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柔對於女子，是所有美麗的源頭。
在哈爾濱尋找北極熊。
我站在馬迭爾賓館外麵等車時，手機響了。“爸爸！”準備上幼兒園的女兒剛剛起床，她習慣地靠著媽媽的枕頭，在千山萬水之外細聲細氣地要求：“哈爾濱有北極熊嗎？給我買一隻北極熊！”我想也沒想就答應了，絲毫沒有料到這會是一件導致自己在整個旅程中一直忙碌不已、並且險些無法完成的事情。
有四年了，我很少外出，一邊寫長篇，一邊照看女兒和上高中的兒子，同時也在彌補曾經缺席多年的家庭生活。這一次上哈爾濱，雖然是臨時得到通知匆匆忙忙地搭上末班車，到頭來卻是最早趕到猶太人在一九○四年修建的馬迭爾賓館報到的。隔天早上五點半鍾，在火車站的貴賓休息室裏等候迎接采風團大隊人馬的那段時間裏，一隊身著禮服手捧鮮花的哈爾濱姑娘在門口不停地走來走去。我不知道這其中已經包含著“馬迭爾”的原意，逮住一位東道主問，他卻不好意思地回答，從小就這麼叫，從沒想過這名稱後麵還有別的意思。後來，我查過資料才曉得，百年前流連在哈爾濱的猶太人之所以要將自己的飯店稱為“馬迭爾”，實則是為了“摩登”。在哈爾濱的那些天，以及回到南方後，語言中的“馬迭爾”與“摩登”仍讓我覺得非常意味深長：“摩登”是“馬迭爾”無法改變的曆史，“馬迭爾”則是對“摩登”沒心沒肺的忘記。這樣的事例在人們的經曆中並不少見。
離家之前，太太將她去年深秋在哈爾濱的見聞重複了好幾天。這些年，從北方到南方，我們的城市發展得異乎尋常地迅速，快則快矣，到頭來所見到的無非是對香榭裏舍的抄襲，對萊茵河兩岸的複製，再不就是臨摹曼哈頓，翻印拉斯維加斯。大城市們如此，中小城市或者再小一些的鄉鎮，更是明目張膽地東施效顰，盯著上海和深圳無休無止地參觀學習，致使一方水土中的家園氣氛喪失殆盡。經過四個小時的旅行，飛機落地後出現在眼前的北方名城讓我心裏生出一種可以略感慶幸的陌生。在找到摩登一說之前，陪同者所有的介紹全都無法進入到可以銘記的境界。正在漲水的鬆花江上仍舊可以遊泳；正在舉辦的啤酒節上隻要花五元人民幣買上一隻酒杯就可以仰起脖子盡情地享受中國最好的啤酒；太陽島上正在進行有史以來最為徹底的清理與整頓；索菲亞教堂周邊的房屋即將被拆除……想象中這座離凍土帶很近、離極地極光很近、被蕭紅的呼蘭河所環繞和烘托的城市，是與鋪天蓋地的大雪聯係在一起的，冰清玉潔的！沒有雪的哈爾濱，無論怎樣的百態千姿，也隻能出乎我意料之外。畢竟雪的姿態最令人神往，因為雪的本質是高貴！
在久負盛名的中央大街上，聽人說，腳下那一塊塊露出來的隻有磚頭大小的方塊石，在當時每塊價值一美元。這可是沒有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通貨膨脹、還有後來的半個世紀中世界經濟不斷出現的周期性衰退與危機的一美元。在那種年代，就算是最富有的紐約華爾街也不曾像哈爾濱這樣，幾乎是用黃金來鋪就一條淌雨積雪煙雲過眼的馬路。為了了解中央大街在當時的摩登程度，我專門向一位在大學裏教授經濟學的朋友求證。他在電話裏回答，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一盎司黃金的價格是三十六美元，到了一九九九年，其價格已變成了三百六十美元。倉促之中，他沒有查閱資料，隻能憑著記憶提醒我，到二十世紀末，美元已經貶值到隻有世紀初的二十分之一。以黃金作為不變價格計算，中央大街建造之時，一盎司黃金大概相當於十八美元。