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捷
（個人簡介：2003-2008年任南方周末特稿編輯）
在新聞界，一個以文字出色而著名的記者，很可能受到如下攻擊：他用文字來彌補采訪的不足、掩蓋主題的孱弱。
我不同意。並且刻薄地以為，發出此類攻擊的，往往是文字粗糙之人，他可能既不具有出色的感悟力，也不具有出色的表達力。
出色的文字有什麼作用呢。在我看來，出色的文字是傳播的利器。
舉個來自科普作家方舟子的例子：農藥DDT對環境的危害，是被一個叫卡森的美國女人傳播開來的，在經過4年的采訪後，1962年，她出版了一本書《寂靜的春天》。實際上，科學界對DDT的危害早就了如指掌， 許多生物學家在她之前就已經多次試圖引起公眾對這一問題的關注，甚至就在寂靜的春天出版的前夕，也有一位生態學家出版了一本內容相似的著作《我們的合成環境》。但這些努力都失敗了。根據這位失敗的生態學家的說法，卡森得以成功的原因是“她具有‘超級散文”的寫作才能”。她用紮實的專業知識和優美的文筆，讓公眾注意到了科學界的呼聲，頂住了農藥商的反擊，並很快地影響了政府的決策，禁止了DDT的使用。
“一篇傑出的特稿首要關注的應該是高度的文學性和創造性”。南方周末特稿遵循美國普利策獎的這個特稿定義，卻又並非將其奉為圭臬一味效仿。南方周末特稿自2003年投入最優秀記者並持續用力幾年，2007年底，時任特稿編輯的我提出了南方周末特稿的版麵廣告語：追尋文字的美，呈現複雜的真。
我想強調兩點。
第一，盡管“追尋文字的美”，但是所謂“文字的美”天生不是新聞的終極目的，而是誘惑讀者以利傳播的手段。尤其在現階段的中國，一個好記者不會僅僅滿足於記錄曆史，他暗藏的目的一定是影響今天。出色的文字能幫助傳播，傳播才能帶來改變。
第二，即使強調“高度的文學性和創造性”，特稿歸根結底也是非虛構的新聞，而不是虛構的文學。文學可以探索無疆界，新聞卻不得不受製於職業準則。“文字的美”首先必須服務於“複雜的真”，也就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
本文選取了由大到小的三個切口，選題、敘事時間、判斷性敘述，對南方周末特稿的操作方法做一個並不全麵的說明。
（第一部分）選題
提要：主題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性格化。一千萬人死亡隻是個統計數字，一個人怎麼死卻可以寫成悲劇。
（小標題）選題分類
南方周末特稿選題可大致分為以下四類：人物類、人群類、話題類、事件類。以下是對這四類選題的概略描摹。
1．人物類
在《為故事而寫作》一文中，美國普利策特稿獎的首度獲獎者富蘭克林談到：“一個故事蘊含了一係列情節，當一個令人同情的人物偶然碰到一個複雜的情境，他的遭遇和他的反應就是情節的展開。”這句話大致可以用來概括南方周末特稿的人物類選題。在這類報道中，人物性格是重要的敘事推動力。比如：
《兩個男人的 20年婚姻》（2005年 9月 29日，記者南香紅）：四川同性戀人李蜀仁和孫慶生 20年勇敢而艱辛的“婚姻”之路。從兩個男人幼時性意識初萌開始，到對性取向的認知、掙紮，接受現實，相識，定情，波折相守，如此 20年，乃至收養孩子共同撫育，“沒有什麼力量能夠阻止我們白頭偕老”。
《一個農村娃的“賭局”》（2005年 11月 17日，記者何海寧）：24歲的四川年輕人吳悔 7年來隻做了兩件事：一是複讀，二是參加高考。他渴望出人頭地，渴望衣錦還鄉，為此不擇手段。他使用了 4個化名，5次複讀，6次獲得大學錄取通知書，隻是為了等待一所學校讓他迅速實現“當官”的夢想。
《你不會懂得我傷悲——楊麗娟事件觀察》（2007年 4月 12日，記者袁蕾）。粉絲楊麗娟的父親因女兒沒能單獨見上劉德華，跳海自盡。如果一件事情無法解釋，那麼一定有你所不知道的事實存在。此文提供了一個掩藏著敏感、絕望和固執的故事。
有的選題主角數目超過1，但是在情感或者行動上近乎一個主體，所以一並列為人物類。
2．人群類
某個特定時域中的特定人群的生存狀態，他們因為曆史發展的某個節點而造就。比如：
《三個“棒棒”的城市夢想》（2004年 4月 22日，記者張立）關注“棒棒”的生存狀態。街頭挑夫“棒棒”是重慶特殊地形造就的特殊的農民工，他們得名是因為他們總是手持一根棒棒。這個人群的數量有幾十萬，他們在市民生活中時時出現，真正的市民生活卻與他們相距甚遠。
