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裏的一天，上個世紀西方最有影響又最有爭議的大詩人伊茲拉龐德被意大利遊擊隊逮捕，最後被駐意美軍拘押於比薩市附近的一個美軍軍法處的“整紀營”。開始的時候，龐德被囚於一個半露天的籠子之中，幾乎是暴露於野外。在身心幾於崩潰的時候，他想到過自殺。
但是他度過了危急，並在監獄中完成了他的裏程碑式的巨著《詩章》的第七十四章至第八十四章，亦即文學史所稱的《比薩詩章》。而給他以精神向導並引導他度過危急的，則是中國的孔子、孔子的《論語》和《論語》中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的中庸思想。伊茲拉龐德在他的《比薩詩章》中，引用《論語》二十一次、《中庸》四次，並在自己的偉大詩章裏出現了九十三個書寫秀美的漢字。其中，就有這樣的詩句：“但讓他們隻守三周中庸/我們懷疑/政府不會信賴這個中庸/‘誠’這個字已造得/完美無缺/獻給國家的禮物莫過於/孔夫子的悟性/那個叫仲尼的人/述而不作。”（這裏的國家與政府，指美國及美國政府）
四十年之後，1988年，一位名叫井上靖的日本大作家，在他的八十歲之年完成了一部二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孔子》。就是這位比孔子終年還要年邁的老人，為了寫好這部《孔子》，六赴中國，並多次循著當年孔子流亡列國的路線進行實地考察。
在這部《孔子》的第二章的最後，記載著一個“村中長老”的話：“若要鄙人從所知的夫子嘉言中任選一喜愛者，我必揀擇‘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既然生而為人，總須挑撿一樁自認有所功德的偉業而獻身，隻是踐履間應該默默行之，亦即‘寡言多行’。上天不是恒常在操持龐雜的事功，卻默默無言嗎？”
在這裏，無言但卻“四時行焉，萬物生焉”的天道，正是在為人間範式著一種“民鮮久矣”的至德--中庸，恒久地行著善道、正道，善體現著仁，正則反映著禮。於是乎，中庸之道，便成為孔子思想中最深湛也最樸真的部分，它既紛披著哲學思想華贍蔥綠的枝葉，也延伸著有著踐履品格的茂密的根須。
也是在1988年。1月，全世界諾貝爾獎獲得者在法國巴黎開會時發表了一個宣言。宣言指出：“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當然也包括著他的中庸思想，因為中庸思想正是孔子智慧與思想的集中體現。
是孔子第一個將其發現，並將其建造成為一種世界觀與方法論。
在春秋戰國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能夠出現“中庸”--如此有著實踐品格並具有哲學高度與深度的思想，是一種必然，也是一種幸運。論之必然，因為當五花八門的樊籬還沒有設立或者還僅僅處在雛形狀態的時候，自由的大腦就會在與社會與自然與心靈的衝撞洗禮之中，盛開起繁複的思想之花，而“中庸”，當然就是其中具有久長生命力的奇葩。說其幸運也即偶然，是因為好在那時還沒有“聖人”、“巨人”罩著，不用在他們胳肢窩裏被摶揉受氣，也不用什麼站在巨人的肩上省力氣，隻需在開闊的處女地上翻地播種就是；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大一統的完善與精製、漫長、殘暴的專製製度還未能確立，距離那個焚書坑儒的秦王朝也還有著相當的時間。
“中庸”一詞，在《論語》中僅有一次出現，也是中國思想史上的首次出現。“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雍也》）翻譯成現代漢語，便是“中庸這種道德，該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經是長久地缺乏它了”。這種把中庸當作一種思想、精神、處世的至境，在《中庸》裏孔子有過多次論說：
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君子依於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從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但是以其他的形式論說中庸問題的，就是在《論語》中也有多處。比如，在《先進》篇中，子貢問孔子：“師與商，哪一個更好一些？”孔子說：“師的言行過於急進，商則稍嫌不足。”子貢似乎覺得急進一些可能更好一些，就問老師：“那麼，師是不是要好於商一些？”孔子怕給學生留下不正確的觀點，趕緊說：“過度與不足同樣不好。”師，即顓孫師，子張；商，即卜商，子夏。這是一段有關孔子中庸思想的經典論述，不妨將原文也抄錄如下：
子貢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過猶不及”，已經成為一個著名的哲學論斷。就近舉譬，以風行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左”傾、右傾最易體察。雖然我們似乎很明白“左”傾、右傾都不好，一如滿則覆空則斜的欹器。但是回首看去，總是讓“過”的“左”在“獨領風騷”地禍害國家與人民，也總是“左”一些的人吃得開，也安全。也難怪聰明如子貢者也以為“師也過”要比“商也不及”要好一些。
但是孔子不為所動，堅決地告訴自己的弟子：過猶不及，過度與不足同樣不好。我們所說的“左”、“右”還僅就政治生活而言，孔子在這裏當然是在說一個普遍真理。社會上的一切人與事，大自然中萬物，無不存在著過、不及和過與不及之間的那個“中”，它們相互依存，相互轉化，對立而又統一。中既是對於過與不及的否定，中裏又包含著過與不及；過是曾經經曆過不及與中，不及則又是另一種形態的過，而且正在靠近著中。過猶不及所喻示的“持中”，要靠審時度勢之後的大智慧與罕見的膽識。