我曾試驗過，在中央大街上，不管是左腳還是右腳，都會踩著一又三分之一塊石頭。這就是說，百年之後的我，每走十二步就會將一盎司左右的黃金踩得閃閃發光。在整個遠東，不管是同時期的上海，稍後一點兒的香港，還有更晚一些的東京與首爾，都不曾有過這種將千萬黃金擲與泥土的事情發生，除了富有，除了摩登，除了奢華，在當時，還應該有一種隻差一點點就會變成妄想的集群性的浪漫因素。那年那月，也隻有滿街都是嬤嬤和教士、街角上的賣花女曾是俄羅斯貴婦、瑪達姆茶爐前拉手風琴的男人不久前還是隻說法語的莫斯科紳士的哈爾濱，才能使喝完半瓶伏特加、兩杯不加糖咖啡的激情構想變成現實。如今，當地人還敢說，不用出中央大街，就可以見識世界上所有的名牌……
一個三歲女孩所衷情的北極熊，顯然不是她心裏的一種名牌。
我在中央大街上不停地尋覓，不斷地詢問，我沒有得到回答。或者說，我得到的並不是回答，那些芭比娃娃和迪斯尼狗熊的代理商，回應給我的表情全是帶著矜持的否定。不隻是她們，哪怕是賣水貨手機配件的小店女人，笑容中也隱現著一種同整條街道相呼應的冷傲。那位敢在遠東的沼澤地上將一塊石頭埋入地下僅僅露出二十分之一真容的俄國人，獨出心裁地設計出一座與東方各民族氣韻迥然不同的城中之城，假如這種後來的變化是其當初就料定了的，那他實在是太有遠見了。在南方，眼際裏能見到的盡是嫵媚：虞美人、聲聲慢、鵲踏枝、念奴嬌、一剪梅、浣溪沙、水調歌頭、蝶戀花。好不容易出現一個冷美人，多半還有若要俏、需戴孝的悲傷和憂鬱背景。坦率地說，男人對女人的矚目從來沒太多的審美與賞析的因素。行走在中央大街上的那些形體與修養上不曾熟悉的女人，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中原大地上那些來自北方的鐵馬金戈。我相信，一座建築的冷傲，表達的是一個時代的信仰；一個女人的冷傲，表達的則是一方族人的力量。
那一天，在金上京遺址，一望無邊的斷壁殘垣讓我突然明白了一個道理：從金兀術到後來受盡嘲笑的八旗子弟，在他們初盛之際，無論騎的是紅馬、黑馬或者白馬，都是那樣的冷傲。正是這種冷傲，才使富饒的白山黑水平地生出一股高貴氣脈。
北方的匈奴人，北方的女真人，當他們決意進伐中原時，其中堅力量正是族人中的貴族。說這些佩戴獸骨披裹獸毛的人野蠻，隻不過是漢人麵對國破家亡局麵時的自欺欺人。在骨子裏，在血液裏，這些來自冰天雪地的征服者，支撐與湧動著的是黃河兩岸、長江上下所稀罕的高貴。
作為東北亞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金上京，最終淪落為一堆堆荒丘，那條曾經直通黃河、淮河和長江的繞城運河，也成了一條毫不起眼兒的水溝。有人說，這是曆史的必然。可曆史的必然又是什麼？
女兒一如既往地在電話裏追問買到北極熊沒有，其餘的事一概沒有興趣。一條中央大街被我找遍了，當地的朋友和來自外地的朋友都說，隨便買隻熊吧，能哄孩子就行。我不想也不能這樣做，明明是一隻狗熊，做父親的能對女兒說，這就是北極熊嗎？類似這樣做法的大有人在，也從沒有被認為是指鹿為馬、黑白混淆。這有點兒像一個身在異鄉的人告訴當地人，他們的城市是世上最美麗的所在。這種結論在事實上通常是錯誤的，然而這種錯誤的本身卻是美麗的。正因為有了這種美麗的錯誤，才有可能在環境日益惡化的時代，冒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的“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
