損失。
當時北平、上海都開追悼會悼念詩人。劉海粟這時寫給胡適的信道：
此間定二十日公祭誌摩。昨晤申如先生，渠願瘞之於硤石。其餘一切均待吾兄到滬商定。朔風多厲，希珍重。
申如先生是詩人父親。兩年後，陸小曼掃墓詩雲：
斷腸人情感未消，此心久已寄雲嶠。
年來更識荒寒味，寫到湖山總寂寥。
癸酉清明回硤，為誌摩掃墓，心有所感，因題以博伯父大人一笑。侄媳陸小曼敬贈。
是送給詩人伯父蓉初先生的。
徐誌摩先在美國拉克拉大學，後到英國劍橋大學，一九二二年由英國留學回國後，不久即應北京大學蔡元培、胡適等之聘，到北京大學任教授，後來是“庚款教授”，據說工資高達銀元五百，另外他還兼上海光華大學、大夏大學等校教授。因此經常往來於北京、上海之間。在去世前數月，還為新月書店籌劃增資，擴充股份。一般人以為詩人是隻懂作詩，不會打算經濟的，實際是錯了。他原是學經濟的，創辦新月書店，出版新月叢書，《新月》雜誌，計劃十分周密，當時影響是很大的。當時《新月》的成員是：羅隆基、胡適、梁實秋、聞一多、葉公超、餘上沅、陳西瀅、淩叔華、沈從文等位。其中淩叔華女士以九十高齡，今年剛剛去世，其他各位，則早已都成為古人。而給胡適寫信的劉海老，卻仍白發婆娑，遊戲人間，又去了一趟台灣，真感此老有似南極仙翁了。因此他的家應該安置在北京才是，但卻因夫人關係把家安在上海，自己一個人在北京寄居在景山東街米糧庫胡適之先生的樓上。
據說他住在北京，每月要彙四百多元給上海家中，還常感拮據，在最緊張的時候，他把每月工資，隻留三十元自用，其他掃數寄給夫人。這樣，這位月入頗豐的大詩人，反而日處困境了。三十元大洋，在當時如果給一個普通人，養一家人也可以過活，但給一位應酬頗繁的大詩人、大教授，便不夠用了，難免破袖口的襯衫也穿在身上了。
友人古建築家陳從周教授，是詩人表弟，著有《徐誌摩年譜》。有一次，我去從周兄家中，看見詩人杭州府中學一年級時日記的複印件。據說這兩冊日記，原存硤石老家中，淪陷時，日本憲兵到家中檢查，別的東西都未動，一個憲兵把這兩冊日記拿走了。日本征兵製，做憲兵的，都是大學程度，倒不是因日記犯禁，而是他知道詩人，看見手稿，心愛便拿走了。幾年前，這個當年的憲兵，以贖罪心情，交出日記，經過輾轉，日記回到詩人在美國的哲嗣手中，複印一份，寄給從周兄轉香港印全集。看日記，當年中學一年級的水平，書法與文理，今均為《廣陵散》矣。
鳳凰因緣
沈從文先生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去美國講學。而且美國已有好幾位學者，因為研究他的作品而獲得博士學位。這已是在誌摩詩人罹難半世紀之後的事了。
徐誌摩先生不幸罹難後，前不久去世的淩叔華女士當時寫信給胡適之先生說：
適之：日前收信件及誌摩遺影，甚感甚感！十餘天前從文有信來（他是誌摩三四年來一個知己，想你也知道）……
從短短的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沈從文先生和詩人的深厚友誼，一個是江南世家，廣有財產，又是劍橋留學生的大詩人；一個隻是湖南湘西當兵出身的新文學家，結為知己友誼，很可以想見前輩們的風範了。
沈老先生是湖南湘西鳳凰縣人。鳳凰縣原為鳳凰廳，地處沅江最上遊，和貴州的銅仁、川東南的秀山等縣鄰近，是萬山叢中的一座十分偏僻的縣份。它瀕臨沅江邊，坐船順流而下可經沅陵、常德入洞庭，縣名“鳳凰”，漂亮到極點，從那古老的邊城的青山綠水中，從那山岩上倒掛的女蘿叢中，從那參天的老樟樹的枝頭，似乎真的撲棱棱地飛出一個個的“鳳凰”來了。沈先生當年就來自這似乎真飛出“鳳凰”的地方，這是“鳳凰”因緣之一。
