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辦報首定“宗旨觀”
傳媒史話
作者：黃團元
清末重臣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河北南皮人。他在近代名聲頗大。論功名，他於1863年進京會試，高中“探花”。論職務，他曆任山西巡撫、湖廣總督、軍機大臣等要職。論功績，他是洋務派巨擘，大辦近代工業；參加過中法戰爭，以新式裝備編練新軍；設新式學堂，多次派遣學生赴日、英、法、德等國家留學。在全國首采近代教育體製的也是他……不過很少有人知道，張之洞在辦報方麵也發揮了不少作用，雖然他未曾親自辦報。
用言行促使政府重視報紙
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報紙興辦較晚，即便到了清代，為數不多的報紙發行量還是不大，直到戊戌變法時期，報業才驟然蜂起，一些鞭撻時弊的政論引起清政府的敵視，但當局認為“無裨治體，徒惑人心”後，隻是查封報館，抓捕人員，並未打算“官辦”報紙。
不同於其他官員，張之洞一貫重視報紙。他曾指示幕僚訂購“上海所有華字各報”，外國人辦的報紙他也經常閱讀。由於博覽群“報”，他對報紙作用的認識觀點獨到。他在1895年所著的《勸學篇》中，專辟“閱報”章節。他的辦報理念，有許多貫穿其中。他闡述：“報館之設，仿自泰西，采摭新聞，發攄清議，所以宣達下情，啟迪民智，開內地之風氣，傳外國之情形，關係觀聽，極為重要。”①
張之洞充分肯定報紙的作用。他還說：“（報紙）不出戶知天下，罕更事知世變，未從政達民情。”②他居然看重報紙“揭短”，用“齊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聞其過而亡”作比，③認為政府應該允許報紙輿論監督。他現身說法地坦承：“俾我得以（從報紙中）兼聽而豫防之。”
1896年，黃遵憲、汪康年和梁啟超等人創辦《時務報》，張之洞就曾捐給七百兩銀子。他自己也著手辦報。1898年在湖北籌辦《正學報》，聘章太炎為主筆。然而章太炎赴任後，不僅寫出《排滿論》，還評張之洞的《勸學篇》“教忠（忠於滿清）”。由於此事的教訓，張之洞後來非常重視報紙的導向問題。
1899年4月30日，以張之洞為後台的《湖北商務報》在湖北漢口正式發刊。隨之，湖北的報紙之多、內容之廣，名聲之大，成為各省的楷模，清政府將湖北作為辦報成功的典範，下旨“推廣官報，實為轉移整頓之要議”。
強調辦報要“宗旨純正”
張之洞愛報，“品”報，他辦報也有一套。以他創辦的《湖北官報》為例。按張之洞的要求，此報“凡國政之得失、各國之交涉、工藝商務之盛衰、軍械戰船之多少、學術之新理新法，皆具焉”。④他在手諭《湖北商務報館兼辦湖北官報》中，闡述辦報目的：“一曰崇正黜邪，二曰益智愈愚，三曰征實辨誣。”在《湖北官報凡例十則》中，他特別強調，“官報與民間開設之報館不同，務須宗旨純正，體裁嚴謹，凡所錄必裨實用”。其中“宗旨純正”，令人想到了一百多年後的“主旋律”說法。
在漢口期間，張之洞收回了日本人經營的《漢報》、《漢口日報》，變這些報紙為“官辦（報）”。對難以收回的外國人辦的報紙，張之洞則加以“嚴禁購閱、遞送”等限製，迫使其報無法繼續經營而自行關閉。張之洞就這樣以種種手段，消除非“宗旨”的“雜音”。
非但如此，張之洞對轄區外也施加影響，阻止“雜音”類“流毒”擴散。1898年9月，他致函四川官員，訴“《蜀學報》第五冊封列國以保中國論，又第八冊五月學會講議悖謬駭聞，亟宜刪毀更正”；針對上海《新聞報》刊登康有為的文章，張之洞要求上海道責令該報“迅速設法更正”。康、梁師生流亡東瀛，創辦《清議報》，他電告上海日本總領事，要求日方“禁其妄發議論”。他還發文：“嚴禁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埠報館，凡有語涉謗毀我皇太後（慈禧太後）者，立飭查辦，並請與洋文報紙一律示禁！”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