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許多十分庸俗的話，“學而優則仕”，“耕餒，學祿”之類都是。但是，這是專製政體下官僚機構盛行的一般意識形態，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訓他的兒子，說的話，和孔子這些話，連措辭都差不多。再說，他帶那麼一大幫學生，事實上靠他們吃飯，他能不為這個子曰店做做廣告嗎？
要不落到這個陳套中去，在古代條件下，唯有個人主義盛行的政治才行。我現在動不動就說希臘。早期古希臘執政者是土地貴族，國家是蕞爾小邦的城邦，當官的是榮譽職不支薪餉，要發財，你去航海，你去開辟新殖民地，你去做買賣，別在現成的一鍋飯中去跟別人爭更大的份額。學問不是“貨予帝王家”換口飯吃的玩意，而是一種個人的創造活動，這才能夠產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視自己內心世界的思想家。專製政治不可能設想這種知識的出路，知識無非“求祿”，你能怪孔子嗎？
--《論孔子》1974年4月14號
梁漱溟
孔子在中國四五千年文體史上為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如上已明。孔子的功罪或其價值如何即視中國文化在世界史上表現出的成功失敗而定之。
--《孔子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1974年
李敖
孔夫子公然主張“當仁不讓於師”，翻譯成山東白話是“在真理麵前，不能因為他是俺老師，俺就亂和稀泥；就便是老師，俺也不讓步，俺也要批評。”
孔夫子感歎：“莫我知也夫！”（沒有了解俺呀！）“知我者，其天與！”（隻有老天爺了解俺呀！）他的許多心事，我認為一定有曲高和寡的埋沒。“萬世師表”的崇拜，不幸窄化了孔夫子，孔夫子其實是偉大的學生，他在真理麵前“當仁不讓於師”，這種固執、這種勇氣，才真叫我們叫好：他是師生關係的革命家，他是“萬世生表”！
--《萬世生表》1979年9月28日
李澤厚
漢文化所以不同於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國人所以不同於外國人，中華藝術所以不同於其他藝術，其思想來由仍應追溯到先秦孔學。不管是好是壞，是批判還是繼承，孔子在塑造中國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結構上的曆史地位，已是一種難以否認的客觀事實。孔學在世界上成為中國文化的代名詞，並非偶然。
孔子所以取得這種曆史地位是與他用理性主義精神來重新解釋古代原始文化--“禮樂”分不開的。他把原始文化納入實踐理性的統轄之下。所謂“實踐理性”，是說把理性引導和貫徹在日常現實世間生活、倫常感情和政治觀念中，而不作抽象玄思。繼孔子之後，孟、荀完成了儒家的這條路線。
這條路線的基本特征是：懷疑論或無神論的世界觀和對現實生活積極進取的人生觀。它以心理學和倫理學的結合統一為核心基礎。孔子答宰我“三年之喪”，把一點表現得非常明朗……且不管三年喪製是否儒家杜撰，這裏重要的，是把傳統禮製歸結和建立在親子之愛這種普遍而又日常的心理基礎的原則之上。把一種本來沒有多少道理可講的禮儀製度予以實踐理性的心理學的解釋，從而也就把原來的外在的強製性的規範，改變為主動性的內在欲求，把禮樂服務和服從於神，變為服務和服從於人。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觀念、儀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對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這三者引導和消溶在以親子血緣為基礎的世間關係和現實生活之中，情感不導向異化了的神學大廈和偶像符號，而是將其抒發和滿足在日常心理--倫理的社會人生中。這也正是中國藝術和審美的重要特征。
--《美的曆程》20世紀70年代末
楊伯峻
孔子的誌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在魯國行不通，到齊國也碰壁，到陳蔡等小國，更不必說了。在衛國，被衛靈公供養，住了較長時間，晚年終於回到魯國。大半輩子精力用於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獻。他對後代的最大貢獻也就在這裏。
--《論語譯注》“試論孔子”，中華書局1980年版
劉慕沙
