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觀之，北方人之感情，詩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於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詩歌的也，以無深邃之感情之後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無所麗，是以無純粹之詩歌。而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象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後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屈子南人而學北方之學者也。南方學派之思想，本與當時封建貴族之製度不能相容。故雖南方之貴族，亦常奉北方之思想焉。觀屈子之文，可以征之。其所以稱之聖王，則有若高辛、堯、舜、禹、湯、少康、武丁、文、武，賢人則有若皋陶、摯說、彭、鹹（謂彭祖、巫鹹，商之賢臣也，與“巫鹹將夕降兮”之巫鹹，自是二人，《列子》所謂“鄭有神巫，名季鹹”者也）、比幹、伯夷、呂望、寧戚、百裏、介推、子胥，暴君則有若夏啟、羿、浞、桀、紂，皆北方學者之所常稱道，而於南方學者所稱黃帝、廣成等不一及焉。雖《遠遊》一篇，似專述南方之思想，然此實屈子憤激之詞，如孔子之居夷浮海，非其誌也。《離騷》之卒章，其旨亦與《遠遊》同。然卒曰：“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餘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九章》中之《懷沙》，乃其絕筆，然猶稱重華、湯、禹，足知屈子固徹頭徹尾抱北方之思想，雖欲為南方之學者，而終有所不慊者也。
屈子之自讚曰“廉貞”，餘謂屈子之性格，此二字盡之矣。其廉固南方學者之所優為，其貞則其所不屑為，亦不能為者也。女媭之詈，巫鹹之占，漁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學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動屈子。而知屈子者，唯詹尹一人。蓋屈子之於楚，親則肺腑，尊則大夫，又嚐管內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於國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於懷王又有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終不能易其誌，於是其性格與境遇相得，而使之成一種之歐穆亞。《離騷》以下諸作，實此歐穆亞所發表者也。使南方之學者處此，則賈誼（《吊屈原文》）揚雄（《反離騷》）是，而屈子非矣。此屈子之文學，所負於北方學派者也。
然就屈子文學之形式言之，則所負於南方學派者，抑又不少。彼之豐富之想象力，實與莊、列為近。《天問》、《遠遊》鑿空之談，求女謬悠之語，莊語之不足，而繼之以諧，於是思想之遊戲，更為自由矣。變《三百篇》之體而為長句，變短什而為長篇，於是感情之發表，更為宛轉矣。此皆古代北方文學之所未有，而其端自屈子開之。然所以驅使想象而成此大文學者，實由其北方之肫摯的性格。此莊周等之所以僅為哲學家，而周、秦間之大詩人，不能不獨數屈子也。
要之，詩歌者，感情的產物也。雖其中之想象的原質（即知力的原質），亦須有肫摯之感情，為之素地，而後此原質乃顯。故詩歌者，實北方文學之產物，而非儇薄冷淡之夫所能托也。觀後世之詩人，若淵明，若子美，無非受北方學派之影響者。豈獨一屈子然哉！豈獨一屈子然哉！
（選自周錫山編《王國維集》第一冊《中國文學之研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