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人埃瑪·格裏森在《中國日報》撰文，講述自己在中國的經曆。
你的家庭到底是給孩子提供避風港還是第二戰場，是讓孩子多睡一個小時還是讓他多上一門課，家長們都是可以選擇的。
學者楊東平在一個教育沙龍中批評了家庭教育當中普遍存在的反教育現象。認為整個家庭教育被應試教育綁架，家長成為應試教育的幫凶。
收取“午休費”完全符合規定。“午休費”是一個新興事物，屬於“服務性收費項目”。
洛陽五十五中要求在學校午休的學生每月為此繳納人民幣8元整，該校校長認為這筆錢符合規定。
究竟在教育部考試中心內部存不存在腐敗犯罪行為？
全國政協常委、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當麵提問教育部長袁仁貴，“要求教育部對2012年考研泄題事件作出答複，並向全體考生道歉。這樣的事情不止發生一次，怎樣彌補考生的損失？”
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導致就業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生活不平等，還導致下一代不平等。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認為，當前教育資源分配不公，已經形成社會階層的固定化、凝固化，形成職業的世襲化，導致農民工的後代成了農民工。
不吃不行，要被罰款，老師說不吃，一次要罰款10元。
從2012年春季學期開始，國家對160個試點區縣的中小學生，每人每天給予3元錢夥食補助，35萬雲南農村中小學生因此獲得營養午餐，據央視報道，雲南鎮雄縣塘房鎮頂拉小學學生因在食堂食用了黴變的食物，數百人中毒。
上訪，這項中國帝王時代流傳下來的傳統，一向是毫無意義的。中國學者的研究顯示，隻有不到6％的上訪者的問題能真正得到解決。但成千上萬的中國老百姓依然相信這種古老的儀式。
美國每日野獸網發表題為《在北京等待正義》的文章這樣說。
大家對食品添加劑非常反感，但沒有食品添加劑，就沒有現代食品工業。作為現代人，不可能也沒有必要遠離添加劑。
近日，一名化學老師用水和各種食品添加劑瞬間“合成”了新鮮出爐的“鮮榨果汁”，告誡學生遠離垃圾食品，引發多方熱議。對此，食品添加劑專家、北京工商大學副校長孫寶國說。
不管你學什麼專業，反正外國的月亮就是比中國圓。
北大教授陳平原日前撰文指出，當下中國的大學嚴重受製於權力、金錢與傳媒，再加上唯哈佛、劍橋等世界名校馬首是瞻，所謂“學術獨立”，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災難性醫療支出。
據《新世紀周刊》報道，災難性醫療支出的標準是一個家庭的醫療支出占家庭可支付能力的比重等於或超過40%。這個數據說明一個即便有較穩定的收入、有相當積蓄的家庭，也將因大病而陷入困境。
無論經濟如何發展，乞討或許都是不能完全消除的現象。但是，在路口等待信號燈時目睹乞討人員敲打著法拉利的車窗行乞時，不由對中國嚴峻的貧富差距形勢一聲歎息。
日本讀賣新聞網發表文章稱，當今中國1%的家庭掌握著41.4%的財富，中產階級雖然在成長，然而困難群體仍屬多數。
很多學者進不了長江學者，就巧立名目，搞了一些以名山秀水為名的學者，黃河學者、泰山學者、天山學者、閩江學者、贛江學者、珠江學者，名號有38個之多。用名山秀水命名學者，改變了實質沒有？沒有，他們還是原來的學者。
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批高校學術泡沫。
活著實在太累了，天天這樣無休止地上班讓人窒息，所領的工資隻能月光。我決定以這樣的方式離開這裏，我並不恨這個地方，畢竟是我自己選擇來到了這裏。現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兒子以後怎麼活，僅希望學校能幫我照顧一下他們母子。
生於1982年的河北館陶縣第一中學高三年級班主任趙鵬，近日喝敵敵畏自殺身亡，在遺書中，他這樣說。
我看了《舌尖上的中國》，我們全家都很喜歡這個紀錄片。但我們都不相信現在的食物能有這麼好。我認為無毒食品隻能存留在我們記憶當中了。
65歲的退休老者張斌逸（音）接受《今日美國報》采訪時稱。
我是被高電價和壟斷逼上梁山的！過去，用電力部門的電，我們受盡了窩囊氣。電價高不說，還動不動就停電，你一點辦法也沒有，求爺爺告奶奶是家常便飯。
談及為何要建自備電廠，山東首富、魏橋創業集團創始人張士平曾這樣感歎。
