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個小小的欹器，也還表達著天、地、人之間的關係及合理關係的關鍵所在，這便是“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
當然，這種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更不是僵死的。這種關係也隻有在不斷的更新、變化之中，才會產生出新生與力量。因為這種關係，正是對於世界萬物及人類社會生長變化的一種反映。“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世界萬物與人類社會無時無刻不處於變化之中，一如欹器中水量的變化。也隻有有了這種變化，才能促進事物的新生與前進。持中，並不是保守，更不是一成不變的死守。這種死守當然是違背自然發展規律與社會發展規律的，是一種偽中庸。關鍵就是要我們通過掌握與運用中庸之道，去認識辨別發現事物發展的現狀與未來，從而清醒地把握行動的方向，也就真正地達到人的解放與主動之下的自由，並由此迸發出無窮無盡的能動性與創造力。世界猶如無數個大大小小環環相套的欹器，每一個欹器的變化，都會影響到相近相觸的欹器的存在與變化，隻有能動地看清楚並把握住這種變化關係的時候，才會做出真正“中”而“正”的行動。
但是，中國的專製統治者最喜歡一元，最憧憬一元之下的所謂的“中正”，甚至還會美其名曰“中庸之道”。但是萬馬齊喑並不是風和日麗，墳墓般的寂靜更不是真正的穩定與和諧，這實則是戕害生機與活力的專製，是對於中庸之道的背離與背叛。中國的知識分子，也便在這種統治者長期形成的“一元”獨生獨存的格局裏，習慣於奴性思維，習慣於歌功頌德式的黑白顛倒，當然也就從根本上萎縮甚至毀滅了獨立思維的權力與能動。本來應當有著不盡生機的中庸思想，也被偷梁換柱成死氣沉沉的教條。隻是，自然與社會的發展運行，並不以專製者的意誌為轉移（哪怕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專製），一個多元的世界多元的時代正在到來，政治的多元、經濟的多元、文化的多元，思想與生活的多元，這是任誰也無法阻擋的總趨勢。因此，變革與維新，也就成為剛剛開始的新的世紀主旋律。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也”（《中庸》）這裏的“反”同“返”，孔子是在把生在當下卻要複古倒退者，斥之為愚蠢的剛愎自用，是要將災難惹上身來的，表示著強烈的進步與變革的積極態度。
孔子中庸思想中的這種變化不息、革新不止、常流常鮮的精神，在他對待水的態度上，有著集中而又令人思之無窮的表達。
還是在《宥坐》篇中，就有孔子對於水的透徹的觀察與體會。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遍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穀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誌。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這是在說水，也是在說自己，同樣是在說心中所向而往之的中庸之道。普及萬物而不居功自傲，這是水之德；水往低處流，雖曲折卻有一定之規，這是水之道；不甘於長期被拘被囿，又會決而前行，就是遇到百仞的懸崖，也會欣然飛下化著浩然瀑布，這是水之勇；用水還可以測出地之水平，這是水之法；水滿了也不用拿來刮鬥斛的概去刮平，這是水的正；雖柔弱卻能夠無微不達，這是水的明察；流出流入，奔流不息，常葆鮮潔，這是水的善；百折不撓，永向東方，這是水的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隻此一句，也會不朽了。這不隻是對於生命與時間一去不回的喟歎，也是對於生命與萬物生生不息、進步不已的喟歎。這不舍晝夜的常流常新的流水之中，不正藏著他的中庸之道嗎？幾乎就在同時，古希臘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同樣也在觀水，也在臨水而歎：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雖分東西，卻是天下同理，人同此心。