我又想到心中的那個悖論，難道沒有雪的哈爾濱就不是哈爾濱嗎？習慣上將北方當成大雪紛飛極目蒼茫的場所，我的足跡新至之處隻是離北極熊出沒的地方更近一些，因為女兒的願望，又不僅僅隻是女兒的願望，在南方想往北方，到了北方所想往的當然就比北方更北了。
經由青島前往哈爾濱的飛機落地之前，舷窗外早早地鋪開北方渾厚的原野，還有那條看上去有些小卻格外無羈的鬆花江。機艙內還在循環著的來自武漢的空氣。這就使人有了在一瞬間脫離舊氣息，融入新氣息的體驗。那一刻站在從未到過的土地上，隻覺得撲麵而來的清新中有一股心醉的稠釅。這種稠釅讓我產生一次次回憶，它使我覺得北方的天地原野草木河流皆有氣味，甚至使我從到處生長著綠得發黑的植物那裏聞到陣陣濃墨的芬芳。幾年前在西藏，曾經仰望藍天，幻想可以從莊嚴的白雲中聆聽出某些聲音。與西藏所見的不盡相同，白雲在哈爾濱上空緩緩地流動，宛如那些走過太多苦難，在金婚或銀婚紀念日才披上婚紗的滄桑女人徐徐而過，身後那片藍得很深的天空更像許多神往的眼睛。我有理由來讓自己相信這就是民族文化與生活中本就稀少，而今更加匱乏的高貴。就像我在中央大街上不時見到的，如果這一方曾經徹底歐洲化的天地，還不接納這種人性當中的特質，我們就隻能徹底放逐自己的尋找，將國民性中的高貴情結扭成一隻死結。莊嚴常在，高貴難修。得失之間，悲喜之際，經常是最微小的失當就使人前功盡棄。
女兒在北極熊前麵加上“我的”二字，她在電話那邊開口就問：“我的北極熊買到了嗎？”其實她不這樣說，我也明白我必須為她做成這件事。這也是以我對哈爾濱的信任作為基礎。我相信偌大的、在中國最接近北極熊的哈爾濱，一定能夠滿足一個剛剛開始認識世界、見到雪就歡天喜地的南方小女孩的願望。
早來的那天晚上，女兒還沒說出她的願望。市委宣傳部的幾位將我帶進一家名為露西亞的酒吧。酒吧裏擺著許多舊時俄羅斯人在哈爾濱的生活用品，牆上掛著的也是那些主導中央大街修造的俄羅斯人的各種生活照片，酒吧主人的遠親當年在馬迭爾賓館舉行婚禮的照片也赫然入目。酒吧主人的奶奶是俄羅斯人，女主人則是見到是朋友和顧客都禮貌哈腰的日本人。這樣的介紹頓時讓人深入到哈爾濱的近代史之中。酒吧裏最醒目的是一架鋼琴，盡管擦得非常亮，那根突兀地伸在外麵的蠟燭架輕易就將其經久的歲月說得清清楚楚。鄰桌一個氣質不錯的女孩子問那鋼琴還能彈嗎？男主人作肯定回答時，女主人輕輕地笑了笑。天下沒有不能彈奏的鋼琴，問題是彈出來的是什麼：響聲，還是音樂？在聽者心裏，任何一種聲音都不會隻有一種回響。一架舊鋼琴，曾有多少優雅如天鵝的手指在上麵抒情過舞蹈過，當年的旋律不用彈奏就應該在我們的情懷中回蕩。
朋友們丟開我，悄然談起一位我當然不會知道的女人。每個星期，總有一天下午，那個在我聽來免不了有幾分神秘的女人，獨自呆在那架舊鋼琴前的座位上，有時候甚至是趴在桌麵上睡覺，直到天黑了，外麵的路燈紛紛亮起來才離開。酒吧主人大約也聽到了這些內容，似是不經意地走近了說，有那麼十來個人，看不出有別的值得深究的原因，隔上一段時間就要來獨自占一個台位，一杯咖啡，一杯紅茶，此外決不再要任何別的東西。還有兩個更怪的老人，他們的習慣完全相同，晚上七點鍾來，九點鍾離去，每次來隻要一杯冰水、幾片檸檬。如果一個老人是星期六來，另一個一定會在星期天來，反之亦相同，兩個人從沒有在酒吧裏相遇過。我以為這座酒吧與中央大街的年頭差不多，問起來才明白它存在於曆史的時間，與聽著窗外的林濤聲早早入睡的女兒的年紀相差無幾。一樣東西經年累月之後變得舊了，就會有其了不起的地方。需要點蠟燭的鋼琴，不用提醒便顯出尊貴。不用動手彈奏，就這樣靜靜地與她相對，想象夾在歲月風塵中的一隻音符，一個音節，一段樂句，一篇樂章，在安寧中感受華彩，從短暫裏體驗悠長，將激越變成坦蕩。老人也好，神秘的女人也好，隻要他們願意與不再點蠟燭的舊鋼琴為鄰，就不需要任何其他理由。
