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僅滿足於“像打仗”拍不出好片子
專欄
作者：劉憲閣
影視製作不能滿足於“像打仗”，而應該“就是打仗”，要注重細節，尊重曆史。
讀著名導演李安的一段話，很有感觸。這是5月初在台北的一次活動中，他回答關於內地電影的提問時說的：“大陸最大的優勢是市場好，可以跟好萊塢抗衡，最近有很多賣座電影，這是好事。但大陸還沒有很好的片子，觀眾品位還需慢慢培養。”觀眾品位確實是個問題。比如十幾年前“小燕子”滿天飛那會兒，正讀大學的我就和同學爭論過：這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的影視劇？同學的看法是：“觀眾這麼喜歡，當然好了。”我以為不然：“畢竟觀眾喜歡的，和觀眾需要的，未必是一回事兒。”不過李安這段話中，更值得注意的毋寧是背後的問題：大陸誠然沒有很好的片子，但是究竟何以至此呢？
這個問題當然可以從多方麵來解答。我正好看到幾則相關的材料，或許有助於從一個側麵來了解為什麼內地總缺乏好的影視作品。我們都知道，日本名導演黑澤明拍過一部片子叫《七武士》。當年他指示橋本忍來寫劇本的第一稿。為此東寶企劃部給配了三名調查人員（通常隻有一名）。橋本讓他們調查文獻，采訪曆史學者和時代小說家。最終卻發現，無論如何也不知道武士的生活細節；甚至連下級武士在江戶時代初期吃不吃午飯，也是怎麼調查都無法確定。橋本說：“如果在電影裏讓主人公吃了午飯，後來曆史學者卻來抱怨說，這個時代下級武士還不吃午飯，那它就不成‘真正的時代劇’了。所以根據我的判斷而放棄了。”可見其作為編劇之嚴謹，因此也難怪後來拍出的片子為人們所喜歡。
其實，我們的一些電影人也曾經是很嚴謹的。比如，1951年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南征北戰》就是如此。當時包括粟裕將軍在內的一些首長十分關心電影的攝製，要求當年參加華東戰場作戰的24軍派出軍事顧問組前往協助拍攝。據親曆者回憶，和現在的影視作品不同，當時的電影追求的不是“像打仗”，而完完全全“就是打仗”。當時攝製組動用了一個團的解放軍參加拍攝，所有的陣地設置都有顧問組的幫助。如何排隊形進攻、以什麼樣的姿勢發起衝鋒，這些都是24軍派去的人教的。包括張瑞芳衝鋒的各種動作也是他們教的。所以，即便到今天，《南征北戰》也仍然很耐看。
但是，建國初期“一邊倒”，什麼都學蘇聯，也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包括影視在內的各方麵工作。1950年9月，《人民日報》登載劉白羽采訪《攻克柏林》的作者巴甫連柯與導演者齊烏列裏的文章。據巴甫連柯說，電影中斯大林在攻克柏林翌日，從飛機降臨柏林，實際上這是一個月以後的事兒，“然而不合事實的描寫引起觀眾莫大愉快和藝術的真實感”。另據介紹，《宣誓》片中“也是作者幻想的很多，但比真事更有真實性”。巴甫連柯說他並沒有真正到過柏林，但搜集了所有這一段曆史的文件，還參考了所有這一段曆史的黨的決議和斯大林與農婦談話的記錄。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這些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介紹，顯然亦會影響到中國的文藝工作者。
孫犁的《風雲初記》就是如此。在老作家王林看來，第一集的開頭寫得很有氣勢，但愈往後愈鬆；第二集則可以說是一章一章地湊了。盡管也不乏很有詩意的片段，但總的計劃看不出來。而且孫犁自己也說是想一段寫一段。但更關鍵的是“故意違背曆史事跡的寫法”。王林記得，1938年3月間台兒莊會戰期間，冀中八路軍尚出兵配合，而孫犁卻將拆城破路寫在此時，顯然“與史實不同，與史實空氣不配合”。孫犁才寫了抗戰第一年，整個企圖尚未寫出，雖不應過早批評，“但違反曆史真實的寫法”，王林仍然覺得很別扭。當年受這種所謂“合理想象”影響的不僅是作家，也包括一些影視作品創作者。上世紀80年代以後，尤其最近這些年，一些影視作品剛想擺脫政治因素的幹預，又在資本力量的衝擊或者誘惑下戲說不斷，甚至手撕鬼子，神乎其神，背離了最基本的生活真實與曆史真實。這顯然是要不得的。所以，僅僅滿足於“像打仗”是拍不出好片子的。看看橋本怎樣注重武士是否吃午飯等曆史細節，再想想老一輩電影人怎樣以“就是打仗”來認真嚴謹要求，就不難明白可能的出路在哪裏。
（作者為沈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