在孔子那裏，中庸，以其度德，則是善，至善；以其審美，則是美，大美；以其衡物，則是正確，事物正確的規定性，以及遵循正確所產生的欣欣向榮；以其品時世，則是和，仁籠罩下的祥和與蒸蒸日上；而以其觀照心靈，則是圓融，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無可無不可的安詳與歡樂……既有著濃鬱的道德色彩，更具有世界觀、方法論的哲學境界。
孔子的觀水，當然是悟出了中庸的道理。同時，孔子的觀水，也向我們提出了中庸思想帶給我們的課題之一：通過中庸之道，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也就是“天人合一”。這正如錢穆先生所說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夠“屢仆屢起，綿延數千年不斷”，就是“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自古以來既能注意到不違背天，不違背自然，且又能與天命自然融為一體”。
達到與自然和諧，其道也在於將人納入於整個大自然的序列之中，並以尊重與愛護的態度，對待大自然。如孔子主張“君賜生，必畜之”（《論語鄉黨》），君主賞給的牲靈，不要宰殺，要善養之。在第一章中，曾經說到過“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也是這種對於自然界生命的尊重與愛護。網上的大繩叫綱，用它來橫斷水流，釣隻有一鉤，而綱上則要懸掛數十鉤。在《禮記王製》中，有著詳細的規定與勸誡：“天子打獵不能用合圍的方法一網打盡，諸侯打獵，則不能成群地捕殺”，“昆蟲還沒有下蟄冬眠，不能放火焚草肥田。不要捕殺幼獸，不要掏取鳥卵，不要殺害懷胎的母獸和剛出生的小獸，不要傾覆鳥獸的巢穴”。後來的孟子，將這一思想更加發展，他主張不能用細密的網打魚，以免殃及小魚，喪失漁獵的資源；進山砍伐木材要遵守規定的季節，以免影響樹木的生長，以保障自然資源的取之不盡等。
《國語魯語上》中，載有這樣一個故事：魯宣公於一年夏天到泗淵張網捕魚，卻被一個叫裏革的魯太史“斷其罟而棄之”，將他打魚的工具都給毀壞了。不僅毀壞了魯國國君的打魚工具，還把魯君教訓了一番：古人在“大寒降，土蟄發”時才開始捕魚，而在“鳥獸成，水蟲孕”的夏天是不允許捕魚的。
因為大自然更是多元的，因其無限多元才有了無限無盡的生機。一枚草芽，一隻螞蟻，都是大千世界達到中庸或曰圓融的一個部分，並有著自成一體的生命“世界”，也因此都有著存在的充分理由。草芽、螞蟻尚且如此，何況我們人類。試想如果世界隻讓一種生物、一種植物、一種動物存在、統治，那還成什麼世界！毛澤東的詩句“萬類霜天競自由”，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都是講的這種萬類多元自由生長的欣欣向榮的景象。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這是孔子有關水的又一次論述。我們不妨還原一個《論語鄉黨》中那個人在山中與鳥相融一體的場景：在一個晴朗的日子，孔子與學生子路在登山遊覽。魯國都城曲阜四周是都有著山的，可是去城北的石門山、那座後來接納著孔子的後裔孔尚任寫出了《桃花扇》的幽雅之山？到大山中去，帶上子路是最自然不過的。孔子以一米九一的身高，有著勇力自不必說，子路更是勇敢忠誠，遇到野獸等危險，師徒二人是滿可應付裕如的。到了山中，他們突然看到幾隻山野的母雞在山梁上悠閑地覓食，或者用嘴啄梳一下翅上的羽毛，間或還相互友好地望望，好像對他們的到來不聞不問。是山雞安閑的舉動引起了師徒的注意？他們的臉上露著激動的神色，子路一副躍躍欲試的神情，而夫子則在恬淡的表情裏，升起了肅穆。誰知，他們的臉色剛一變化，這些山雞便一齊飛向天空，盤旋了一陣，瞻視詳察，才再飛下停在了一處。望著飛去又落下的山雞，孔子禁不住感慨道：“這些山野的母雞啊，它們是懂得時宜呀，懂得時宜呀！”子路聽了，似乎明白了老師心中的意思，便朝著這些母山雞有些敬意地拱拱手。母山雞們看看他們，再看看他們，便張翅飛遠了。“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論語鄉黨》）