三十年前你們宣傳“計劃生育好，政府來養老”，我們信了；二十年前你們改為“計劃生育好，政府幫養老”，我們依然可以接受，十年前你們徹底顛覆了過去的承諾，改成了“養老不能靠政府”，我們認了！現在我們老了，又說適時推遲養老計劃！我們該信誰？
針對人社部彈性退休的建議，網友“壞人蟲子”說。
現在的考生壓力更大。以前能上名校很好，現在越來越多考生成了必須要上名校。
北京大學招辦主任秦春華表示，“高考獨木橋”正演變為“名校獨木橋”。秦春華坦言，為了搶奪高分生源，不少高校不惜拿出好專業和高額獎學金，跟學生和家長“談交易”。
經濟隻能保證我們的今天，科技可以保證我們的明天，隻有教育才能保證我們的後天。
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成思危表示，中國GDP趕上美國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民整體素質的全麵提高，唯有投資教育才能保證中國的未來。
企業職工養老保險繳費占工資收入的28%，居全球最高水平之列，而機關和事業單位未納入社保體係，不用個人交一分錢，退休時養老金卻是前者的3倍。
清華大學公管學院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廣君說。
這次居民階梯電價調整，以居民現有承受力，應該不在乎。
7月1日起，全國各地將全麵施行階梯電價調整實施方案。對此，長期研究電力體製改革的長沙理工大學副校長葉澤說，按國際標準算法，國內居民電價應漲到9毛錢。政府為照顧百姓利益，每年交叉補貼2000多億元，但居民認為沒有得到實惠。
都說國企有錢，其實他們不知道裏麵的底層員工有多艱難。外界看到的國企高收入都是“被平均”的。
鞍鋼醫院原假肢製作師、現器械科員工張國賢說。根據記者6月18日拿到的18頁聯名簽字反映，該院139名醫院職工表示現有的工資待遇低、分配製度不透明。
凡是年輕人贍養老人的就應抵扣其個人所得稅。
原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兼新聞發言人姚景源最近表示，老年人問題從本身來講也是社會問題，年輕人贍養老人，也是為社會作貢獻。因此，他如是建議。
公立醫院本來就應該是平價醫院，現在試點平價，相當於承認了趨利行為，不舍得割舍以藥養醫，眷戀舊製度。
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認為，在公立醫院搞平價醫院、平價藥房是很搞笑的。
我唯一的害怕，是你們已經不相信了不相信規則能戰勝潛規則，不相信學場有別於官場，不相信學術不等於權術，不相信風骨遠勝於媚骨。你們或許不相信了，因為追求級別的越來越多，追求真理的越來越少；講待遇的越來越多，講理想的越來越少；大官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因此，在你們走向社會之際，我想說的隻是，請看護好你曾經的激情和理想。在這個懷疑的時代，我們依然需要信仰。
北大1984級本科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盧新寧在北大中文係2012年畢業典禮上的致辭。
在目前不景氣的全球經濟形勢下，工作崗位多一個是一個，即使有些氣味確實很難聞。
美國《大眾科學》雜誌報道，中國正在雇用“人類嗅辨員”充當活生生的感應器，以此探測垃圾和汙水處理站周邊對人體有害的氣體。
現在慈善大多是官辦，我比較抵觸，捐錢好像還得求著他們一樣。我已不信任官辦的慈善機構，這幫人養肥了，實在可惡。
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透露10年內將半數家產捐給北大，至於為何選擇北大，他說。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孩子命運的考試酷刑讓中國的家長焦頭爛額。孩子們呢，等到完成學業踏入職場的時候，他們會一邊奮力找工作，一邊哀歎，自己的整個童年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犧牲在了準備考試的過程之中。
《紐約時報》談中國教育。
以為有一兩千人應聘就可以了，沒想到一萬多人報名。
哈爾濱市最近招聘457個清潔工，結果引來一萬餘人報名，其中近三千人擁有本科學曆，25人擁有統招碩士研究生學曆。“事業編製”是此次招聘最大的亮點。
