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幸運的。生在那樣百家爭鳴的時代，可以由著自己的心性說話、生活；而且一個人活過了一世，還要被百世千世的人記著說著。
但是孔子又是不幸的，一會兒被捧起，一會兒被打倒。捧起時，得到過獨尊的地位，成了打壓百家，甚至束縛天下知識分子和百姓的神靈。打倒時，卻又被踩在腳下，成了多種罪孽的替罪羊，踩的人邊踩還要邊罵：“讓你永世不得翻身！”
聖是不必說的了，孔子活著的時候，就有他的學生以“聖”讚譽其師了。孔子剛死，魯哀公便尊之為“尼父”，漢朝則尊為“褒成宣尼公”，到唐玄宗又封為“文宣王”，宋真宗更封為“至聖文宣王”。元朝，雖是北方遊牧民族入主華夏，在尊孔上卻不落後，尊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到了明朝，有了點變化，在“至聖”之後加上了“先師”二字，以至到清初就成了“大成至聖先師文宣王”。畢竟到了現代，那就“偉大”吧，還要在偉大之後，加上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有時還要加上一個活動家、外交家等）。有了這樣神、聖、尊、貴的地位，當然就要祭祀，於是就有了曲阜的孔廟。從魯哀公下令將孔子的三間居屋辟為壽堂始，曆代帝王競相增擴，以至大到清代的占地一百四十四畝、四百六十多間房舍、五十四座門坊的孔廟。不僅如此，唐太宗時還下了一個詔令，要全國遍設孔廟，以至全國孔廟最多時達兩千五百多座。祭祀還不夠，“愛屋及烏”，曆代帝王還要惠及孔子的子孫後世，尤其是孔子的直係後裔。自漢高祖將孔子九世孫孔騰封為“奉祀君”後，孔子十三代孫孔霸又被封為“關內侯”，賜田賜宅。接著，孔子的嫡孫又有了“褒成侯”、“崇至侯”、“文宣公”等封號。從宋仁宗皇帝將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願封為“衍聖公”始，這封號改為世代承襲，一直延續至孫中山才算作罷。這個捧，時間之久長、地位之高崇，真可謂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也成了中國兩道“好看”的風景，皇帝那邊要世襲，嫡裔長子長孫；孔子這邊也要世襲，也是嫡裔長子長孫。隻是孔子這邊要比皇帝那邊還穩定，皇帝那邊是秦劉李趙，走馬燈似的更換，孔子這邊卻是隻此一家，別無他店。
有漲必有落。打的時間雖然不算長久，其程度之烈，也是空前絕後（但願絕後）。反孔，討孔，倒孔，批孔，聖人已成“孔老二”、“孔家店”、“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似乎還不過癮，又將孔子像從孔廟大成殿上拉倒剖腹遊街示眾，更繼之以扒墳掘墓，從孔子墓至其後裔之數萬墳塋全被扒開，撒骨頭揚墳，無一幸免。當然也有理論上的批判與聲討，拉出了“階級”（奴隸主階級的代表）、“政治”（倒退守舊保守落後）、“哲學”（唯心史觀）等，把孔子批得“體無完膚”，甚至將孔子與林彪並列，掀起全國性的“批林批孔”運動。
不管是捧起還是打倒，熱鬧固然熱鬧，但是卻似乎與孔子無關。
不要說這些熱鬧與孔子無關，就是那個據說來自於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主張後者絕對服從前者，“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也是與孔子關係不大的。本來孔子說到這三個關係的時候，是相互的，有著相互尊重的民主精神在裏麵。是董仲舒打著孔子的名義“製造”出了“三綱”，而宋明理學更由此發展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欲”，並把這一切都安在了孔子的頭上。正如顧準所說：“四書朱注，是朱熹的著作而不是孔子的著作。凡朱注中如‘義理’、‘天理人欲’之類的東西，完全是另外一種哲學體係，以此解孔是不行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六十個孔子》）
孔子就是孔子，一個春秋時代的孔子，一個充滿著人味的春秋時代的孔子。既然是人味的孔子，有著人性的新鮮活潑的優點，也會有著人性的新鮮活潑的毛病。他是說過“後生可畏”的，作為後來者，在學習孔子的為人與思想的時候，當然也有著質疑孔子的權力或曰義務。
質疑之一：作為一個家庭之中的男人，孔子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作為兒子，他曾經費盡周折，找到了父親的埋葬地，並將勞累了一生的母親與父親合葬。作為父親與叔父，他也曾經盡心盡力，為女兒與侄女找到了合適的丈夫。這些，孔子都做得相當出色。
但是，作為丈夫的孔子，做得如何呢？且不說那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為後世婦女留下了無法回避的話柄，僅就孔子將妻子丟在魯國於不顧，流亡列國十四年這件事來說，孔子就沒有盡到一個男子漢應當盡到的職責。兒子、女兒、侄女、女婿，還有孫子，一大家子，多少家務，多少艱辛，多少困難，全靠妻子一人料理。就是妻子病逝，孔子也沒有回去一趟。