六十多年前，一個湘西偏遠小縣的少年，能到長沙，已是不容易了，又如何能來到北京，最後成為全國知名的大作家？原來有個在鳳凰擔任武職的熊家，後人中也出了一個文人，這就是壬辰（一八九二）會試聯捷，點了翰林的熊希齡氏。他辛亥後出任過國務總理，後來在北京香山辦起了香山慈幼院。因為沈從文年青時寫的一筆好小楷，文采又好，因之約他到香山慈幼院任文書之職，熊希齡氏人稱“熊鳳凰”，沈因“熊鳳凰”之引薦，離開鳳凰縣，到了京華勝地——香山，這可以說是“鳳凰”因緣之二。
沈先生自己苦學勤寫，又認識了胡適之、鬱達夫等名家，並得到這些人的賞識。由於天才、勤奮，再加名家的引進，沒有多少年，便學問大進，成為有名的多產作家，成為名滿全國的筆調細膩的作家。後來在青島大學執教的時候，又結下了另一段“鳳凰”因緣：先生夫人叔文（筆名）女士，原籍安徽，但卻生長在江南名城蘇州，其先人在蘇州留下很大的住宅，叔文女士的童年便是在那所宅子中度過的，後來到青島上大學，正是最風頭的時候，校中人譽之為“黑鳳凰”，後來同沈先生結婚之後，二位曾把來往書信印了一本集子，那便是著名的《黑鳳集》，這便是先生的“鳳凰”因緣之三了。現更飛越重洋，那真是“鳳凰於飛”了。
抗戰勝利之後，先生回到北大教書，我補修先生的《現代文學選讀及習作》，出一兩字的散文習作題目，如《影》等等，我交的作業，先生能在稿紙兩行的空格中再加三行小字，先不說文字，隻是這蠅頭小楷，甚至比蠅頭還小，已十分驚人了。這卷子我一直收藏到抄家，抄走之後，再也沒有回來了，隻是記憶中的事了。當時先生住在景山東街宗老胡同北大教師宿舍中，幾間北房，還像個樣子。幾度滄桑而後，我到小羊宜賓胡同去看望先生，一間小東房，又是臨街西窗，在夏天上午下午都曬太陽。後來先生搬到新居，我又去過兩次，因新居地勢衝要，拜訪先生的太多，我就不再去了。現在我還保存著先生送我一幅字，一本書，一封信，現在先生的傳也出版了，我在此也不必多說了。先生有筆名“上官碧”，寫條幅送人時，常以此署款，或知者尚少，特介紹之。
徽因教授
淩叔華女士久居美國，今年已九十餘歲高齡。前幾年於友人處，見女士函劄，字跡端謹，文思周密，仍是五十年前典型，壽近期頤，早已預卜矣。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看著淩叔華女士的函劄，不禁想起與其同時代的裝飾藝術專家林徽因教授。林教授去世近三十五年了，如果健在，也該是近九十歲的高齡。可惜由於長期的肺結核病，身體過弱，較早的凋謝，至可傷也。
林徽因教授當年是有名的才女，既是畫家、建築學家、裝飾藝術專家，又是散文家、戲劇家，真可以說是多才多藝。其先德林長民氏，是著名學者，名宗孟，福建閩縣人。清末在東京時，與梁啟超是好朋友。民國初年，袁世凱解散國會，設參政院，黎元洪任院長，汪大燮副院長，林長民秘書長。是北洋政府的著名人士。最後林長民跟東北軍郭鬆齡做高級謀士，郭鬆齡倒張作霖的戈，失敗了，為張所殺，林長民也罹禍了。以著名學人而不幸死於軍閥權勢之爭，現在做曆史的回顧，似乎感到太遺憾了。但中國這樣的人甚多，固不隻林宗孟一人也。
一九一八年，林長民氏去英國，其女公子林徽因也跟在英國讀書，她高中都是在英國讀的。所以她的英文特別好，尤其長於口語口譯。印度詩哲泰戈爾遊北京，演講時，除去徐誌摩擔任翻譯外，再有就是由她來擔任翻譯。
林徽因教授是著名建築專家梁思成教授的夫人。他們伉儷在當時可以說是新舊相兼，郎才女貌，門第相當，情投意合，幾乎可以媲美李清照、趙明誠，是最令人豔羨的美滿婚姻。為什麼說是新舊相兼呢？因為他們在婚前既篤於西方式的愛情生活，又遵從父母之命所結的秦晉之好。因為林長民和梁任公是好朋友，為子女訂了這門婚姻。又因林長民是段祺瑞內閣中的司法總長，梁啟超做過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所以說是門當戶對。
