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摧毀了文化古城近十年中所形成的文化環境、成就、氣氛，隻幾天的時間，甚至隻是幾個鍾頭的時間，就把文化古城的夢境徹底摧毀了，破滅了……這幾天的變化，在我當時童稚心中，留下了終生的傷痕，永遠不會磨滅。我文中所記，也還隻是十分簡單的點滴，而其感受之深與痛，是用文字無法記載的，曆代的曆史就是這麼無情，生活在這種時代的善良的人，就是這麼不幸，這似乎是中國古代哲學家所說的“數”。
別人當然也有不同的記憶，我也希望當時三十歲、二十歲的人也寫一點這個時刻的切身感受和遭遇，當時四十歲的人，回憶自然更複雜，但那都是九十五六歲的老人，記憶不清了。當然，在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也有不少人寫文章回憶“七七”，但有些是有目的的回憶，其中或有回避之處、誇大之處、故意不寫之處……在真實程度上，有時是需要後人很好分析的。況且老百姓的願望和感覺，和有權有勢者的感覺與願望，總是兩樣的。“二十四史”中，究竟有多少信史呢？何況未來的曆史呢？也隻是各說各的吧。
“七七”臨近
寫回憶的文章，有各種各樣的回憶：有歡樂的回憶，有閑適的回憶，有惆悵的回憶，自然也有痛苦的回憶，憤恨的回憶，厭惡的回憶。所謂“千秋萬歲名，不如少年樂”，所謂“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這些都說明，在正常情況之下，回憶少年時的歲月，常常是愛回憶歡樂的事，閑適的事，所以杜少陵在安史亂後，流寓成都，輾轉巴楚，還常常寫詩回憶他少年的事：“憶昔十五心尚孩，一日上樹千百回……”多麼親切而生動呢？但是一有感觸，吟唱便大不相同，自然會唱出“野哭幾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也會唱出“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等等的憤怒之詩了。我寫回憶京華的短文，近時亦頗有此感。由於最近兩個多月來，日本文部省的乖謬執著，使我正如杜少陵詩中所憶及的“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陡然記起了北京淪陷時期的侵略者的種種罪行，那戰爭的叫囂，燒殺的殘暴，獸蹄的蹂躪，豺狼的凶狠……這一幕一幕的往事，雖然四十多年過去了，陡然記起，便曆曆展現在眼前，豈隻是記憶猶新，簡直可以說是渾如昨日了。
日本文部省的官員們，難道他們真是得了健忘症了嗎？不是的，他們也記得清清楚楚，但是他們為什麼這樣呢？這也可以說是東條英機陰魂不散；也可以說是他們樹幡為東條英機招魂。總之，他們是要用東條英機陰魂來欺騙今天的日本老百姓。他們以為今天的人們已經忘卻或不知道當年的種種慘狀、種種罪行了。自然，對於四十來歲以下的青、壯年說來，是沒有經曆過那個時代的曆史，是有可能被欺騙的。但對稍微上一點年紀的人說來，他們哪一樣事情不是一清二楚？除去像岸信介之流別有用心者外，誰又肯相信或同意那些鬼話呢？
對於年紀輕一些的朋友，不論是中國人、日本人或其他國家的人，年長者有責任把當年的情況，詳詳細細地告訴他們，為了未來，必須先真實具體地了解過去。王芸生老先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是部好書，可惜增補編寫到第七卷，先生就歸道山了，第八卷乃《大公報》老記者張篷舟先生秉承芸老臨終囑托編纂的。篷舟先生近日來信，說是已著手準備編著《五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了。由一九三二年編起，直到現在。這真是一個大喜訊。在張篷舟先生巨著未成之前，我先寫些淪陷時京華瑣事，當作噩夢的囈語吧。
一個主權國家，如果別國的軍隊，在這個國家的土地上、城市中，隨便地進出，隨便地布防，隨便地走來走去，這在今天和平環境中的人們想來，也是很難理解的，這是什麼行動呢？人類的語言中都有共同的概念，是不必再創造新詞彙的。看看《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第八卷中的《大事記》吧，隨便舉幾則：