《外國紅孩子的中國人生》（2005年 10月 13日，記者李海鵬）：在二十世紀的不同時期，一些外國人帶著他們的左翼政治信仰參與紅色中國的各項工作。他們的孩子，如今留在中國的還有 250人左右。這篇報道呈現這個人群的特別人生。
《中國老人在曼哈頓》（2006年 2月 16日，外稿作者榮曉箐）：中國老人們從上飛機起就有一個堅定的信念：自己去美國不是遊山玩水，而是照顧兒孫，為此他們不得不“五子登科”：聽不懂英語是聾子，看不懂是瞎子，不會說話是啞子，不會開車是拐子，拿起電話不會答，手抖得像呆子。
3．話題類
一些可能影響讀者生活的問題，盡管從重要程度來看，並不遜色於事件類硬新聞，但它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比如：
《安樂死的中國現實》（2003年 7月 17日，記者沈穎）：中國的安樂死討論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兩個社會現實：首先，在中國，很多人要求放棄生命，不是因為痛苦，而是因為貧窮。其次，確乎有些人是因為痛苦，但痛苦其實是可以控製的。世界衛生組織曾提出2000年使所有的癌症患者無痛，隻是在今天的中國，絕大部分晚期癌症患者還無法實現。
《富豪征婚記》（2006年1月5日，記者李海鵬）：幾年間幾則轟動一時的富豪征婚廣告，背後原來都有一個律師操辦者，而且這已經成為他的專業。報道從律師切入，呈現征婚喧囂背後的道德嬗變、風俗變遷。
《地震預報的中國江湖》（2008年10月 30日，記者馬昌博）：汶川地震之後，地震預報成為一個難解的話題，此文全麵深入揭示中國地震預報體係的由來，呈現一個學術堅守、學科尷尬、政治考量、甚或個人恩怨等等混雜的領域，一個基於尷尬的技術水準的尷尬的預報體係。
4．事件類
基於某一新聞事件的報道。這類報道雖然也會有主要人物出現，但人物情感和反應並不是故事的主要推動力，報道關注點在於圍繞事件的世相百態。比如：
《舉重冠軍之死》（2003年 6月 9日，記者李海鵬）：前亞洲舉重冠軍才力麻木地嘔吐著，毫無尊嚴地死去了。在生前最後四年，他的工作是遼寧省體院的門衛，在他死去的當天，家裏隻有 300元。報道從才力之死切入，推進到對中國舉國體育體製的討論。
《焦慮的四合院》（2003年 8月 7日，記者南香紅）：北京市政府終於下決心停止在舊城內的大規模改造。但這個消息也導致了各城區在截止日期前上演“最後的瘋狂拆除”。推土機為什麼停不下來？此文從事件切入，展現背後各種利益主體的博弈，追根溯源至中國兩級財政體製格局，致使下級政府擋不住“以地生財”的誘惑，把曆史文化名城當作“地皮”來處理。
《鬼妻》（2007年 6月 14日，記者柴會群）：這是對河南農民宋天堂連殺 6人賣屍體配陰婚事件的調查與觀察。調查，是因為此文以調查手法揭開了事件鏈條。觀察，是因為這不僅僅是對殺人案的報道，也是對其萌生土壤鄉村生態的多方觀察。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四個分類僅僅意在呈現南方周末特稿概貌。四個分類並不嚴格。實際上，有些選題介於兩個分類之間。比如《係統》（2007年 12月 20日，記者曹筠武）是關於中國紅極一時的網絡遊戲《征途》的報道，寫一個遊戲玩家玩《征途》的故事。從集中在一個人物來看，可歸為人物類。但是這個人物並非新聞人物，隻是因為具備典型性，才被記者選中以承載這個話題，如此又可歸為話題類。
人物類、人群類、話題類，尤其體現了南方周末特稿選題的相對獨特——獨特是與其他媒體比較而言。這類題材體現了南方周末特稿觀照現實的廣度。而在後期，南方周末特稿加大了事件類選題的報道力度。在與其他媒體的同題競爭中，事件類選題所呈現出的獨特解釋尤其顯示了南方周末特稿的解讀深度。
（小標題）選題原則
南方周末特稿的選題原則可總結為：戲劇性高度集中。戲劇性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衝突性，當然衝突並不僅僅是暴力衝撞，內心掙紮也是衝突。“戲劇性高度集中”可進一步表述為：“主題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物性格化”。實際上這正是凝聚戲劇性、尋求“集中”的手法。