中國曆史人物，衡其揚名之久、之廣，可斷言無人能出孔子之右。然而，對於絕多的世代和國人來說，也就僅止於知其各罷--尤以近代自西化運動至於今日這七八十年間知識分子之反孔，不唯隻知其名，不詳其人，抑且惡其名而至於貼上封建、禮教、帝王幫凶等種種標簽--盡管孔子思想化為無形的影響其實較諸其名更為深遠廣博。
--日本井上靖《孔子》譯後記，1980年
郭沫若
孔子既否認鬼神，但有一個類似矛盾的現象，他卻承認“命”。他把命強調得相當厲害，差不多和他所主張的仁，站在同等的地位。“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他很少談利，但稱道命，稱道仁。他既說“仁者不憂”，又說“知命不憂”。既說“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命與仁在他的思想中儼然有同等的斤兩。命又稱為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看來很像是一片神秘的宿命論（fatalism）。但問題是他所說的命究竟是什麼。他既否認或懷疑人格神的存在，那麼他所說的命不能被解釋為神定的運命。他的行為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為政的理想是“先之勞之”而益以“無倦”；一切都是主張身體力行，頗有積極進取的精神，也不像一位宿命論者。故我們對於他所說的命不能解釋為神所預定的宿命，而應該是自然界中的一種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有點類似於前定，是人力所無可如何的，故他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也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而對於這種必然性的製禦，則是盡其在我，子夏所轉述的這幾句話：“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也就是這個意思。不因為人必有死而貪生怕死，也不因為富貴可羨慕而妄求富貴，故敬以自處，恭以待人，愛人如弟兄骨肉，盡其在我，聽其自然。
在孔子的整個思想體係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在主觀的努力上是抱定一個仁，而在客觀的世運中是認定一個命。在主觀的努力與客觀的世運相調適的時候，他是主張順應的。在主觀的努力與客觀的世運不相調適的時候，他是主張固守自己的。
他並不是低頭於命定的妥協者，看這些辭句也就可以明了了。他隻差這一點沒有說明，便是一切都在變，命也在變；人的努力可以揚棄舊命而宰製新命。奴隸製時代的湯武能革命，使奴隸製崩潰了的人民也正在革命。孔子是生在這種革命潮流中的人，事實上他也正在參加著新必然性的控製的。他說他“五十而知天命”，或者也就是說他探索了五十年，到這時才自覺到了自然的趨勢所賦予他的新使命的吧。
--《十批判書》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唐弢
不過拂去權勢者們加在聖人身上的假象，孔子倒是一個挺有意思的老頭兒，很有性格，也很有風趣。
……直到現在為止，在國外，由於曆史的關係，魯迅的知名度還比不上孔子，也就是說，知道孔子的人要比知道魯迅的人多。不過，在年輕一代的漢學家中，情形逐漸轉變，兩者的距離正在縮小，甚至有了逆轉的趨勢。但這隻是就學術領域而言，在權勢者眼裏，又當別論，因為魯迅就是魯迅，旗幟鮮明，時代鄰近，要將他按權勢者的意圖加以化裝，就不如孔子容易。魯迅不會入彀，不會像孔子那樣受人擺布，任人捉弄。
--《偉人和聖人--魯迅和孔子》1985年10月30日
吳組緗
《論語》為我們勾勒的關於孔子以及他們師生間關係的形象，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它在敘述他的理論主張中，有意無意漫不經心的淡淡幾筆，就給我們畫出了幾千年前的人物和日常生活的景象。撇開他的理論說教，我們看到的孔夫子，是個普普通通活著的人，頭上並無什麼神聖的靈光，我們看到的他們師生的人際關係，也是十分真實生動、富有意趣的，比起我們今天學校裏的情形，好像還更活潑一些。這是出乎我們意料的。
--《淡極始知花更豔》1987年4月25日
李振聲
孔子確實是不世出的聖人，一身彙集了種種德性，有著千古儒宗的偉大人格。但是孔子也有跟村野塾師類近的地方，有渺小的一麵。這沒有什麼不光彩的，因為說到底，聖人也是人，凡人所有的七情六欲、優點和毛病，他也無一不具。亞聖孟子說，人之與禽獸相去者幾希。更何況人之與人乎？
--《孔子的另一麵》20世紀80年代
蔡尚思
