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
我國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稱堯、舜、禹、湯、文、武，後者則稱其學出於上古之隱君子（如莊周所稱廣成子之類），或托之於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學派，後者遠古學派也。前者貴族派，後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後者遁世派（非真遁世派，知其主義之終不能行於世，而遁焉者也）也。前者熱性派，後者冷性派也。前者國家派，後者個人派也。前者大成於孔子、墨子，而後者大成於老子（老子，楚人，在孔子後，與孔子問禮之老聃係二人。說見汪容甫《述學·老子考異》）。故前者北方派，後者南方派也。此二派者，其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觀孔子與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之關係，可知之矣。戰國後之諸學派，無不直接出於此二派，或出於混合此二派。故雖謂吾國固有之思想，不外此二者，可也。
夫然，故吾國之文學，亦不外發表二種之思想。然南方學派則僅有散文的文學，如老子、莊、列是已。至詩歌的文學，則為北方學派之所專有。《詩》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學派之思想者也。雖其中如《考槃》、《衡門》等篇，略近南方之思想。然北方學者所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亦豈有異於是哉？故此等謂之南北公共之思想則可，必非南方思想之特質也。然則詩歌的文學，所以獨出於北方之學派中者，又何故乎？
詩歌者，描寫人生者也（用德國大詩人希爾列爾之定義）。此定義未免太狹，今更廣之曰“描寫自然及人生”，可乎？然人類之興味，實先人生，而後自然。故純粹之模山範水，流連光景之作，自建安以前，殆之未見。而詩歌之題目，皆以描寫自己之感情為主。其寫景物也，亦必以自己深邃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始得於特別之境遇中，用特別之眼觀之。故古代之詩，所描寫者，特人生之主觀的方麵；而對人生之客觀的方麵，及純處於客觀界之自然，斷不能以全力注之也。故對古代之詩，前之定義，寧苦其廣，而不苦其隘也。
詩之為道，既以描寫人生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國家及社會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於當日之社會中，南方派之理想，則樹於當日之社會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舊社會；南方派之理想，在創造新社會。然改作與創造，皆當日社會之所不許也。南方之人，以長於思辯，而短於實行，故知實踐之不可能，而即於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無悶，囂然自得以沒齒者矣。若北方之人，則往往以堅忍之誌，強毅之氣，持其改作之理想，以與當日之社會爭；而社會之仇視之也，亦與其仇視南方學者無異，或有甚焉。故彼之視社會也，一時以為寇，一時以為親，如此循環，而遂生歐穆亞之人生觀。《小雅》中之傑作，皆此種競爭之產物也。且北方之人，不為離世絕俗之舉，而日周旋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此等在在畀以詩歌之題目，與以作詩之動機。此詩歌的文學，所以獨產於北方學派中，而無與於南方學派者也。
然南方文學中，又非無詩歌的原質也。南人想象力之偉大豐富，勝於北人遠甚。彼等巧於比類，而善於滑稽；故言大則有若北溟之魚，語小則有若蝸角之國；語久則大椿冥靈，語短則蟪蛄朝菌；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汾水之陽，四子獨往：此種想象決不能於北方文學中發見之。故莊、列書中之某部分，即謂之散文詩，無不可也。夫兒童想象力之活潑，此人人公認之事實也。國民文化發達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臘之壯麗之神話，皆此等想象之產物。以我中國論，則南方之文化發達較後於北方，則南人之富於想象，亦自然之勢也。此南方文學中之詩歌的特質之優於北方文學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