林長民胡子很長，有美髯公之稱。民國十年福建老詩人陳石遺入京贈以詩雲：
七年不見林宗孟，剗去長髯貌瘦勁。入都五旬僅兩麵，但覺心親非麵敬……小妻兩人皆揖我，常服黑色無妝靚，長者有女年十八，遊學歐洲高誌行，君言新會梁氏子，已許為婚但未聘。
老詩人的詩記錄了林徽因教授的年齡算到今年也隻是八十一歲的老人耳。
林徽因、梁思成二位，一生在事業上也是誌同道合。思成教授長期在清華任建築係主任，夫人則長期任建築裝飾學教授。如果說思成教授的學術偏重於營造學史、建築工程、工藝方麵，那徽因教授則更偏重於建築藝術的美學方麵。思成教授生前，常常愛說“不愧名父之子”，那麼徽因教授自然也不愧名父之女了。因而他們來往的好友，更多是文學、戲劇界的人士，近六十年前，他們來往最多的是丁西林、陳西瀅、胡適之、陳衡哲、江紹原、淩叔華等位，那時沈從文、焦菊隱等位，還是初露頭角的新人呢。
我最初知道林徽因的名字，那已是遠在上述勝會之後了，因為我的行輩晚他們二十多年。我最初知道林徽因，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學叢刊》創刊號上，她的四幕劇本《梅真和她們》是在這個刊物上連載的。這是沈從文先生編的大型文學刊物，創刊號上還有蕭乾、施蟄存等人的作品，過去我收藏有前四期合訂本，思之如在目前，但早已無覓處矣。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世事自當作如是觀耳。而我真正見到林徽因教授，則是更後十多年，我代表一個機關驅車去清華接思成教授審查圖紙，這樣才有幸見到徽因教授，後來在一次展覽會上又有幸接待過她一回，以後再也沒有機會見到她，也不可能再見到她了。
關於她的情況，更多的是聽另一位老先生說的。她與大詩人徐誌摩有一段極為深厚的友誼。早在徐誌摩在英國康橋皇家學院讀書時，林正隨其父在英倫讀中學。林的祖輩曾任海寧州知州，同徐父申如先生是世交，異國相逢，自然來往十分密切，這樣在英倫海濱種下友誼的種子。數年後，大家又都聚會在北京，不但都成為社會上文化界名人，而且又都是風華綺麗之時，過從甚密，風頭之健是少有的。林家住景山東街，院中有雙栝樹，名雪池齋；另西山有別墅，林徽因生肺病，住在其中養病，徐誌摩經常去看她，用汽車接了她，開到燕園，故意由另一位女文學家窗下輕輕開過，一時傳為韻事。一次泰戈爾生日，徐誌摩主持在東單三條協和禮堂舉行的慶祝會，林徽因演《齊忒拉》、陸小曼演《卡昆崗》。徐逝後四周年，林在《大公報》文藝版著文紀念，抄幾句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吧：
在昏沉的夜色裏，我獨立火車門外，凝望著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憶許多不相連續的過往殘片，直到生和死間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車似的蜿蜒一串疑問在蒼茫間奔馳，我想起你的：火車擒住軌，在黑夜裏奔過山，過水，過……
頡剛先生
在顧起潛先生處，見到台灣印的《胡適手稿》，內收一九四八年冬胡適在上海借合眾圖書館《水經注》時的往來函件。有兩封十分有趣，一封結尾處寫“在此天翻地覆之時，我們還向故紙堆中找材料，十分可笑”，一封則寫“多謝嫂夫人盛饌”。起潛丈笑說，當時什麼也買不到，他來了，沒有吃飯，隻是青菜豆腐下飯而已。“盛饌”二字，今日讀史者看了，還以為我請他吃魚翅席呢！接著又談到顧頡剛先生與胡的關係，起潛丈說：後來比較疏遠了。似乎如此，試看厚厚的三本《胡適來往書信選》，頡剛先生的信都集中在前期，後來就沒有了。頡剛先生原是北大畢業，在北大教書的，大革命時期去了一趟廈門、廣州，一九二九年又回到北平，在《辛未訪古日記》序言中說：