長春日軍又大操，由關東軍司令官田英親任指揮，踏壞民田一千五百餘畝。（一九二九）
溯航長江之日本第一水雷艦隊司令後藤章少將，電約在青島之日本第一艦隊軍艦十八艘，於十六日開至我領海之舟山群島會操。（一九三○）
天津日軍至南開大學及各村莊搜查滋擾。（一九三一）
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具體日月，我都是未寫，這還是“九一八”前後的情況，等到“七七事變”前一兩年，那時山海關裏，平、津兩地，什麼廊坊、通縣、唐山等等小縣城，也到處都駐有日本兵了。
我原來住在北京西麵幾百裏路的山裏，那裏侵略者蹤跡還暫時未到，十來歲時到了北京，正是“七七事變”前二年，家住在西城，離開東交民巷、東單等日本人聚集的地方較遠，平時也很少出去，不大看到日本人。偶爾跟家中大人到北海或公園去逛，看到不少穿和服、木屐的日本人，男的、女的、大人、小孩都有，也不知他們是幹什麼的，總是躲的遠遠的，似乎在他們身後有一股氣，一股侵略者的氣焰籠罩著他們。可能他們是普通的人，但我當時幼稚的心靈中有這種感覺。
我第一次看到日本兵是在一九三六年夏日，那天我跟大人去逛北海，正在漪瀾堂茶座上吃東西，坐在漪瀾堂東麵台階下靠石欄杆的茶座上，這種茶座都是圍著桌子四張大藤椅，我坐在麵向水麵可以望到五龍亭的一張上，人矮，隻坐個藤椅邊邊，半站半坐著，貪婪地望著水麵上的遊船，正在此時，忽然被身後一種強烈的、急促的“誇喇、誇喇”的聲音所驚醒，回頭一看，唉呀，不得了，雖然沒有人告訴我，但我已經認識到這就是日本兵。密集的“誇喇、誇喇”的聲音，是那釘滿鐵釘的皮靴踐踏在漪瀾堂走廊方磚和石階上的聲音。大約有二三百人由東麵門洞魚貫進來，就由我那座位後麵紛紛跨過走廊欄杆跳下石階，向前麵揚長而去了。茶座上的人們頓時鴉雀無聲，沉默了，嚴肅了，紛紛算賬離去，這氣氛直到今天還壓迫著我。
在“七七事變”前一兩年中，北京街頭巷尾，老頭、老太太說道起來，有三樣很可怕的東西，那便是：便衣隊、浪人、“白麵房子”。
這三樣東西，現在年輕一些的人，都不知道是什麼玩意了，而在當時，這的確像虎列拉細菌一樣，是使人討厭而又恐懼的東西，街頭巷尾談起來，往往有談虎色變的感覺。
日本軍閥侵略野心和行為，處心積慮，狡詐萬端，除了利用其軍艦、大炮、三八槍等軍事手段而外，其他花樣那真是說也說不完，其凶殘、卑陋是常人所難想象的。便衣隊、浪人、“白麵房子”，就是日本軍閥所用的軍隊之外的，三樣小小的，但又十分見不得人的侵略工具，在四五十年前，是作過充分表演的。
“便衣隊”是日本雇用的漢奸流氓，穿著便衣，帶著武器，在日本軍隊、特務機關的操縱下，從事各種殺人放火、武裝搗亂，早期日本於天津利用這群亡命徒，天津日租界連著中國地，日本利用這群亡命徒武裝衝擊中國地，逼中國當局不許再管租界外麵七八百米地方，這樣天津日租界外出現了有名的“三不管”，成為各種罪惡勾當的淵藪。侵略者在天津利用這些亡命徒得著便宜，後來便在各地到處利用。第一比日本軍人直接出來活動方便；第二容易推卸責任耍無賴。所以在“七七事變”的前二三年，以通縣冀東偽政權為巢穴的日本便衣隊，在北京近郊及城裏活動極為猖狂，什麼殘酷的事情都能做得出。
“浪人”是日本語，實際就是亡命徒、流氓的意思。《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中，記有日本浪人攜帶大批假鈔票到沈陽擾亂金融的事。還記有青島公安局發覺日僑鬆尾權一收藏人頭八個，會同日領署破獲的事。這隻是隨便舉一兩個“浪人”的例子，當時這種類似的事差不多經常發生，怎能不叫人談虎色變呢？
“白麵房子”是賣毒品的，是“浪人”為後台開的。吸毒者偷了人家的東西，到那裏換了“白麵兒”過癮，開“白麵房子”的公開通知被偷者拿錢去贖，要多少就得給多少。有時“白麵客”騙了人家小孩押到“白麵房子”中，要人家去贖，像綁票一樣，不贖就要“撕票”，報告中國巡警，沒有人敢管，試想這樣局麵，誰不恐懼呢？那時我常去太仆寺街背陰胡同一位老師家補習功課，人們說離他家不遠那個小黑門就是一家“白麵房子”，我懷著十分恐懼的心情從那門前經過幾次，後來我便經常繞道走，再不願經過那個破黑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