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方國的先人後稷,據《詩經·大雅·生民》的描述,是這樣誕生的。
從前有一個姑娘叫薑螈,這一天她準備要小孩了,就堆積柴火點著了,把牛啊羊啊放上去,燒出味兒飄上去,以此祭祀上帝。然後,她就看見一個上帝留下的巨大腳印(她認為是上帝留下的),她就踩了這腳印的拇指部分,當即就懷了孕。這種無父生子現象,說明當時還是母係社會的殘餘階段。
懷孕期滿,這孩子就生下來了。不知出於什麼原因,也許是想試試這孩子是不是上帝幫她生下的,薑螈媽媽就把這孩子棄置掉了。她把這孩子棄置在巷子裏,讓人難以想像的事情發生了,過路的牛羊就站在這小孩的上方,拿四條腿罩著他,怕他被別的牛羊踩到,並且給他喂奶。薑螈又把他扔到寒冰上去,結果飛來一隻大鳥,用翅膀蓋著他。等鳥飛走了,這孩子就“哇”地一聲哭起來了。
薑螈很高興,那個大腳印果然是上帝的啊。於是趕緊把這個神異的小孩從冰上抱回來了。
這番描述,大約是想說明這孩子所被賦予的天命。
這孩子長大以後有了個名號叫後稷——“稷”指的是一種穀子,他叫這個名號是因為他特別喜歡種地。
當時正是堯帝做盟主,堯帝舉用後稷當了“農師”,但是也有古書說是舜任命了後稷去“播種百穀”,總之,在堯、舜時期,後稷就當上“國家”幹部了。後稷負責農業,非常認真,五穀熟而人民育。
不久,天下開始鬧那次知名的洪水,人們紛紛爬上了大樹。後稷參加了以大禹為首的F4組合,一起戰天鬥地。其中的商祖子契(東夷人)、秦祖伯益(東夷人)主要協助大禹跑外,後稷就跑內,從各地征集散發救濟糧,教民耕種,積極組織生產自救。終於,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大舜,賜給後稷“姬”姓以示嘉獎,封地在陝西武功縣一帶。
大舜表彰了這些治水功臣F4,也就完成了自己曆史使命,在大禹的催促下退休養老。大禹開創了虛無之中的夏朝。
後稷懂得與時俱退,為了不給大禹家族搗亂,當商祖子契東遷去了山東,後稷也北遷去了自己的封地有邰,而伯益則勇敢地留了下來,接大禹的班當了三年見習天子以後,被大禹的兒子夏啟幹掉。這都是以前說過的事情了。
一千年過去了,夏朝和商朝相繼登台獻藝,後稷的子孫則離開了後稷的封地,跑到了西部陝西地區的戎狄部落之間。因為附近都是戎狄,於是後稷的子孫很快就放棄了農業種植,學戎狄那麼生活。到了後稷第十一代孫“古公宣父”的時候,才開始重新搞農業耕種,不像戎狄那麼亂跑了,但是他有了一點財貨之後,附近的蠻族就來搶他的。古公直父無奈,隻好帶著人遷徙到了渭水北岸的岐山腳下另起爐灶。
古公亶父的兒子就是有名的、武功赫赫的季牧師(季曆),對附近的戎狄作戰,多有勝利。當時正是商朝文丁在位,文丁目光如炬,看出季曆腦後有反骨,就把文丁弄到都城殺了。季曆的兒子西伯姬昌,遂接班治理岐山腳下的周方國,直到如今的紂王時代。
西伯姬昌的爹季牧師是含冤而死的,但是西伯輕易不敢發作,因為作為商朝一個偏在西陲的方國——周方,這裏的文明還蠻落後,比如考古研究發現,周方國的青銅器和文字都落後於商王朝,甚至根本就是空白。周國的社會組織也偏於粗淺,表現在法製還不完善,史書說周人“措刑而不用”,雖然像是好事,但也體現了當時周國法製體係的粗淺和原始。直到若幹年後周人入主中原,才把商王朝的五刑體係加以學習和繼承,也搞出了大周朝“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頭,最後用竹鞭”的模式。曆代商王所能想到的各種人體細部和關節,也都拿東西往上邊去招呼:殺頭、割鼻子、去勢、砍臏、刺字、鍋烹,醢脯等等,一樣也不比被它指摘為“暴虐於百姓”的商朝(含商紂王)少。譬如周朝第五代天子周穆王製定的“呂刑”規定:可以判臉上刺字的情況有一千條,割鼻子的有一千條,砍腳一千條,去勢的三百條,砍頭兩百條。法網密得像篦子。不過,“淩遲”這種最殘忍的刑罰,當時還沒有發明,給後世的皇帝們留下了一點施展創造力才華的空間。