一遝酒吧主人自撰自編的《露西亞小報》隨意地放在門後。雖是小報，那上麵載有一些讓我們心顫心悸的東西。在哈爾濱，有一位名叫弗洛夏的俄羅斯僑民，今年九十二歲了，是當年帶著小提琴和鋼琴，帶著油畫和鮮花，帶著藝術家和小說家來此的二十幾萬俄羅斯僑民在當地的僅存。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一個除了俄語外，還會講英語和法語，卻不會說漢語的俄羅斯老人不管受到何等的羞辱，她隻是豎起食指在與胸前第二粒扣子等高的位置來回擺動著，勸告那些人不要如此。在酒吧之外聽到的故事，讓我立即聯想到小報上的俄羅斯女人。小報上還有一個老人寫給在天國的父母的信：“我餓極了，夜裏睡不著，我想你們，我想聽見爸爸的咳嗽聲，想在你們身邊。我做了一件事，也許會讓你們非常難過，但我的確做了。我用餐刀切開了手腕。我很害怕血，非常怕血，很快我把血止住了。我又用自己的手帕纏在那刀的刀刃上，我覺得那把刀太不了解我，它太簡便了。今天是我六十三歲生日，我會好好地活下去。下午，米亞托夫兄弟來了，坐了兩個小時，他們勸我到醫院去檢查一下健康，我害怕，不敢出門。他們帶了很多吃的，還有一瓶紅葡萄酒和肉、牛奶。我們一起喝了一點兒酒，祝賀我的生日。他說：現在‘文化大革命’，蘇聯和中國的關係很不好，可是這和我們沒有關係，也有很好的中國人。米亞托夫不害怕，他知道怎麼走路，他穿著中國人的衣服，把帽子壓得很低。請保佑這些好人吧！我不會再做那種事了。我很後悔，請你們原諒我，我是餓壞了，頭腦太亂了。我在那餐刀裏麵裹了一張紙條，寫了這樣一句話：你不要幫著我讓別人難過。”信的落款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八日。如果這個叫尼娜的女人還活著，正好與唯一留在哈爾濱的弗洛夏同歲。那時候的哈爾濱早就下雪了。
回家之後，我寫了如下這些文字：我懷著從未見過隆冬時節鬆花江模樣的南方心情，希望那雪能厚到再多的人踐踏過也露不出底層的汙垢。那是一個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時代。也正是那個時代，讓卑賤升華為榮耀，高貴貶低為恥辱。到頭來我們又不得不將曆史早有定論的基本真理，重新用實踐檢驗一番。
寫出這些文字的時刻，正是我從露西亞酒吧出來的時候。那邊大街小巷早已安寧下來，哈爾濱的夜晚，十點鍾一過就難以見到當地人，那些仍在街上晃蕩的大部分是外來者，少數當地人也是因為陪同的緣故。然而，在南方，我們的城市反而掀起陣陣別樣的喧嘩。熟睡中的女兒輕輕咳了幾聲。女兒是過敏體質，稍不經心便會如此。回家後陪女兒去芭蕾舞學校練舞，隻顧看著她樂，忘了及時換下那身天鵝般的小舞裙，秋風一來女兒就感不適。調整了幾天，既做霧化，又噴鼻子，才控製下來。
熟睡的女兒用一隻小手摟抱著我從哈爾濱帶回來的那隻北極熊。
我站在小床邊，輕輕地用手去拿，才發現北極熊已被她身上的汗浸濕了。
我很慶幸，自己到底尋找到了北極熊。三歲的女孩對此不會分得清楚，可我分得清楚。也許是心情所至，同女兒先前擁有的各類小熊相比，北極熊的模樣怎麼看都有一份與眾不同的尊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