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醜雖沒有萬章那樣對很多事都存疑，但他喜歡追根究底，問話也很坦誠、大膽。例如前麵講到的，他曾問孟子如果在齊國執掌政權後，能不能重現管仲、晏子的功業；又問到孟子如果出任卿相，就能實行自己的政治抱負時，是否動心等。因為在當時，很多人認為孟子的言論隻是表麵上的仁義，其實功利心未泯。通過孟子與公孫醜的一段對話，大家更加了解了孟子的人格。
公都子問孟子說：“全國的人都說匡章不孝，老師卻與他來往，還禮貌相待，這是為什麼呢？”
孟子說：“世俗所說的不孝有五種：第一種是手腳懶惰，不管父母供養；第二種是不務正業，賭博喝酒，不奉養父母；第三種是喜好財物，偏好妻子兒女，不顧父母衣食供養；第四種是放縱自己，隻顧滿足自己私欲，而讓父母蒙羞；第五種是經常與人打鬥，並連累父母。而章子有其中一項嗎？
“章子枉受不孝之名的原因是他請求父親歸向正道，而導致父子意見不合。責備向善，是朋友間相處之道，但是父子間責備向善，是最傷害親情的。章子心裏何嚐不願意有夫妻、母子的天倫呢？就是因為得罪了父親，被父親驅逐，不得近身奉養，也隻好休退妻子，摒絕了兒子，終生不受奉養。他是用心良苦啊，如果不這樣做，他的罪就更大了。這就是章子的為人，我為什麼不和他來往呢？”
公都子又問孟子關於好辯的問題。孟子曾詳詳細細地向他解釋說，並不是好辯，而是不得不辯啊。
用世俗的眼光看，孟子和匡章的交往似乎有違世俗，因為匡章是齊國大將，他握有軍權，有人認為孟子是在籠絡他。其實，孟子深深了解匡章的為人和遭遇。據說匡章的母親被父親殺了，埋在了馬房的地下，匡章屢次懇求父親把母親改葬，結果惹火了父親，一氣之下，把他趕出家門。匡章甘冒不孝之名而沒有為自己申辯，難怪不明白內情的公都子也要向老師發出如此責難。
孟子的這份勇氣，可以解釋為“唯仁者敢愛人”。他在齊國時對齊王的寵臣王不予理睬，可解釋為“唯仁者敢惡人”。這種精神和勇氣，是一般人所不具備的。
後來匡章率軍抗秦，大勝秦軍，齊王為了酬功，下令把他的母親改葬。過去大家都認為是他不孝，直到這時才真相大白，他因此受到了全國人民的稱頌和讚揚。
孟子還曾經與弟子們談論出仕為官的事情。周霄問孟子：“古時候的君子，也出去做官嗎？”
孟子說：“是的。古書上說：‘孔子如果有三個月沒做官侍奉君上，心裏就會十分渴求。他丟掉官職到別的國家去，車上一定會帶著進見君上的禮物，希望能在別國得到官位。’魯國的賢人公明儀也說：‘古時候的人，三個月不做官侍奉君上，親友們就要慰問他了。’”
周霄說：“這是不是太性急了？”
孟子說：“士人失去官位，如同諸侯失去國家一樣。《禮記》上說：‘諸侯親自耕種田地，拿出了供祭祀用的米穀；諸侯的夫人親自養蠶，拿出祭祀時穿的衣服。如果祭祀用的牛羊三牲不夠肥壯，盛在祭器裏的米粟不夠豐潔，該穿的禮服不夠完備，就不敢舉行祭祀。士人失去了官位，就沒有了祭祀的圭田，也就不能舉行祭祀。’由於特設的三牲、祭祀用的器皿、該穿的禮服等三項都不能完備，就不敢祭祀，心裏當然也安逸不得，這還不值得慰問嗎？”
周霄說：“失去官位出國，車上一定要帶進見君上的禮物，這是為什麼？”
孟子說：“士人外出做官和農夫耕田一樣。農夫難道會一出國界，就把犁鋤丟掉嗎？”
周霄說：“我們魏國以前本是很強大的晉國，也是做官的士人很願意來的國家，但從來沒聽說過有這麼急切的。既然士人這樣急切地想要做官，但那些有學問道德的君子卻又很難外出做官，這是什麼原因啊？”
孟子說：“男人生下來，父母總希望他能找個好妻子；女子生下來，父母總希望他找個好丈夫。做父母的這種心，人人都有。假如不等父母命令、媒人說合，就私自在牆壁上挖一個洞互相偷看，甚至翻越牆頭隨人私奔，那他們的父母及全國人民都會輕視他們。
“古時的君子並不是不想做官，隻是憎惡不用正道謀取。不走正道做官的，全是一群挖壁爬牆的賤人啊！”
孟子還說：“做官為了行道，不一定因為貧窮，但有時也是因為貧窮。娶妻為了續嗣，不是為了服侍，但有時也是為了服侍。但是因為貧窮而做官的，就應該辭去高位任職低位，辭去豐厚的俸祿而接受較少的俸祿，例如看守城門和敲更守夜之類的最合適。孔子從前也曾因貧窮做過管理倉庫的小官，當時他曾說，隻要米穀出入的數字計算得沒錯誤就可以了。他還做過管理園圃的小官，他說，那隻要牛羊肥壯長大就行。小官談論國家大事，有越職之嫌，但是作為朝廷的大官卻不行大道的，才是真的可恥。”
孟子認為做官就是為了行道，不一定因為貧窮，如果因貧窮而做官，就不要貪圖祿位。但做大官的人，如果不行大道，那是可恥的事。
孟子還談到了為政之道，他說：“仁厚的言論沒有仁厚的聲譽讓人感動；好的法令製度，不如好的教化讓人信服。好的法令製度，是讓人因畏懼而服從；好的教化，才會受人愛戴。好的法令製度，能夠得到人民的財富供給；好的教化，可以讓人民真心悅服。”“有一種人，他侍奉國君的目的是為了迎合國君的私意來博取寵悅；有一種安定國家的臣子，他服務國家，以國家的安定為樂；還有一種人是盡天理，他看清楚自己的道理能夠施行於天下，然後出來侍奉國君以便行道；還有一種有最大學問、最高道德的人，他先端正了自己的身心，然後再去匡正天下的萬事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