“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對孔子儒家的鬥爭，乃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必不可避免的，是不以人們的意誌為轉移的。有尊孔，就有反孔。中國自步入近代以後，內憂外患，步履維艱。在思想文化方麵，西風東漸，以孔子、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受到了強烈的挑戰。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興起，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矛盾，尤日益顯露。作為維係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的孔子和儒家的命運，不能不受到日益嚴重的威脅。批判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鬥爭，作為辛亥革命的一個主要內容，在辛亥革命時期就開始了。（詳見拙作《辛亥革命時期的新思想運動--資產階級的反孔反封建傳統思想》）但是，由於中國社會幾千年傳統文化積澱所造成的巨大曆史惰性，在辛亥革命失敗後，適應袁世凱封建複辟政治陰謀的需要，以尊孔複古為主要內容的封建文化，又在中國社會生活的上上下下泛濫成災，形成一股反對中國近代化的逆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一批接受了西方科學與民主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的帶動下，出現“五四”時期以激烈反對孔子和儒家傳統思想為特征的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批判舊思想，批判舊文化，成了一代進步青年的響亮口號和實際行動。所以，我始終認為，“五四”時期反對孔子和儒家的鬥爭，在當時是很必要的，是具有偉大的曆史意義的。
然而，在中國，儒家傳統的曆史包袱背得太重了。“五四”以後，就不斷出現否定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思潮，這種思潮一直持續到今天的現代新儒家。現代新儒學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孔子和儒家的批判，認為它破壞了中國學術文化“道統”的傳承。近幾年來，還有所謂“文化斷層論”者，認為“五四”激烈的反孔，是導致中國文化危機、造成民族文化斷層的重要原因之一。這種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反孔鬥爭的公然否定，是反曆史主義的。不久前，又有人撰文考證“打倒孔家店”口號的由來，認為“五四時代並不存在所謂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而是學術界“以訛傳訛”，把“打孔家店”糊裏糊塗變成了“打倒孔家店”。這既是對曆史的誤解，也是對學術界的誤解。“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鬥爭，並不是口號之爭，更不是多一個或少一個“倒”的問題。從向孔家店打第一槍的易白沙，和繼之而起的陳獨秀、吳虞、魯迅、李大釗、胡適等人的文章中，字裏行間莫不充滿了打倒孔家店的精神。就以提出“打孔家店”的胡適所作《吳虞文錄序》一文來看，它認為“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這與“打倒孔家店”有什麼質的區別？學術界對於這一“倒”字之差，也是注意到的，並不存在所謂“以訛傳訛”的問題。（參閱拙作《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曆史作用》）我認為，曆史賦予“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重任，並未徹底完成。今天我們的任務，是要繼承和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而不是否定它。
近幾年來，國內外興起“孔子熱”，有人說亞洲的“四小龍”經濟騰飛與儒家關係很大，有人還提出什麼“儒家資本主義”。