改革的目的並不是為了降低公務員的待遇，而且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這麼做。公務員都是千挑萬選進來的精英，為什麼要降低待遇呢？
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王敏談公務員養老保障製度改革，希望建立既與企業養老保險製度相統一，又體現公務員職業特點的養老保障製度。
當前，我國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有不少是外界誤讀了，其實不合格的食品並非就是不安全的。
7月18日，中國連鎖經營協會舉行的食品安全年會上，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教授何計國表示，不能將超標食物誤讀為不安全的食物。
我從來也沒有告訴過她（女兒）這個世界是醜陋的，有壞人。
“永州11歲幼女被迫賣淫案”受害幼女母親唐慧近日接受采訪時表示，這是她最後悔的一件事。
父母的教育方式現在到了十字路口，我們該決定是繼續保持現狀，還是用新的理念武裝自己，選擇一條不同的道路。毫無疑問，我們的孩子現在生活的世界，不僅不關心他們的需求，甚至還在傷害他們。
臨床心理醫生瑪德琳?萊文在新書《教好你的孩子》裏建議父母的教育應符合孩子的訴求。
年輕人前所未有地迷戀上了體製內的生活。2012年9月15日，河南三門峽，一處公務員考試考場外的長龍。
在推遲退休方麵，中國人可以從以前的皇帝身上獲取靈感。乾隆執政60年之後正式退位，但其後繼續統治了中國3年之久。結果，他從沒有在倦勤齋（乾隆用來頤養天年的處所）中過過夜。
《經濟學人》談中國的養老問題。
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凸顯了中國商業道德的淪喪以及政府監管部門難以跟上市場經濟不斷擴張的步伐的現狀。但是對政府疏忽的過度關注，往往也意味著一個更加嚴重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公民道德的瓦解正被人們所忽略。
《紐約時報》文章談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
現在媒體和社會的輿論給老年人一種誤導，就是養老的很多責任推給政府。養老問題上政府的責任包括提供養老金，構建養老服務體係，但具體的養老服務不能說是政府責任。比如老人空巢了孤獨了，找政府也是沒有辦法。
全國老齡委辦公室副主任吳玉韶近日表示，在養老問題上，政府要承擔一定責任，但不能承擔全部責任，要警惕過度福利化。
世界各地為入學所做的準備都是一樣的：準備好筆記本、鉛筆，裝好書包，選出步入新課堂要穿的衣服，等等。然而，對於一些中國學生來說，今年他們為開學準備的物品清單裏還有一樣令人費解的東西：課桌。
《時代》文章談麻城市3000多名學生“扛著課桌上學”事件。在“撤點並校”政策實施之後，因教育資源逐漸集中至優勢學校，湖北麻城一些鄉村教學點麵臨師資和配套缺乏，校舍破舊等諸多問題。
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把家庭生活從快樂的源泉變成了焦慮的來源。現在的父母們隻有一次機會讓子女們獲得成功，並在自己年老的時候贍養自己。獨生子女背負著父輩和祖輩的期望，沉重得難以負擔。
城市和住房政策專家傑勒德?萊莫斯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談《中國老百姓的願望與焦慮》。
我所在部門，有一半員工都是“空降”下來的。
《中國青年報》在報道央企招聘時，引用了一位在某央企工作人士的話說。
本科教育是大學的關鍵。對大學來說，第一位的工作是教書育人，而後才是學術研究。特別好的研究型大學，可以強調教學和研究並重；但一般的大學應以教學為主、研究為輔。這個思路必須明確。目前中國拚命發展研究生教育，在我看來屬於“超前消費”。
北京大學教授陳平原近日接受采訪時稱，現在中國的大學為了爭辦研究生院或博士點，挪用本該用在本科教學的資源，結果研究生院沒辦好，又耽擱了本科教學，兩頭不討好。
對於“80後”“90後”的年輕人來說，他們極度渴望擁有公平的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而改變命運。對他們而言，隻有社會向上流動的渠道是暢通的，未來才是充滿希望的。
《紐約時報》文章談“中國年輕人想要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