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實錄
《馬可·波羅行記》（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是第一部在所見所聞的基礎上，對草原通道上的南歐—西亞—中亞—東亞沿線進行全景式記錄的文獻，從一個側麵反映了包括絲綢之路在內的草原通道的功能和作用。馬可·波羅東行的路線在中亞以西走的是漢代以來的絲綢之路古道，然後循北側蒙元驛道抵達上都和大都。從馬可·波羅東行沿途的所見所聞可以清楚地看到草原通道的曆史作用。一是信息文化溝通作用。在馬可·波羅向東方出遊之前，他的父親和叔叔就曾前往大元王朝的大都（今北京）經商，還帶回了元世祖忽必烈致羅馬教皇的信函。當馬克·波羅和他的父親、叔叔再次東行時，即攜帶著教皇致忽必烈的回信。在此前後，其他僧人、商人、傳教士也留下了大量的東西方交流文獻。信函書麵交流隻是多種信息交流的形式之一。更為便當的口頭語言交流和日常生活交流所起作用更大。文化藝術交流則具有更強的持久性。很多在東西方流傳的藝術品成為傳世之寶。二是貨物貿易作用。馬可·波羅東遊是在其父輩第一次成功前往中國經商的基礎上，再一次結成十幾人的貿易團隊成行的。這本身就說明歐亞之間貿易潮流在迅速擴張。三是史料積累作用。《馬可·波羅行記》共分四卷：第一卷記載了從歐洲到亞洲東部的沿途經曆，反映了所經之地的政治、經濟、民俗、特產等見聞；第二卷描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都城、朝廷、節慶、遊獵及其所到城市，如杭州、福州、泉州的情況；第三卷是關於海路返程時沿岸所見所聞的記錄；第四卷重點記述了成吉思汗後裔的紛爭和蒙古草原的情況。盡管對書中一些內容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曆來爭論就比較多，但是總體上是符合曆史事實的。關於元上都、大都兩個都城各宮殿的描述都符合曆史實際，其中描寫的宮廷活動盛況和場景有些內容雖無其他文字佐證，但值得重視和深入研究。拋開具體描寫的內容準確性的爭論，《馬可·波羅行記》作為草原通道（包括絲綢之路）曆史作用的一次集中展示，這一點應當是沒有疑問的。在美國學者傑克·威澤弗德所著《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一書中，記述了忽必烈大汗的使臣列班掃馬前往歐洲介紹蒙元帝國、傳遞世界和平意願，並且先後拜會波斯的蒙古伊利汗、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羅馬的紅衣主教團、巴黎的法國國王菲利普四世，最遠到達歐洲西端的英格蘭，拜會國王愛德華一世的情景。這一研究成果從一個側麵證實了《馬可·波羅行記》的真實性。
歐亞文明的同步性
曆史研究顯示，歐洲和亞洲在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人類文明的演進基本上是同步的。而在沒有陸上通道相連的美洲、大洋洲，新石器時代的各個時期都要相對晚幾千年，鐵器則根本沒有出現。盡管有些文明成果在歐、亞兩洲出現的時間早晚和傳播路線還沒有定論，但“基本同步”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例如，青銅器在歐洲、中國內地、亞洲草原的考古發現都可追溯到距今4000~6000年前，而且器型和裝飾紋樣風格在很多方麵都互有影響。再如鐵器的發明，歐洲和中國內地的發現時間都大致在距今3000年左右。史稱遊牧民族突厥人為製鐵的“鍛奴”，他們在進入中亞後，還向希臘王國輸送過鐵製品和相關技術。再如中國的“四大發明”及多種技術大都是通過草原通道傳向西方的。當然，對人類發展貢獻最大的還是農作物的傳播與交流了。從西方傳入中國的作物有葡萄、西瓜、芝麻、菠菜、芹菜、茴香、萵筍、大蔥、棉花，以及後來的玉米、馬鈴薯、西紅柿等。從中國傳向西方的有種桑養蠶及稻、甘蔗、甜瓜、杏等多種作物。每一項文明成果的傳播都會給人類的社會生活帶來廣泛影響。例如，明代“藥聖”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記載“燒酒非古法也，自元代始創”。由此為蒸餾製酒的技術是蒙元時期從歐洲傳入亞洲的研究結論提供了佐證。在此之前中國農耕地區以糧食發酵和遊牧民族以馬奶發酵製作的酒度數都很低，無法延長保存期，隻能在發酵製作後很快飲用完畢。而利用西方蒸餾技術製作的白幹酒（燒酒）可以保存數年，甚至長期窖藏，隨時可以用於宴飲。因而，如果沒有草原通道將蒸餾酒技術輸入到東方，我們的酒文化就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多彩絢麗。同時也可以推想，蒙古王公貴族在掌握蒸餾酒技術之前，隻能在夏天的兩三個月內有機會飲用發酵的“馬奶酒”。而在廣大牧民得到蒸餾收集酒精的方法後，在製作奶酪的同時即可分流出奶酒，酒精度數可達20%~30%，儲存起來可以常年飲用。明朝以來，西方的自然科學和工業文明向東方的傳播明顯滯後，其中的原因一是中亞、東歐草原的國家與政權相對固化，過去建立在遊牧基礎上的東西交流基本被阻斷，草原通道的作用難以繼續發揮；二是統治者閉關鎖國、實行海禁和陸上封禁的政策，人為地割斷了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這些情況可以反證草原通道在曆史上對東西方交流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