這一點，我試以日本為例簡單回答。在古代，中國較進步，日本就向中國學習。到了近現代，歐、美較進步，日本就改向歐美學習。近代日本的富強，是由於實行資本主義立憲、法治，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大機器生產等所導致的。日本是一個最善於學習先進的國家，是從學習中國改為學習歐美的。把日本的富強歸功於儒家，把封建思想體係與資本主義結成一體，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在理論上也是講不通的。假使有了儒家就可以導致富強，那麼中國早就該富強了；不僅比日本富強，而且也會比歐美富強。同樣，歐美未曾學過儒家，何以不僅比中國富強，而且比學習儒家的日本還要富強呢？如果“儒家資本主義”說能成立的話，那麼，上層建築必須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的規律，是否還起作用呢？還應該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所以能夠迅速成為經濟強國，還由於它沒有軍事費用的支出，又有美國的扶助，特別是中國人民放棄了巨額賠償的要求等因素；而這些，同儒家是一點也沒有關係的。同時，日本的富強同他們尊重知識、尊重人才關係甚大。據報載，在工業化國家的科學家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日本人，他們超過英、法、西德和意大利的科學家人數總和。看來，-個國家要富強，不能靠什麼儒家，而是要靠知識、靠人才！
--《我愛孔子，我尤愛真理》1990年3月13日《文彙報》
李一氓
我們都是經過“五四”運動以後的人，一般來說，也是受過馬克思主義教誨的人，看見孔子哲學仍然具有官方哲學的味道，橫行天下，真使人瞠目以對。簡單的說，馬克思主義和孔子教義，無論如何是兩個對立的體係，而不是可以調和的體係（折衷主義），或者並行不悖的體係（二元論）。我們無法把馬克思主義的地位輕易地讓給孔子，因為我們的世界觀無法接受一個唯心主義的哲學體係。可是現在我們連這個簡單的藩籬都撤銷了，弄得人們不大清楚如何去分辨馬克思主義和儒家學說，如何去看待社會主義和封建製度。
曆史上各種思想走到絕路的時候，或者要拿來迎合當前客觀世界的時候，就會假借舊的名義標榜一個“新”字，如新康德主義、新凱因斯主義之類。現在的新儒學也不過如此。其實新儒學也不算新，早在五六十年以前，張東蓀就提出過了。
--1990年4月17日致蔡尚思先生的信
施蟄存
於是，我老了。重讀《論語》，進入第三階段。我才發現孔子並不是什麼偉大的“聖人”，也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學家”，他隻是一個政客：在春秋戰國時代，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奔走於王侯之門，獻策求官，孔子也是其中之一……在統治階級這一方麵，在安定團結之後，會以為天下太平，高枕無憂，於是得意忘形，變本加厲。一點點仁政，堆上了一大片苛政。在老百姓方麵，生活水平提高之後，有新的欲望，新的要求，新的怨憤。於是，前一個矛盾升級了，前一個中庸失敗了……陶淵明說孔子是“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這“彌縫”二字，更為形象化。他把國情比為一堵有裂縫的牆，孔子的工作任務隻是用水泥石灰把這裂縫填滿，讓它的外表仍然是一堵完好的牆……他們（執政者）一向對人民用高壓政策，造成國內矛盾的尖銳化，城牆上的裂縫越來越大。讀到孔子的《中庸》、《論語》，好比找到了水泥石灰。他們開始注意人民的生活福利，多開放些民主、自由和言論自由權利，這就是他們從孔子思想中體會出來的仁政……所以我說他（孔子）並不偉大。從某種意義上看，他隻是一個政客！
--《閑話孔子》1990年9月15日
王元化
我認為《論語》有一種不大為人講到的優點，即此書編者沒有為尊者諱，縱使是一些攻擊詈罵，也如實采錄，而並不回避。例如，《憲問篇》記微生畝、石門晨門、荷蕢者，《微子篇》記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對孔子的譏嘲指責，如“為佞”、“鄙哉”、“德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都十分激烈，令受者難堪；但編者仍忠實地記錄下來，無所掩飾。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
……首先把孔子神聖化的是他的弟子。《子張篇》記子貢的話說：“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這種頂禮膜拜在孟子書就更發揚光大了。孟子也像子貢一樣稱頌孔子“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公孫醜篇》還記載了宰我的讚詞：“以予視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這可以說開啟了後世尊孔的先河。