憶民國十八年秋，予初至燕大任教，郊居靜謐，容我讀書，與前數年閩粵生活如沸如羹者大異，快慰之至……
所說閩粵生活如沸如羹的話，就是在廈門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和魯迅的糾紛鬧到登報要打官司的地步，到燕大教書之後，全身心投入到學術中了。顧起潛先生是頡剛先生的叔父，但年紀小得多。
香港報紙上過去曾有“京華姑蘇三老”的說法，指的是顧頡剛先生、章元善先生、俞平伯先生。不過俞先生雖然年幼時生長蘇州，但原籍是浙江德清，按照習慣說法，不能算蘇州人。因而這“京華姑蘇三老”，於顧、章二位之外，應添上葉聖陶先生。這才真正符合“姑蘇三老”的提法。把俞平老算在一起，大概因為俞、顧既是小同學，後來又一同通訊研究《紅樓夢》。
顧頡剛先生於八十八歲時離開人間，雖說壽登耄耋，但也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大損失。
頡剛先生是地道的蘇州人，而且出自名門，是清代蘇州著名藏書家秀野草堂顧氏的後人，學術淵源，其來有自。提起頡剛先生，年紀大一些的人，可能都還記得“大禹王和大爬蟲”的故事，這是顧老早期論文中曾提過的大膽設想。但當時頗為衛道者所非議。其實在學術上，探索一個疑點，提出一種假設，也並非是什麼嚴重的大事。
顧老平生的著述主要有《古史辨》、《浪口村隨筆》、《中國曆史地圖》，主編過在世界學術上有價值的刊物《禹貢》。一生精研《尚書》。精細標點《資治通鑒》。一生曾三次標點《史記》，其標點之精，真可以說是“明察秋毫”。例如標點《項羽本紀》中“鴻門宴”一段：“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顧老標點這幾句話時，在劉邦說的“令將軍與臣有隙”一句後麵，不點句號，卻寫了個破折號，是大有學問的。表示劉邦急於向項羽表白自己沒有野心，話還很多，沒有說完，就被項羽打斷之意。太史公描繪劉邦的急迫，項羽的胸無城府的傳神之筆，經顧老這樣一個破折號一點，則神情完全躍然紙上。
本著治史者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趣旨，頡剛先生特別愛旅行，他自敘其目的雲：
予自幼好遊覽……其後居北方，力所能至，無不往者，近郊遠邑，都作盤桓，匪特賞其風物之美，羅煙霞泉石為吾狎友，亦欲借以接觸民間生活，識國家之現實情狀，不使欺蒙於現代化之城市外衣。
他把旅行遊覽的目的說的很清楚。民國二十年春假中，在北京燕京大學曆史係任教。曾同洪煨蓮、容希白、吳文藻諸位先生於河北、河南、山東等處旅行，訪問古跡，購買文物、書籍，還曾特地到大名去訪問崔東壁家的後人，但清代這位著名的北方樸學大師崔東壁的後代當時已十分凋零了。顧老此行卻為燕大圖書館在各地搜求了不少古籍。但其更重要的收獲則是在《辛未訪古日記》前言中所說的：“黃河流域為我國文化之搖籃地……何意時移世易，其貧若斯，其愚若斯！鴉片、白麵、梅毒，肆其凶焰……兵災、匪禍連結不解，人民不識正常生活為何事！……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燈華屋而生悲，以為國人十之七八，猶過其原始生活，我不當超軼過甚……”
在以上這樣思想境界的基礎上，頡剛先生晚年以七十七八歲高齡，主持標點《二十四史》，克底於成，是永照史冊的勝績。對中華曆史學術文化之貢獻，較之叫喊一世者可貴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