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第一次提及“危險現場”這個概念時，我心裏很不是滋味。
很對不起，很遺憾，也是我一輩子的愧疚。這樣說話，也許是天下父親的心聲。別人有別人的原因。在我這裏，是因為打過女兒，而且是用力了，在那一瞬間我是真的想狠狠地打她一下。那時候，她還隻有兩歲多一點兒。如今，每每想起這事，我就會深深地懷疑，那樣危險的事情像父親所為嗎？特別是當女兒新近學會使用“危險現場”這個詞組後，我便在心裏將那一巴掌，當成自她出世以來，最頂極的“危險現場”。
一般來看，孩子成長時，最危險的時候是生病。
女兒出世的第九天，就麵臨一次她後來所說的“危險現場”。因為先天性原因，女兒臍部發炎了。第一次去兒童醫院，就被留住下來。女兒在嬰兒室，我和太太住在專門的陪住部，隻有在哺乳時，才能與女兒見上一麵。按規定哺乳時間隻有三十分鍾，一般時候，護士們會通情達理地延長到一個小時，再往後就變得鐵麵無情。那情景一次次地讓我想起小時候，從民間聽來的兩個女人爭奪一個孩子的故事，斷案的縣官竟然讓女人們自己搶去。搶贏了的女人還沒來得及高興，就被縣官喝令當堂被杖責五十大板。在嬰兒病房外的哺乳室裏，誰個不像從前那座縣衙裏的親生母親，將生命力脆弱的孩子緊緊抱在懷裏，不願有片刻失去。仿佛間，值班護士成了那個受懲罰的假母親，誰抱得越緊，她們就會搶奪得越凶。隻有懷著無邊無際的深愛，天下母親才會顧忌任何有可能造成的傷害，而寧肯以放手的方式來表達母愛所能夠達到的境界。
麵對渾然不覺自己已不在母愛懷抱的女兒，剛開始還隻是想念。住院後的第三天，部分檢查結果出來了，主治醫生麵無表情地告知，女兒可能有敗血症。我們這一代人，上學時都學過《紀念白求恩》，潛意識裏有著對無可救藥的敗血症的無邊恐懼。醫生剛離開，我就淚流滿麵，回到陪住處還不敢對太太說。那幾天，一有機會我就往醫院的九樓跑，有幾重門隔著，想看一眼是不可能的，偶爾能聽到女兒的大聲哭鬧就很不錯了。我也因此暗暗安慰自己，女兒餓時的哭聲，是十幾個嬰兒中最響亮的。我還發現，護士們沒有對女兒特別關照，女兒沒被放入保育箱。這些都成了自我安慰的莫大理由。女兒稍大一些後，又因發高燒住進這所醫院的普通病房時，有幾個小病友的標誌牌上寫著“敗血症”。了解後才明白，此敗血症雖然就是彼敗血症，因為檢查手段的先進，危害性卻是首尾兩端。
多少年來，不知聽多少做父母的說過，孩子生病時，恨不得讓自己來替他們疼痛和難受。女兒第一次住醫院時，病秧秧連母乳都吃不下，除了啼哭什麼也不會表示的樣子，卻讓人不知如何表達。女兒做了兩次電烤手術。第一次做時，太太硬撐著非要到病房裏看看，隔著幾層玻璃，我們隻看到女兒的繈褓不見了。正在康複中的太太，撐不了太久。回去歇了歇，再來時，女兒的繈褓已重新出現在小床上。女兒長大一些後，我們喜歡說她的肚臍是金肚臍，那次住醫院治療，花費了八千元人民幣。
在當時，做父母的不隻是愛莫能助，甚至還偶爾質疑，為什麼要讓女兒在父母們絲毫不能掌握的境況下任人“宰割”？女兒四歲時，這種情況又出現過一次。
二〇〇四年春天，我在巴黎時，女兒生病住院，匆忙中搭上回家的航班，一路換機，在武漢落地後，拖著行李直接到了病房。然而，等待我的還是與先前一樣，女兒被推進手術室後，就被醫院裏的護工攆到樓下。正是這一次，我強烈地想到，做父親的怎麼能如此輕而易舉地，將一個哪怕是健康得活蹦亂跳，也無法應對社會之複雜的小小生命，交付給重重阻隔之下的那些陌生人？因而，我強烈地認為，在數碼科技空前發達的當今，即便是監護人確實不能親臨手術現場，隻要作為父母的有要求，有關方麵就應該在第一時間裏提供，從不省世事的孩子進到手術室後，一秒鍾也不能間斷的音像資料。女兒身上總有一種與眾不同。別的孩子做完手術從全身麻醉中慢慢蘇醒的過程，有少則兩個小時、多則半天的狂躁。大夫的再三提醒並非故弄玄虛，同病房裏先做了相同手術的那些孩子，莫不以那看上去手無縛雞之力的模樣，將守候在病床前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甚至還有姑姑舅舅等等一大幫人，折騰得氣喘籲籲。我和太太曾經擔心，以我們的能力是否控製得了局麵。女兒一點點地醒，一點點地躁。然而女兒沒有伸手亂打人，也不開口亂罵人。最難受時，也隻是大聲地叫：爸爸媽媽，我好難受呀！女兒從沒有在哪一聲叫喊裏，拉下爸爸或者媽媽，大約一個小時多一點兒，她就安靜下來，重歸了先前那個可人可愛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