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牧方式產生後，歐亞草原上出現了空前規模的東西方交流。西方形成的遊牧帝國向東擴張，東方形成的遊牧帝國向西擴張。帝國的交替促進了世界文明的交融，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
遊牧探源
經典理論認為，遊牧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產物，但是對其起源以及與農業起源的關係，學術界尚有不同見解。人類曆史從采集狩獵階段向前發展，隻有兩個選擇：一是農業，一是遊牧業。選擇哪一個發展方向既取決於生產工具，也取決於自然條件。從歐亞草原的自然環境來看，降水量、積溫、無霜期、地形和土質都不適宜大規模的農耕種植業。因此當人類生產工具達到一定水平後，遊牧成為必然選擇。
草食動物的馴養為草原植物的轉化提供了最佳途徑。根據考古研究，在距今4000~8000年內，現在的“草原五畜”即馬、牛、駱駝、山羊、綿羊，都已被人類馴化。這五種牲畜在利用天然植物的能力上各有特點，可以通過放牧利用各類牧草資源。駱駝可以適應最幹旱的荒漠；綿羊、山羊可以適應從幹旱到濕潤的各類草原；牛可以適應牧草比較繁茂的草原；馬可以利用距離較遠的草場。此外，少部分遊牧民族牧養的馴鹿可以適應氣候極為寒冷的森林地帶。可以說除了水麵、高山峻嶺和高大沙丘之外，歐亞草原到處都是遊牧者的可用之地。
跨上馬背是遊牧業的起始。在人類馴化的各類牲畜中，最為靈敏和快捷的是馬。草原上的古人類隻有跨上馬背，才可能大規模地馴服和管理畜群，遊牧才能成為生產生活的主要方式。據考古研究，距今6000年的中國大汶口和仰韶文化已有馴化馬的遺存。在哈薩克斯坦出土的距今5500年馬骨上已有馬具的痕跡。馬成為坐騎之後，又相繼發明了套索和套馬杆，這些既是管理畜群的工具，又是狩獵和防止野獸侵害的武器。
車的運用催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出現。國內考古表明，我國古代的車大約出現在距今3500~4500年左右。國外考古報道，在距今5000年前中亞就使用帶輪的車。德國、波蘭的考古表明在6800年前即有車轍和車型圖案的遺跡。敘利亞考古表明6500年前就有車輪的圖形和貨車壁畫的遺跡。依據這些資料判斷，歐亞草原及其周邊地區車輪的發明比馬的馴化還要早，最早的車是用牛牽引的，這既符合牛的馴化早於馬的考古研究結果，也符合遊牧民族大規模使用牛車的現實。至於馬車在曆史上應該是農耕民族和城堡民族使用較多的工具。牛車的廣泛應用，使生產、軍事和社會組織的規模得以擴大，遠距離遷徙與征戰也就成為可能。
一體化組織為遠征創造條件。遊牧社會長期處於氏族部落的社會形態。在部落形成之前，人們隻能在小範圍內遊牧。隻有形成生產、生活、軍事三位一體的部落聯盟或草原帝國，才有可能征服更多的草原，獲得更多的牲畜，聚集更多的人口。
綜上所述，歐亞草原在距今4000~5000年即具備了形成遊牧生產方式的條件，但是史籍記載最早的遊牧是距今3000年左右。也就是有1000多年的遊牧史缺乏史料考證。這段時間可以理解為遊牧生產形成的早期，人類隻是在小範圍內進行遷徙活動，還未開始與其他有史料遺存的文明古國發生接觸或進行對抗，因而可能是並未被外界所知所記載而致。
斯基泰人及其西遷
曆史上希臘、波斯和中國的文獻都記載了公元前七八世紀斯基泰人的活動情況。斯基泰人的活動範圍在西至裏海以北，東至伊犁河下遊，南至古波斯北境的廣大區域。一般認為斯基泰人最初來自中亞草原，屬於印歐人種，語言屬於東伊朗語。公元前700年左右，居住在中亞和西伯利亞西部的斯基泰人向西擴張，占據了南俄草原，實際控製了西到多瑙河口的廣大地區達300年之久。隨後斯基泰人又向南擴張，越過高加索山脈，進入小亞細亞，稱霸70多年，西方人描述“從高加索到敘利亞，他們的騎士無所不在，不停地進行掠奪”。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斯基泰人向西、向南擴張與中國戰國時期秦穆公進攻西戎有關。由於秦國擊敗了西戎，迫使中亞的原住民向匈牙利以西方向遷徙，波及歐洲的希臘王朝。這一過程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有據可考的沿著歐亞草原通道的民族大遷徙。最東端的中華文明古國和最西端的希臘文明古國就這樣通過遊牧民族的遷徙發生了相互的影響。