實際上,周國從西伯姬昌的爺爺古公亶父時代才開始去戎狄化,古公亶父最初是“陶複陶穴,未有家室”(《詩經》),似乎住的還是原始的坑屋,連房子都沒有,隨後才在岐山地區始建房屋宮室,設置五官有司,修建宗廟。這說明以前則連五官有司和宗廟都沒有。西伯姬昌在岐山居住的遠古房子也頗原始,接近於神農時代,根據現在的遺跡顯示,多數是在地上挖個坑,坑裏支幾根柱子,撐起個茅蓋,就充做房子了,是坑屋。坑屋上邊漏雨,下雨就得拿盆往外淘。不過西伯不住這樣的地方,他是地麵建台子,台上豎起宮殿,宮殿屋脊蓋了瓦,但屋脊以外的房頂部分還是茅草和泥(瓦太多了會把房子壓趴下)。從考古上看,這些瓦似乎是西伯唯一領先商王朝的地方。
不過,窮並不可怕,窮則思變嘛。周雖然是個窮國,小國,但作為新的發展中國家,比商人有很強的進取精神和艱苦卓絕的毅力,不像老大的六百年商朝上下人物那樣怠惰,乃至官吏耽於飲酒,周人敢於不信天命,除舊布新,乃是其優勢。
二
在冷兵器時代,兼以中國空間遼闊,戰略縱深很遠,商紂王就無法密切幹預陝西黃土高原上的周方國了。我們說,方國處於商王朝最外環,中間一環是諸侯(商王的親戚們),最內是王畿地區。於是紂王請了中環的一位諸侯——“崇侯虎”先生,作為自己的耳目,盯著外環的周方國。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聞樂見:他麵如鍋底,落腮紅髯,兩道黃眉,金睛雙暴,喜歡厲聲大叫,在《封神演義》裏被封為“北伯侯”。其實,“崇侯”就是他的官爵,表示他是崇國諸侯,“虎”是他的名字,連稱“崇侯虎”。《封神演義》作者弄出個“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倆官,沒道理啊,他還動不動就一聲炮響,提刀上馬,衝出陣來,倒也熱鬧,那時候就發明火藥了!與“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級別的就是“西伯侯姬昌”,不過這也是概念錯誤,“伯”是對外環方國領導人的稱呼,“侯”是中環諸侯領導人的大號。說“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個啊,瞎鬧騰嘛。總之,明朝的這位“許仲琳”老先生的書,挑剔起它的錯來沒完沒了,我們就別跟他老人家過不去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國(陝西戶縣地區)得到諜報,西邊岐山下的西伯姬昌在大行仁義。插一句的說,我們這裏也得嚴謹,以免落得跟“許仲琳”一樣。我們這裏說“姬昌”倆字,也是犯了不懂曆史常識的錯誤。當時的姓並不放在名前麵連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紂王的名“受”前麵連稱“子受”一樣。“子受…‘姬昌”都是錯誤的稱謂。姓在當時屬於一整個家族的徽記,我們隻能說周方國的貴族是姬姓,周方國是姬姓國家,但不能冠在人名前。叫秦始皇為“贏政”也是錯誤的,應該叫他“秦王政”或者“始皇帝”。對於“姬昌”隻能叫他“昌”,或者叫他的官號“西伯”,或者“西伯昌”,叫他“周文王”也行,他也會很高興——這是他即位不久後,就自己給自己封的,想跟商紂王平起平坐,都是王。
不管怎麼樣,西伯野心不小,想當老大,他積累德行,收買人心,表現形式是讓利於民。據孟子說,西伯把自己的國家野生動物園和天然動植物園對外開放,隨便人們進去打獵砍樹占公家便宜,又讓市場管理的官員隻緝拿壞人而不征市場交易稅,也不征道路關卡商品流動稅,讓商人們發財;對於農夫,隻征百分之十的糧食;對於犯罪分子,也不連坐他們的妻子和繳沒其家產;對於當官的,世代發給他們俸祿;而對於鰥寡孤獨這四類無依無靠的窮人,西伯每次行仁義的時候,都先從這四類開始。