--《孔子最早的神聖化》1991年6月10日
周國平
孔子實在是一個非常通情達理的人，他有常識，知分寸，絲毫沒有偏執狂。“信”是他親自規定的“仁”的內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說：“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徑（硜硜然小人哉）。要害是那個“必”字，毫無變通的餘地，把這位老先生惹火了。他還反對遇事過分謹慎。我們常說“三思而後行”，這句話也出自《論語》，隻是孔子並不讚成，他說再思就可以了。
也許孔子還有不灑脫的地方，我舉的隻是一麵。有這一麵畢竟是令人高興的，它使我可以放心承認孔子是一位夠格的哲學家了，因為哲學家就是有智慧的人，而有智慧的人怎麼會一點不灑脫呢？
--《孔子的灑脫》1991年8月
舒展
毫無疑問，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但我想有的學者想從《十三經》聖賢思想的寶庫中，找到中國現代化、民主與法製建設可靠的理論根據，實在很難。說中國是有民主傳統的國家，依據史實筆者實在不敢苟同。民主政治可不像紙、印刷術、指南針、火藥、電子計算機，何國何時發明，無可爭論；民主與法製的思想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政治、經濟、思想、法律、民族性格、人民覺悟與素質，還有傑出人物常識與高水平的理論思維成果……諸多條件和因素的綜合產物。中國曆來是天子主民，毫無民主；恩賜一點點“民主”也得幹稀搭配。真正的民主，何雲乎哉！
--《天子、孔子和電子》1993年1月16日
金克木
《論語》是一部現代派或後現代派或未來派的小說。雖是兩千幾百年以前的作品，但恐怕要到公元二千年以後才有可能逐漸被人真正認識。
小說必有人物，英雄或非英雄或反英雄。《論語》裏的英雄是超英雄。他們又在往古，又在未來，又存在，又不存在。
……想把自己古代化，書就難懂。想把古書古人現代化，那就不難懂。兩千年前的，一百年前的，前年去年的，昨天的，古話都可以化做今天或者明天的話。
--《荒誕顏回傳》1994年
牟鍾鑒
傳統儒學著力探討人性的奧秘，形成內容豐富、學派眾多的人性學說，已接觸到人性中的生物屬性，道德意識，才智能力和情感因素。
人性包括三個層次。生理屬性，是人性的基礎；心理屬性，是人性的核心層次；變異屬性。這三個層次同時存在，相互包含，相互製約。
道德的善與惡還應從人際關係擴大到人和自然的關係之中，也就是要講生態道德。
--《儒家人性論的綜合考察與新人性論構想內容提要》《齊魯學刊》1994年第六期
何滿子
唐以後，老子不再是玄元皇帝了，但孔子的先聖卻坐穩了下來。原先是孔顏並稱，後來經韓愈的道統說，又抬出了孟子，把顏回擠掉，先聖、亞聖就一直傳了下來。中國是曆來極重“名單學”的，孔廟裏吃冷豬肉也和骨灰排位置一樣，有個尊卑上下，也算是一種民族文化。
--《孔子升格為第一把手》20紀90年代
李瑞環
孔子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所創立的儒家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重要的內容，對中國社會發展和世界文明進步產生過巨大影響，對當前我們進行現代化建設特別是思想道德建設仍有積極意義。我們應當通過卓有成效的工作，進一步保護和繼承孔子文化遺產，吸取孔子思想精華，把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改革開放事業很好地結合起來，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做出貢獻。
--《孔子與世界給濟寧市委、市政府的賀信》2000年6月
陳香梅
孔子說了一句“女人與小人難養也”。許多人認為孔夫子把女人和小人相提並論非常不妥，即輕視女人。我大家都知道孔子本人並沒有著書立說，他的言論都是他的門人即學生筆記傳下來的。有些言論可能是學生自作聰明，言過其實記錄下來的。孔子說女人與小難養也大概是和妻子吵架，生氣之下罵了孔夫人一句話，被學生聽到記了下來的……其次我們讀到孔子見南子的一段，也可以說孔子也很有審美的觀念，見到美貌的女子也不能不心動。他並不是二十四小時都道貌岸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