斯基泰人的國家由四大部族組成，每個部族又分為若幹分支。國王和各級首領都是世襲製。斯基泰人在總體上維持著遊牧生活，但在靠近西亞一側已經有了從事農業的定居者。斯基泰人已完成了青銅器到鐵器的過渡。與此相適應，技術手段的改進促進了斯基泰藝術水平的提高。特別是青銅器製作的衣物佩件和馬具、工具的裝飾品大量出現。斯基泰藝術風格，特別是動物形象與後來草原上流傳的遊牧風格非常相近，同時也受到西到希臘東到中國這一區域中各文明古國的影響。
希臘王朝和遊牧政權在中亞並存
公元前4世紀後半期，古希臘的亞曆山大開始向東擴張，相繼征服小亞細亞、敘利亞、埃及和波斯後，於公元前329年攻克了撒馬爾罕，入侵中亞草原。為了鎮壓反抗，希臘軍隊分成五支，分別在各地築城移民，推進“希臘化”。許多希臘人、馬其頓人、伊朗人遷移到中亞南部。希臘的社會製度、文化藝術對中亞草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商道附近修建的城鎮，促進了中亞民族更多地從事商業活動和國際貿易，同時也為後來絲綢之路的開辟準備了條件。與此同時，希臘人、馬其頓人也吸收了當地文化和風俗習慣，豐富了西方文化。
在“希臘化”鼎盛時期，中亞南部出現了塞琉古王朝的統治，繼續進行建城戍兵，發展農業。但在廣大草原地區仍然存在著眾多遊牧部落。匈奴在蒙古草原地區建立帝國的過程中，迫使部分其他遊牧部落向西遷至中亞，增強了對希臘化王朝的對抗。遊牧人對希臘化的反抗一直持續到公元前2世紀希臘統治者的最後垮台。亞洲人對希臘人入侵的反抗還表現在公元前250年~135年獨立的“大夏”和公元前248年建立的“安息”。安息以“亞洲是亞洲人的”口號，積極向西擴張。原居住在中國西部的月氏，在匈奴的驅逐下，西遷到中亞建立了新的國家，也加速了希臘統治者的滅亡。
這次曆時近200年的中亞西亞“希臘化”，是東西方文化的一次強烈碰撞和交流，不僅加速了城市建設和灌溉農業的發展，也增強了文化藝術的交流和發展。這一時期形成的中亞藝術品吸收了希臘、印度和中國的藝術成就，製作極為精美，表現力極強，輸出到很遠的地方，對世界藝術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青銅器、金器、銀器為代表的草原藝術在這一時期逐漸成熟。與此相應，作為東西交流的結果，在西伯利亞、烏拉爾山、鄂爾多斯等地遺留下來大量的具有遊牧文化特有風格的藝術品。
匈奴馳騁亞歐兩洲
匈奴的先民在中國的史籍被稱為獫狁、葷粥、山戎等。按音譯應為“胡”或“匈”，但漢代史籍采用了帶有輕蔑色彩的“匈奴”，後世一直沿用下來。匈奴最早作為強盛的民族國家與戰國時期的趙國發生接觸是在公元前4世紀。此時匈奴已成為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亞的霸主。匈奴與中國秦漢兩朝進行過長期的對抗，然後進入了分裂狀態。在外部看來“沉寂”了約400年後，匈奴人突然出現在歐洲，阿提拉率領的鐵騎差一點攻占了羅馬城。公元5世紀前期，匈奴的另一個分支—噠人在中亞建立了遊牧強國。由此可見，冠以“匈奴”、“匈人”、“噠匈奴”的遊牧政權在亞歐曆史舞台上活躍達1000年之久。盡管三者之間的承接關係史學界尚有不同看法，但在部族更替和遊牧遷徙過程中的密切聯係是肯定的。因而並不影響以此來闡述遊牧對東西方交流的曆史性作用。