這樣一幅兩千五百多年前的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情景，我們是隻能望古興歎了。
當我們在巨大的利益驅動、“政績”盲動、“腐敗”躁動之下，將我們的資源進行了掠奪性、粗放性破壞，而使環境遭到空前的、難以複蘇的毀壞之後，再來閱讀、學習、回味孔子中庸思想中人與自然的和諧論述時，我們會有一個深切深長的自省過程嗎？
孔子中庸思想所提出的第二個課題，便是人與人的和諧，或者叫人與社會的和諧。
在《中庸》裏，孔子曾經這樣讚揚舜：“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我們對這段文字，應當留意以下幾點：一是舜好問，孔子也好問，“入太廟，每事問”。而這個問，就是我們現在的調查研究，也可以說是一種掌握與學習，這是“知”的第一步，也是最為重要的一步。這裏麵，還有一個態度問題，即自覺地養成“問”的習慣。二是問與察“邇言”相結合，這是一種求實求真的精神，已經從對事的認知而達於對人的認知，這個途徑，便是好問與察邇言，並從日常淺近的話中見出事實，並讓事實說話。三是在問與察邇言的基礎上，“隱惡揚善”，做出正確的選擇，也就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而且最終落實到“民”的頭上，這就體現出了“人本”與“民本”的思想。整個過程的完成，也便達到了最高境界的“中庸”。
這是執政者與士、君子需要做到的一麵，也就是“博施濟眾”的仁。能夠做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社會的祥和與蒸蒸日上也就是必然的結果。而要使執政者或天下的知識分子都自覺地做到這樣，又需要有一個科學而完善的機製，也就是一個與專製正好相反的民主製度。因為，隻有一個真正的民主製度，才能有真正的自由與平等，也才能有真正的言論自由與有效監督。也隻有有了這樣一個先進製度的推進與製約，也才能達到“舉直措諸枉，能使枉者直”。如此看來，也隻有一個民主的製度，才是真正的仁的善的製度，才能使社會達於小康，再達於大同。
當然，這種執中，絕不是折中調和。當我們深陷極端（更多的是極“左”）而不能自拔的時候，竟以極端之心對孔子的“中庸”誣蔑以“折中調和”。豈不知，“折中調和”，正好是孔子中庸所根本反對的。
終其一生幾乎都在社會的基層生活的孔子，最為了解世道的艱辛、執政者的黑暗和小人的卑鄙。雖然如此，他更加的知其不可而為之，就是累累若喪家之狗的時候，也不稍改其誌。他知道，這個社會必須改變，人心必須改善，因此，他的中庸思想，也便具有著直麵矛盾的大勇和主動解決矛盾的大智。
所以，孔子說，如果不能與中庸之士一起奮發做事，那就與狂狷之士一起向前吧，因為狂者誌向高遠一力向前，而狷者則潔身自好有所不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論語子路》）
由此，孔子主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對於孔子的這句話，楊伯峻先生解釋為“君子用自己的正確意見來糾正別人的錯誤意見，使一切都做到恰到好處，卻不肯盲從附和。小人隻是盲從附和，卻不肯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傅佩榮先生注解為“君子協調差異，而不強求一致；小人強求一致，而不協調差異”；錢穆先生譯作“君子能相和，但不相同。小人隻相同，但不相和”；匡亞明先生則認為“在先秦朝代，人們把保持矛盾對立麵的和諧叫作和，把取消矛盾對立麵的差異叫作同，和與同有原則的區別”。綜上所述，都沒有離開孔子所言的大義，但我認為匡亞明先生的解釋離孔子的真實的本義也許更近一些。君子從和的目的出發，克己用禮，但卻堅持自己的原則，最終達到和的結果。小人則一切從私利出發，隻要對自己有利，可以明知於事於人不利，也虛偽地與別人保持一致，這種無原則的“一致”，就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