南方周末特稿怎樣凝聚戲劇性？以下是集中手法的簡單分類：
時間的集中。比如《盲藝人的樂與路》（2003年 11月 27日，記者南香紅），這是一個人群類選題，集中描述一隊盲藝人在綿延的太行山裏賣藝遊走的一天。
空間的集中。很多時候時間集中也意味著空間集中。比如《盲藝人的樂與路》也集中在一次遊走線路。再如話題類選題《車陷紫禁城》（2003年 10月 16日，記者李海鵬）的主打特稿《一場秋雨導致的交通癱瘓》，跟蹤的是周五下班又趕上下雨的北京最擁堵一刻，一輛出租車的行進線路。
人物的集中。將一個大的主題集中在一個人物身上呈現，這是西方特稿的常用手法。南方周末特稿《係統》是典型之作，出發點是關注風靡一時的網絡遊戲《征途》，具體操作時選取了一個遊戲玩家呂洋，敘述她從陷入到厭倦的故事。
盡管效果強弱不一，總體而言，南方周末特稿呈現出對於戲劇性集中的主動追尋，力求將有故事的人物、衝突性強的事件，集中在一時或者一地敘述，在可能的情況下，尋求多個角度的最大限度的集中，凝聚，再凝聚。
以《舉重冠軍之死》（2003年 6月 9日）為例稍作闡釋。該文作者李海鵬說：“做這個題我立刻想到，就用這個人最後一天的經曆來表現一生，因為我對這個是非常有把握的。很多小說都能看到，比如說《一個女人一生的最後 24小時》，用一天來表現一個人的一生。比如托爾斯泰一本很有名的小說《伊凡 ?伊裏奇之死》，也是用這個人最後臨死的幾個小時表現他的一生。這種方法以小見大，小說的世界裏麵有一套明確的方法。”
簡潔地表述“集中”：就是“用最小的麵積來集中最大量的信息和思想”——此表述出自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徐泓教授。
在這點上，南方周末特稿和西方敘事性寫作的路數是相同的：一千萬人死亡隻是個統計數字，一個人怎麼死卻可以寫成悲劇。
（小標題）選題來源
一個主題有報道價值，並不意味著立即可以著手報道，主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編輯記者的思想儲備，是對社會大勢的基本把握，從操作角度的選題確定時機來看，戲劇性的集中可能有三種路徑：觸發，尋找，等待。
觸發：在突發事件來臨時，主題聯想會被觸發，新聞價值會被確定，比如事件類選題《小鎮豬事》（2008年 5月 1日，記者徐楠）。一個被偷豬賊掃過的村莊，陝西省藍田縣曳湖鎮崔家坪村，村民們為了護豬紛紛睡進豬圈。這一選題是李海鵬偶然看到消息後提出的。這個事件觸發了編輯記者對高昂豬價之後的大勢聯想。報道由此事切入，呈現了國內農戶分散養殖狀況的尷尬：養豬，從未像現在這樣意味著巨大的風險。被價格、病害、成本、劇烈的市場波動、如今又加上偷豬賊所綁架的單家獨戶的養豬人，一個廣泛的農戶群體，過的日子是：“為豬狂，為豬傷，為豬打吊瓶，為豬找對象，願共你高價小豬同鴛帳，為你疊被鋪床”。
尋找：戲劇性集中意味著主動尋找，尋找足以承載主題的事件或人物，比如人物類選題《兩個男人的 20年婚姻》（2005年 9月 29日，記者南香紅）。因為時任編輯的我有意關注同性婚姻現狀，著意尋找典型故事，發動圈內人幫忙推薦，才發掘出四川一例少見的持續 20年的同性事實婚姻的個案，這一個案足以展現同性婚姻具有普遍性的艱難，更承載了豐厚的曆史悲歡。
等待：戲劇性集中也意味著等待，等待一個戲劇性爆發的契機，比如人群類選題《她們，用 40年尋找親人》（2006年 3月 30日，記者曹筠武）。1960年代大饑荒中，蘇錫常大上海一帶眾多嬰幼兒被父母遺棄。向北才有生路，比如到有牛奶的內蒙。北方諸省根據周恩來總理指示，演繹了一場人道主義人口遷移。40年過去了，當年的孤兒們走過了無暇他顧的繁忙人生，也到了該給情感找回落腳處的時候，他們開始零零散散地南下尋親。事情本身足以令人唏噓，我對此事早有察覺，但是考慮到零碎的人物故事過於散漫，在對文本呈現的更高要求之下，我決定等待，等待一個可能的契機，也就是無錫福利院可能組織的一次尋親會——這就是主題事件化——可以想象，人物、情緒都將集中在這一個尋親會現場爆發。這一耐心的等待持續了半年。
（小標題）選題要義