不過,孟子講這些話時,都沒有拿出他能看到的史料,引兩句作為證據,所以孟子講的,不過是孟子基於當時戰國時代君主因為打仗對民眾盤剝過甚從而設計出的一幅理想方案,硬塞到西伯頭上說事罷了。從邏輯上講,如果西伯像孟子說的這樣,對民間征斂得很少,行仁義發出去的卻很多,那不知他的收支是怎麼平衡的。孟子就沒有給予解釋了。有人說,那是因為西伯自己省吃儉用,於是把錢分留給民眾和官員。但是西伯養了十七個兒子,還不算閨女,他這一家子開銷也不會太小。
所以孟子說的西伯輕稅斂、行仁愛的這些話,不能當作曆史看。實際上,荀子也說過幾乎同樣的話,不征關稅,糧食稅十分之一什麼的,但他並沒有說這是從前西伯的做法,而隻是發表自己的治國設想罷了。這反映的不過是戰國時代學者的共同呼聲罷了。
我想,周方國作為一個資源財富極其有限的彈丸小國(東西長約七十公裏,南北寬約二十公裏,都在岐山腳下,古書上常說它方百裏),它一定是把所有征收上來的財富投入軍隊建設而不是廣施財利於民。西伯應該是節省每一個從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貝殼(錢)去奉養超出那塊土地所能承載的軍隊(而不是花在鰥寡孤獨者那裏),這才差不多可以與商王朝兵力匹敵。
不過,後代學者們還是硬把西伯的周方國描述得一片晴朗,老百姓都留出很寬的田塍,互不侵犯。據說,鄰居的虞、芮二國之人為一塊田地的歸屬問題產生了爭執,跑來找西伯評理。他們一進周國的地界,看見這裏的耕者都互相謙讓。農夫們對於有爭議的地都推來讓去,誰也不肯要。虞、芮之人看了以後,大為慚愧,說道:“我們所爭的,正是人家所恥的,咱就別去現眼了,快回去吧。”於是各回本國去了。這個故事我們也不要太當真。倘使周國的民眾真是這樣仁善和氣,如此禮儀之邦,該不會整天想著叛商,組織起來玩命地、勇猛地去侵犯附近的其他諸侯和商王朝吧。
後代的戰國學者們,之所以要美化西伯周方國,把西伯說成仁義,其實是有這樣一個隱衷,就是儒家的人喜歡推崇仁政,以孟子為代表。推崇仁政沒有錯,總比推崇暴政強,但他們在推崇仁政的時候,為了向君主們兜售仁政的功效,就打廣告說:行仁政吧,從前周文王(西伯)就是一行仁政,而仁者無敵地奪得了天下。
其邏輯是,君主行仁政,從而使自己的民眾幸福,而它國的君主不行仁政,總是打仗或者因為其他原因虐用其民,於是民眾饑餓寒冷而叛離他,於是行仁政的君主就可以輕易地一點都不殺人地取得那惡君主的國家,從而王有天下,孟子管這個叫“仁者無敵”。孟子在向諸侯們兜售這個統一天下的路線圖時,就給自己樹了一個成功的例子,說從前周文王就是這樣行仁政(如前文所說的少稅斂,開放私家苑囿,照顧鰥寡孤獨,就是仁政的內容了),從而成功地王有天下的。
然而,西伯(即周文王)真是純按這個路子成功的嗎?《周書》中描述周文王時,說道“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就是說,大的諸侯畏懼周國的力量,小的諸侯感懷周的恩德,那麼周是憑借自己的較強國力,以及通過外交聚合小的諸侯。說明他是打造了頗強的國力,而不單單靠的是“德”。《詩經》又說:“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可見周文王主要靠的是招攬人才。而岐山這個小地方,離戎狄又近,應該沒多少人才,主要需要從東方招徠。據司馬遷記載,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也確實都跑來投奔西伯。周文王即便是行仁政,也是對這些人才來行,給他們厚厚的俸祿。