匈漢關係戰和交替。匈奴和中原王朝的關係以戰爭與和親兩種局麵交替演變，最終以南匈奴歸附，北匈奴西遷為結局。在中原王朝處於戰國七雄的混戰局麵時，匈奴憑借著騎兵優勢，占據了華北、西北的北部地區。後來趙武靈王學習匈奴騎兵的裝束和戰法，推行改革，也就是曆史上著名的“胡服騎射”，最終奪取了華北北部和陰山以南的河套地區，並沿山勢修築了長城，防禦匈奴的再次入侵。秦朝統一中原後“北擊匈奴”，進一步加強在陰山一線對匈奴的防範。在秦漢兩朝交替的戰亂過程中，匈奴又乘機重新占據了中原北部，甚至有時深入到漢朝都城長安附近進行搶掠。後來，漢朝對匈奴的關係進入持續進攻時期，在現在的鄂爾多斯與河西走廊一帶建立據點，數次派軍隊深入草原打擊匈奴，先後發動了河南之戰、河西之戰、漠北之戰。匈奴分裂後，漢朝支持的呼韓邪單於在公元前43年登上了匈奴王位，並表示對漢朝臣服。失敗者郅支自稱單於，於公元前44年逃往中亞。
漢朝與匈奴的和親以財物賞賜與公主下嫁的形式進行，伴隨著大量貨物、人員和文化的交流。記述比較多的是在公元前33年，臣服於中原朝廷的呼韓邪單於來到長安，獲得了當時胡戎藩屬政權所認為的崇高獎賞—公主下嫁。王昭君以漢朝公主的身份，被封為寧胡閼氏，以示永遠安寧。此後史稱北邊“人民幟盛，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幹戈之役”，維持了60多年的和平。王昭君的曆史功績受到曆代帝王、史學家、文學家和邊疆百姓的好評。她去世後，葬於陰山南麓黃河北岸的大黑河畔，據說經過曆代加高封土，現高達33米，聳立於呼和浩特市城南9公裏處的平原上。近2000多年來以“昭君出塞”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層出不窮，已形成以民族團結為主題的“和親文化”。
西匈奴遊牧於巴爾喀什湖和鹹海周邊的草原，成為後來遠征歐洲羅馬帝國匈人的祖先。東匈奴留在蒙古草原，與中原王朝和睦相處近百年。公元48年，東匈奴帝國再次分裂，漠南8個部落與漠北的單於統治脫離了關係，成為南北兩個匈奴部落聯盟。此時，大興安嶺興起的鮮卑遊牧部落強盛起來，迫使南匈奴南遷到河套以內，以鄂爾多斯草原和黃河中遊兩側為基地，與漢、魏、晉等中原王朝保持著聯盟關係。匈奴單於還改姓漢朝皇族的劉姓。公元304年，匈奴首領劉淵在太原稱帝，自稱為漢皇室的繼承者，匈奴正式成為中原王朝政權的組成部分。在南北朝混亂年代，匈奴人先後建立了北漢、前趙、後趙、胡夏等地方割據政權。中原重新統一後，匈奴完全退出了中國的曆史舞台。
“匈人”與羅馬帝國交戰。西匈奴從蒙古草原敗走中亞後，漢王朝遠征軍將領陳湯於公元前36年在楚河地區將郅支單於斬殺。匈奴餘部在中亞草原生活了幾百年，但並未有史料記載。約公元374年後，被認為是西匈奴後人的“匈人”征服了伏爾加河、頓河、第聶伯河地區的原有民族，開始入侵羅馬和日耳曼。歐洲史學家記錄了匈人的形象和生活場景：“他們的身體又粗又矮，胳膊十分粗壯，腦袋出奇的大……他們不知道犁的使用，更不知道房屋是用來居住的。他們是永遠的遊牧者，從小就習慣了寒冷、饑餓和幹渴。他們的牧群拉著裝載他們家屬的大車隨著他們遷徙。在車上，他們的妻子紡著線，縫製他們的衣服，生育和撫養他們的小孩。如果問到他們是從哪裏來的，就連他們自己都說不清楚……他們的鞋子沒有式樣和大小，十分不利於行走，因此他們的步兵是不堪一擊的。但隻要一跨上馬，他們就像被釘在馬背上一樣。他們的馬又小又難看，但它們不知道疲乏，奔跑時像閃電一般……他們在馬背上開會、做買賣、吃、喝，甚至將上身趴在馬頸上睡覺……他們不知道如何攻下一個要塞和擊破一個有防禦的陣地。但是他們具有無可比擬的射擊術，他們能從驚人的距離射出由尖骨製成的像鐵一樣堅硬的並能致命的箭。”這些描述反映了歐洲人從其固有的角度觀察到的黃種人和遊牧民族的鮮明特點。將其與中國史學家筆下的匈奴人的形象相比較，就會發現二者雖然有1萬多公裏、400多年的時空距離，但是大部分情景卻有著驚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