南方周末特稿選題的兩個基本要義是：公共性，衝突性。“公共性”意為，南方周末特稿的選題總是與公共利益或者社會圖景相關，而很少純粹個人生活的題材。南方周末特稿並不諱言其受到西方特稿尤其是美國普利策新聞獎特稿的影響。在公共性這一層麵，此先將二者做個對比。
西方特稿題材大致分兩類：一是軟新聞，二是硬新聞的軟角度。一些美國主編將新聞分為硬新聞和軟新聞。硬新聞強調時效性，報道剛剛發生或者即將發生的事件或衝突，因為它包含如此重要的材料，所以必須即刻向公眾報道。軟新聞指的是向讀者提供娛樂和資訊的新聞，強調趣味性和新穎性，時效性不及硬新聞。軟新聞也可以報道那些影響讀者生活的人物、地點或問題，這就是特稿，盡管從重要程度來看，這類新聞並不遜色於硬新聞，但它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特稿也可以基於某一新聞事件，這就是硬新聞的軟角度，或者說新聞特稿，往往選取一些特別的角度集中報道。換句話說，就是聚焦於事物的某個方麵並且給以特別關注。
在“硬新聞的軟角度”這一方麵，南方周末特稿的操作路數與普利策特稿無甚不同。真正顯示出不同的是在“軟新聞”這一方麵。與重大熱點題材相比，南方周末特稿的題材更多屬於“柔性”題材，“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但是又不完全等同於西方所謂的“軟新聞”（或曰“生活方式類新聞”），最顯著的不同，在於南方周末特稿特別強調“公共性”——在這一點上，南方周末特稿雖然在西方特稿影響下起步，卻最終顯示了自己的風格。考察普利策特稿，不難發現，其中有些題材是純粹個人化的，《一個視力過人的男孩》（1985年獲獎作品）呈現一個小盲男孩怎樣與別人相處。《亞當和梅根》（1990年獲獎作品）講述被火災毀容的孩子如何重建生活。這類報道幾乎可以稱作個人心靈的成長史。他們是麵對日常生活挑戰的普通人。
通觀南方周末特稿，《血友兄弟》（2005年 3月 7日，記者南香紅）是純粹個人生活題材，講述一對父母給兩個先天血友病的兒子持續輸血十幾年，一天天延續他們的生命。他們對造物的安排無能為力。他們能做的隻是，嚴陣以待，堅持一天，再一天，讓血液流幹生命消逝的這一天永遠不要到來。“生命的深刻的喜悅與哀傷，正在於此。”
這個故事打動了一些讀者，但另一些讀者感覺淡然。僅此一次，此類純粹個人化的題材在南方周末特稿中就不再出現。與公共利益，或者更寬泛地說，與社會圖景相關，成為南方周末特稿基本而堅定的選題標準。個人和社會，必須二者得兼。
我認為，這是不同社會環境所導致的不同選擇。一家旅館著火就可以讓一家報社出動 30多名記者的美國社會，的確可以依賴個人生活挑戰來喚起讀者情感。但是在中國，這類題材進入編輯記者的視野幾乎是不夠資格。在苦難深重而變幻莫測的中國，人們對新聞的閾值是高於西方穩態社會的，人們對苦難的承受力怕也同樣。
在“公共性”之外，南方周末特稿選題的另一要義是：“衝突性”。
衝突並不僅僅是劍拔弩張示威散步。在南方周末特稿中，衝突往往以更為微妙的形式存在。衝突是新聞的核心，驚世駭俗、轟轟烈烈當然是最接近“新聞性”。但在重大熱點題材交由頭版承擔的《南方周末》，特稿關注的多屬於“弱衝突” 或“隱性衝突”的範疇。比如：
《滿語消失的最後一瞬》（2007年 7月 25日，記者李海鵬）：最後一個滿語村莊，三個不知哪天就要離去的八旬老人，悠長的敘事，記錄了滿語，這一曾經統治中國的民族的語言，無可挽回地消逝。
《盲藝人的樂與路》（2003年 11月 27日，記者南香紅）：他們在太行山的重巒疊嶂間行走，他們的窘迫可能是他者眼中的詩意，他們新鮮是因為他們竟然依然存在。
當殘酷被最優美的文字敘述，殘酷才越發顯得殘酷。
對於弱衝突和隱性衝突的敏感，使得一些眾所周知的事件，惟獨進入了南方周末特稿的視野，使之放大成為焦點。比如《追蹤萬裏采棉人》（2005年 9月 22日，記者關軍）：每到收獲季節，中原鄉親結隊到勞動力短缺的新疆拾花謀生，這是眾所周知的，不時有媒體報道各地政府是怎麼組織輸送勞動力。但也僅此而已。人們對此的了解是高度抽象的。南方周末特稿等待又一個采棉季節的來臨，從火車站開始貼身追蹤，直到萬裏之外的勞作。並呈現了如下文字，至少這段文字很打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