還是在《先進》篇，同樣的道理，對於不同的人，孔子又會“因人而異”、因材施教，於尋常處已讓學生終生受益。那是子路在向老師請教：“聽到可以做的事，馬上就去做嗎？”孔子說：“父親與哥哥還在，怎麼可以聽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呢？”冉有也以同樣的問題請教老師，孔子卻說：“那就趕快去做吧。”公西華在旁邊聽了，覺得納悶，怎麼同一個問題老師卻給出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他禁不住問老師這是為什麼。孔子說：“冉有呀做事老是退縮，所以我鼓勵他向前；子路做事好勇往直前，恨不得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所以我讓他保守些。”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從這裏，我們就會覺察出中庸思想的真諦，它與死的教條為敵，卻與真理與正確為友。它從不消極地等待，而是見機而動，做出正確的選擇，把握自己的命運，立德，立功，立言。
孔子曾經說過：“我什麼都懂嗎？不是這樣的。假如一個鄉下人來問我，態度誠懇而虛心，我隻是就他的問題正反兩端詳細推敲，然後找到答案罷了。”（“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在這裏，孔子明確地認為，那些正確的道路或答案也就是文中的“知”（中，中庸），必須在對於全麵的情況有了掌握並進行科學詳盡地分析推理之後“叩其兩端而竭焉”，才能真正地獲得（執中）。
魯國大夫季文子，平時對於禍福利害計較太明太細，世故太深，遇事總好三思而後行。孔子知道季文的行為之後，評價說：“再，斯可矣。”（《論語公冶長》）也就是說，思考兩次就可以，三就太多了。三思，在這裏，在季文子身上，就是一種過，過猶不及。
對於“中庸”的解釋，至今沒有統一的說法。大致不外乎以下幾種--
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中說：“‘中’，折中，無過，也無不及，調和；庸，平常。孔子拈出這兩個字，就表示他的最高道德標準，其實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東西。”
傅佩榮先生認為：“‘中庸’原為‘用中’；為了用中，需要麵臨困難時可以堅持下去。人之‘中’即是向善的本性，人要用‘中’，則需要擇善的知與行配合。具體說來，中庸就是‘擇善固執’。”（《傅佩榮論語心得》）
錢穆先生的觀點是：“中庸之人，平常人也。中庸之道，為中庸之人所易行。中庸之德，為中庸之人所易具。故中庸之德，乃民德。其所以為至者，言其至廣至大，至平至易，至可寶貴，而非至高難能。而今之民則鮮能有此德久矣，此孔子歎風俗之敗壞。”（《論語新解》）
匡亞明先生則認為：“所謂中，即中正，中和。所謂庸，即用也，常也。因此中庸即是‘用中為常道也’。”（《孔子評傳》）
毛澤東對此曾經闡述過自己的意見：“朱熹在‘舜其大知’一節注道：‘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大小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過無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這個注解大體是對的，但‘兩端’不應單訓為‘眾論不同之極致’，而應說明即是指的‘過’與‘不及’。‘過’的即是‘左’的東西，‘不及’的即是右的東西……孔子的中庸觀念沒有這種發展的思想，乃是排斥異端樹立己說的意思為多，然而是從量上去找出與確定質與反對‘左’右傾則是無疑的。這個思想的確如伯達所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範疇，值得很好地解釋一番。”（《毛澤東書信選集》）
也許一個小小的欹器，卻可以生動而又準確地解釋孔子的中庸思想。
那是在孔子四十六歲的時候。一天，他領著學生到魯桓公廟去參觀。當他與學生們走到一尊青銅祭器前的時候，老師就久久地駐足。這是一個口方底圓的祭器，有一根銅棍作軸從中穿過掛在一個專用的木架上。他看到同學們疑惑的目光，便故意問看廟的人這是什麼祭器。當看廟人告訴大家“這是宥坐之器，又稱欹器”的時候，孔子這才動手操作起來。孔子自問自答地說：“它現在為什麼歪斜著呢？因為它是空的。但是可以讓它正起來。好，我裝些水試試，你們注意看，裝得少，還是歪邪的。再灌一點，好，好，看它真的就端正了。不過你們都偎近些瞧瞧，它並不滿。是的，是的，是要裝適量的水它才端正。裝滿行不行呢？我們不妨試試，看，就要滿了，注意，注意，滿了滿了，噢，它竟然傾覆了。”隨著欹器的傾覆，大家幾乎同時驚訝地“啊”了起來。孔子這才講起了它所蘊藏的道理，告誡學生們什麼是持滿之道，什麼是中庸之道。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籲！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荀子宥坐篇》）
這一個小小的欹器，最形象也最具體地說明了孔子的一個重要的思想與認識，這便是與仁、禮樂相配合的中庸思想。在孔子的思想體係中，仁是它的內容，禮樂是它的形式，而中庸則是實現仁與禮樂的思想方法。事物總有兩端，走任何一個極端都將背離事物的發展規律而會受到應有的懲罰。而把握其可使“欹器”端正亦即最佳途徑的辦法，便是中、中正、中和，是兩端之間的那個“中”。孔子在《先進》篇中所說的“過猶不及”、《堯曰》篇中所說的“允執其中”，都是一個意思。這裏麵還有更深一層的道理，這便是為避免兩端，首先要把握兩端。要達到中正中和，必須要有兩端，消滅了一端也就等於沒有了中正與中和。
這其中便引申出了一個多元、合理也是事物正理的道理。
首先要保持兩端（實則是多元）的合理、生機與平衡，而中庸所達的多元競爭、多元平衡，也就保證了整體的活力與最大限度的發展，從而有望達到中庸的最高境界--和諧，或曰圓融。
和諧不是消極的穩定，也不是對於多元的抑製，而是多元能量的充分發揮和競爭之下的多元的良性平衡。於是，孔子的“魯廟問欹”這一小小的細節，也就關係著哲學與社會走向的大問題。這個小小的欹器，兩千多年來也就懸掛在中國人的麵前，成了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縮影：或歪邪，或傾覆，或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