孟子所處的戰國時代是小民力量開始蘇醒、崛起的時代,所以孟子講仁政愛民的重要性。但此前的中國曆史,是貴人世襲和控製的社會,大小各級、各部族的貴人控製著各自的民眾,周文王即便是有“德”,也是對各級貴人和周邊諸侯有德和r,這對周的命運意義重大,而未必是專門針對小民。
《左傳》上還提到了“西伯有法令:‘有逃亡者要大加搜捕’,因此得到了天下”。(有亡,荒閱。)這句話太簡單,所以不好確切地理解。大約這條法令主要是針對脫離戶籍而逃亡的人(叫作“亡人”),人們如果脫離戶籍逃亡了,去別的國家了,政府就少了稅源,所以西伯禁止民眾逃亡。這種嚴格管控民眾,禁止人們隨便遷移的政策,使得我們懷疑它是類似商鞅嚴格管控的半軍事化的秦國,也隻有這樣的國家,才能迅速發展出強大的軍事力量。而且,這也說明當時有人會從岐山地區逃亡,離開周方國。那就是說,岐山這裏並不是世外桃源,會不會是因為這裏稅斂太重,或者對外戰事頻繁,征用民力太多,人們受不了了,才會逃亡的?而一旦人逃亡了,他還要大肆追捕回來,或者懲罰餘留下的家屬,這就凶巴巴的了,有點法西斯了。
另外,《尚書》說紂王任用了很多從諸侯逃亡來的人或罪人,《左傳》在上述文句之後也接著說:“紂為天下逃主,萃淵藪。”那就是諸侯各國很多逃亡的人都去了紂王那裏。這是不是就像墨西哥等窮國的人都偷渡去了富裕的美國?可見,不是周方國“來遠懷眾”,反倒是商紂王“來遠懷眾”了。
但是《左傳》這話隨即接下來又說,紂王因此被人死力進攻。這話意思是,各個諸侯或各個大小貴人所轄有的民人或犯罪分子,如果跑出了這個諸侯國界,去了它國,諸侯就沒有權力追捕他了,他可以在別國安然自在地活下去,甚至當官。特別是跑去紂王那裏,被紂王接納,更不敢討回來了。周文王搞的這個法令,要求打破諸侯國界與地界,對脫離戶籍跑掉的民戶(稅源)或者逃亡的犯罪分子,通力追繳,這種政策勢必得到的諸侯和大小貴人們的歡迎,而諸侯及貴人們也因為民人跑去了紂王那裏而怨恨紂王,所以諸侯都願意跟著周人打紂王,並且打得很賣力。
移民或逃亡民的問題,是商與諸侯的一個矛盾,周文王利用了這個矛盾。同時這個大搜捕的法令,也帶有加強集權的政治意圖,而紂王聽憑跑來的民人和犯罪分子在商王畿落戶,反倒說明紂王執行的是仁愛的寬鬆政策,周文王則執行強硬政策。此外,《尚書·康誥》還講到“文王作罰”,那也是定了刑罰的。
《尚書》上曾經指責紂王登用小人而不用貴人(小人是地位低者的稱呼),還說紂王對於偷吃了祭廟祭品的人都不去管和抓,這使我們有理由揣測,紂王把心思用在了拉攏平民(包括外國來的)方麵,而周文王則重點在對各級大小貴人和外國諸侯用“德”,而對小民則嚴加管控。
紂王之所以排斥貴人,乃至整治貴人(比如虐待箕子),而好和小民親近,寬待小人(小民),大約是商朝積累了數百年,貴人勢力傲慢不馴,紂王已經對他們無可奈何。而周作為新興小國,其貴人集團還是和衷共濟,共同奮鬥的。商周大小貴人數量眾多,但是離心離德,周文王隻有數個臣子,但是同心同德,雖然紂王試圖對小民好,或者試圖任用小民(小人)出身的地位卑微的人,而周文王卻對小民嚴加控製,終究商的戰力還是抵不住周。
孟子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硬給周文王加上了對小民行仁政的標簽,以解釋他的勝利,卻看不到上層與中層之間的矛盾,或者說其治理關係,才是決定商、周命運的關鍵。戰國時代已經是君主郡縣製,所以孟子的學說有其一定存在的道理,而商周都還是大小世襲貴人役使民眾的時代,在戰國行得通的治理國家的辦法,在商周未必是關鍵法門。
總之,周文王獲得了國力的發展,絕不簡單是靠著對小民行什麼“仁政”。
據司馬遷說,崇侯虎觀察到了西伯的動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紂王做了彙報:“西伯積善累德,諸侯都向著他(這話固然是司馬遷或者此前學者信筆寫的,無法深究,但究起來,也可以理解成西伯隻是對貴人們好,所以諸侯都向著他),這樣將不利於紂王您啊!”