這實在有些說不過去。可能有人會說，這正是孔子“事業心”強的表現，他是在為天下人謀福利。這種說法看似正當，其實，拿出人性這個最為普通的道理品品，就站不住腳了。世上多少男人們，正是拿著“事業”一詞作擋箭牌，卻拋下了本該承當的家庭義務與責任。況且，在家庭義務與責任之後，還有一個不能回避的情感。一個女人，就這樣獨自與丈夫分離十四個年頭，從心理、生理上講，都是不人道的。中國太講究婦道了，女子稍稍不如男人的意，就會成為“不德”。她們手中，沒有任何招牌可借。
家中馬廄失火了，孔子可以隻問人不問馬，體現著他的人道主義情懷。可是那個為其養育了兒女又承當著幾乎所有家務的妻子，卻沒有得到應有的照撫與關愛。或許關係不夠融洽，致使“兩地分居”。但是，關係不夠融洽的責任，也是要由雙方承擔的。
質疑之二：三年之喪與一年之喪的爭論，真理似乎在宰我的手裏
據錢穆先生考證，父母去世，守喪三年之禮，雖是“天下通喪”，但在孔子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廢棄，“此禮久不行”，形同虛設。宰我在這裏就是針對這一情況，與老師討論與其名存實亡，不如根據實際改革這一製度的問題。
顯然，宰我明確認為，父母去世兒女守喪三年確實太長。宰我的理由相當充分：死去人已經死去，再也不能複生，那麼就得以活著的人為主，考慮活著的人的工作與生活。上來宰我就把自己的立場擺了出來：三年之喪，似乎太久了。理由也在情在理：君子三年的時間不行禮，“禮必壞”；三年的時間裏不作樂，樂也必將生疏起來。宰我不僅敢想，還頗有辯才，出言就從老師重視且又經常教導他們的“禮樂”出發。
不僅搬出了“禮樂”這樣帶有原則性的問題，而且還喻含著“禮樂”的是否後繼有人的嚴重性。因為在他接下來又擺了現實的情況，“新穀既升”與“鑽燧改火”。也就是說，新產的穀子都已經進倉了，鑽木取火的木頭也已經更換了，我們不能再守著已經過時的三年舊製了。古人取火，鑽一木為燧，中鑿眼，再取一木為鑽，鑽頭置於燧眼，用繩牽拉使兩木相磨起火。燧木既燃就常保不熄。一木將燃盡，另一木即接其火，後薪繼前薪，是謂傳薪，也叫薪傳。“薪盡火傳”一詞，就是比喻師生傳授，學問一代代地流傳。所以，宰我就將三年之喪，會使老師所教、學生所學的禮樂中斷的大問題擺到了桌麵上，並由此得出了父母之喪，居喪一年就可以的結論，“期可已矣”。
孔子無疑是堅決反對的，但是孔子也知道，與宰我“商榷”是要費些工夫的。孔子曾經把他所教的內容分為四個大的部分，即德行、政事、言語和文學。從孔子的教學內容的排序，我們也可以看出其分量的先後，在孔子那裏，是最講究德育的，其次就是“政事”，也就是要有從政治理國家的本領。他之所以將言語排在文學之前，也是那個時代的真實情況的真實反映。這裏的言語，有著相當大的成分是指外交，在那樣列國林立、戰亂不斷的時代，外交直接關係著國家的戰爭與和平、安定與紊亂、富強與貧困。而在孔子所列他的最為重要的十名學生中，在言語科的隻有兩名，就是宰我與子貢，而且宰我還要列子貢之前。可見宰我的論辯能力。
老師先設了一個陷阱。他開口就問宰我：三年之喪未滿，你就吃北方很難得到的稻米，脫去素樸的孝衣改穿帶花紋的好衣服，能夠心安理得嗎？實際上，孔子在這裏是以攻為守，你宰我不是開口就提出了“禮樂”的大問題嗎？那麼好，我孔子開口就提出一個“孝”的大問題。“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這個“安”字，幾乎等於直接地問宰我你到底還有沒有孝心。
這裏，孔子與宰我有著明顯的不同立場：那就是站在父母的立場上而不是站在子女的立場上。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吧？在國內的一次儒學研討會上，有人提出不宜言孝的論文。當時孔子的後裔孔令朋教授讀完這篇論文就大聲地說：“有人撰文認為孝是封建殘餘，時值新世，不應提倡。作者本人當必非孝，請持此主張者站起來，向大家表明‘我不孝我父母，也教育子女不要孝我’。久之無人應聲，可見公開承認自己不孝，還是有顧忌的。”（孔令朋《孔裔談孔》）與孔子將一年之喪與不孝等同一樣，孔令朋先生是把“不宜言孝”與“不孝”等同起來。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了，一個“孝”字還讓人“久之無人應聲”，何況在孔子的麵前，又是那樣的年代。宰我當時麵臨的壓力可想而知。智慧如孔子者，當然也想到了宰我的不好應對。
出乎孔子意料，宰我公然以一個“安”字作答。
孔子生氣了，生氣得還挺厲害，有些急不擇言。他說君子居喪期間吃不出飯味，聽了音樂也感受不到快樂，在家裏也處於悲戚的不安之中，你宰我竟然還“安”！父母生下你三年之後，你才能離開父母的懷抱，起碼也是享受了父母的三年之愛，你卻連三年之喪都做不到，真是不仁呀，“予之不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