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代序
譚其驤
鄧雲鄉君看到了發表在年初《文彙報》“學林”四百期上的拙作《積極開展曆史人文地理研究》一文，貽書以為他的大著《增補燕京鄉土記》“賜一佳序”相屬，理由是“大文與拙著似或稍可拉上瓜葛，且夫子眷戀春明舊事”雲雲。按，雲鄉此著，誠如一九八六年初版扉頁《內容提要》所提到的那樣，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鄉土民俗讀物，寫燕京舊時歲時風物、勝跡風景、市廛風俗、飲食風尚，文筆雋永，富有情致，做了結合文獻資料和作者個人生活經曆的很有趣味的敘述。其價值應不亞於《東京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等作，所以它不僅與曆史人文地理有關係而已，無疑還為這方麵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種極好的素材。因讀此書勾起了我當年在燕京生活經曆的回憶，引起一些感慨，寫成讀後感，以謝雲鄉的盛意。
燕京是北京的別稱，因春秋戰國時的燕國都於此而得名。唐都長安，長安城東麵三門的中間一門叫春明門，後人即以長安和春明作為當時的都城的別稱、雅稱。明清人所謂長安、春明，即指當時的都城北京。燕京可以通指任何時代的北京，不管它當時是否是都城。長安、春明則隻能指作為都城時代的北京，如明萬曆時人蔣一葵的《長安客話》，自明入清的孫承澤的《春明夢餘錄》，民國初年張恨水的小說《春明外史》皆是。若以移指北伐以後解放以前的北平，那就不合適了。雲鄉將此書題名為《燕京鄉土記》，可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書中所記主要是五六十年前北平的風土習俗，在“鄉土記”三字上既不能題作北京，也不能以長安、春明命名；而盡管作者所親身經曆的是北平時代，這些風土習俗卻又不僅限於北平時代，多數是沿自前代的，有些又是至今猶然的，所以也不宜采用北平二字，隻有用燕京題名，最為恰當。至於在私人來往書柬中，那就不必那麼認真嚴格，雖然我所生活過的燕京是北平時代而不是作為都城的北京時代，卻也不妨把我對北平的眷戀說成為“眷戀春明舊事”。
我從一九三○年初秋起至一九四○年孟春止，在北平時代的燕京生活過將近十年。雲鄉在此書回憶中的燕京也主要是北平時代的情況，因此我讀此書，倍感親切，不免要彌增懷舊之感了。三十年代我有幾年或單身或攜眷住在北平城裏，有幾年雖住在城外燕京清華，也經常進城，時或留宿。但我的記憶力太壞，現在能夠記得起來的景物舊事少得可憐。雲鄉記憶力之強令人吃驚，舊時一事一物，曆曆如數家珍，其文筆又那麼優美、生動、幽默暢達，讀其書真能令人渾然如溫舊夢。
懷舊不等於眷戀。舊時經曆一般都值得懷念，卻不一定值得眷戀。不過我對三十年代的北平生活確是不僅懷念，並且眷戀。當時國難日甚一日，凡我國人，心境當然都是沉重而憤慨的，談不上輕鬆愉悅。但這是大局，與北平這個城市無關。論在這個城市裏的日常生活，卻相當舒服；這是當時的北平之值得眷戀之處。
當時建立在南京的國民黨的國民政府已成為全國的中央政府，南京已成為首都。北洋時代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機構都已不複存在，改稱北平，隻是一個華北的政治文化中心，作為首都時代的富貴榮華，已煙消雲散。因而全市成為一個徹底的買方市場，不論是衣食住行，吃喝玩樂，都供過於求，商店店員服務性行業從業人員態度之好，無以複加。作為一個中等偏高收入的市民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確實令人處處滿意。
那時我除開頭一年半還在當研究生沒有收入靠家裏供養外，從一九三二年年初起，在北平圖書館當了三年館員，每月薪水六十元；同時又在輔仁、北大、燕京等大學當兼任講師。兼任講師俗稱教零鍾點，戲稱拉散車，蓋比之於拉洋車的不拉宅門裏的包月車，停放在街頭拉零星散座。教零鍾點每課時五元，一門課若每周二小時，每月得四十元，三小時的話就是六十元。一年隻能拿十個月的錢，暑假一般從六月中放到九月初，七、八兩月不給錢。我教過每周二小時至六小時。北平城內城外大學很多，頗有些人教零鍾點教到每周十幾二十幾小時的。曾經有一位太貪多務得，每周教到四十多小時，結果累死在洋車上。我在北平圖書館呆了三年，嫌當館員要按時上下班不自由，就辭職不幹，專教零鍾點。我可從不教許多，鍾點費不夠用，靠不定期的稿費收入補充。稿費每千字五元，與上一堂課等價。
房租單身時每月五元左右，結婚後每月十幾元。大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六七十元不稀奇。可他們的收入當時比我大得多，每月三百六十元，庚款教授四百五十元。陳援庵先生兼了許多職，每月收入上千。
單身時吃包飯每月十元出頭，卻不肯吃，買飯票按頓數算，經常外出吃小館。小館吃一頓花上幾毛，有時上一塊的便可以算大嚼。有些小館不講幾塊幾毛講幾吊，那就更便宜（一吊即五大枚，等於一百文製錢，一個蹦子）。
單身時家具全是上天橋買的，楊木書桌楊木床，都不過十來塊錢。藤椅子到處有得買，二元一隻，有時候又跌到一塊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