接下來,據司馬遷說,紂王聽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動,宣西伯赴商都見駕,然後一舉把西伯囚禁在國家監獄“羑裏”。但是西伯手下的人送來了寶馬美女,紂王立刻喜笑顏開地釋放了西伯,放虎歸山不算,還賜他弓矢斧鉞,資糧於敵,命他繼續做西方伯長,專征伐權,隨便在西方開疆拓土。
紂王宣西伯來朝歌,然後把他囚禁在羑裏,這實在是不能讓人相信。如果真是這樣,那隻能說明西伯太沒有記性了,從前他爸爸季曆就是跑到文丁那裏獻捷,然後被文丁殺了,他會再次乖乖跑去,讓曆史的悲哀重演嗎?所以我認為,事實上,紂王很可能是通過一場大規模的戰役,擊潰並捉到了西伯,並且殺死了他。具體過程我們下一節再說。
三
早在西伯的父親季牧師(季曆)時代,周方國就開始在軍事行為中取得一係列勝利,可惜季牧師被紂王的爺爺文丁給困殺在監獄裏了。根據出土的清華簡《保訓》記載,西伯在即位伊始就稱王了。而按照《詩經》的記載,以及司馬遷在《史記》中所承認,西伯是在虞芮兩國斷糾紛案的那一年稱王了,大號周文王。並且,按《詩經》和《史記》記載,周文王稱王後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發動一係列軍事進攻,首先進攻大本營岐山地區以北的犬戎,次年向北七十公裏進攻甘肅靈台地區的“密須國”。這些戰鬥使得周文王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後顧之憂,可以全力向東發展。
隨即下一年,周文王向東遠攻河南北部的於國(河南沁陽),這場戰鬥用兵甚盛,《詩經》說是“我武維揚,侵於之疆,則伐於殘,殺伐用張,於湯有光”,那就是殺的人頗不少,自我感覺可以追比當初商湯的風頭了。
下一年,周文王又從陝西西部寶雞地區的岐山大本營出發,組織了對陝西中部西安地區(戶縣)的崇侯虎先生的征伐,以求整個占穩陝西的“關中之地”。崇侯虎作為崇國的諸侯,是商王朝插在陝西腹心的一顆釘子。崇城的防禦設施龐大而堅固。周人進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周文王命令周軍撤出戰鬥進行整頓,據後來道德意識高漲的《左傳》說又是去修文德了,修完文德,崇侯虎就投降了。
其實,周人暫停攻城,卻是去建造大型攻城器械去了。然後集中兵力,修築土山,從土山頂上用新造的長鉤、雲梯、臨車、衝車等攻城器械(前三種是靠近城牆,從上方進行毆打,後一種是從底下破壞城門用的),一舉攻克崇城,滅了崇國。崇侯虎本人戰死被誅。整個過程中,顯示了周人戰鬥中無所不用其極的殘酷手段,被記錄在《詩經》描述周人建國曆程的詩歌裏邊。此外該詩中還說“攸馘安安”,就是說斬的首級很多。
前後圍攻了崇城三十天還不罷休,顯現出周人可怕的嗜戰決心。被他們盯上的諸侯,不被整個端掉絕不收手。他們滿眼放著的,是狼群在夜裏凝視你時、朝你衝鋒前的,充滿死亡暗示的冷凶之光。
《尚書》記載說後來周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打得“血之流杵”,孟子看了就說這不可信,以至仁的人打至不仁的人,“應該兵不血刃”才對。可是,崇國這個小國都打了三十天,打大商朝卻不流血就輕易勝利了,這可能嗎?
即便商紂王是惡君,應該去討伐,那麼密須、於國、崇國國君也各個都是惡君嗎?何以惡君如此之多呢?
不說這麼多了,接著,按史料記載,周文王組織軍事力量全力向東發展,長驅六百公裏進攻山西長治地區的“黎國”,距離東邊的朝歌(河南淇縣)隻有一百多公裏,雖然隔著太行山,還是足以構成對紂王都城的直接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