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強調，在社會上工作，講究的是“學力”而不是“學曆”。會讀書不如會讀人，會讀人不如會識人，會識人不如會做人，會做人不如會用人。
他常說，讀書是一件很快樂的事，要讀出趣味，讀出歡喜，而不是愈讀愈苦惱，而且還要讀通“生活”、“人情”這本大書，才是真正會讀書的人。
“麵如秋滿月，眼似淨蓮華，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難心。”這是文殊菩薩讚歎釋迦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阿難尊者的話。阿難尊者以多聞第一著稱，在佛陀所有弟子中，相貌最莊嚴、記憶力最強。佛陀涅槃後，500位大比丘在王舍城結集經典，他誦出：“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將長隨27年所記憶的統統背誦出來。最初的經典如《長阿含》《雜阿含》《增一阿含》《譬喻經》《法句經》等，都是在這第一次的結集經典大會中，由阿難尊者誦出的。
“佛在世時我沉淪，佛滅度後我出世”，雖然星雲大師未曾親睹佛顏，但終其一生對佛法的體悟、詮釋、宣揚、實踐，已然通過數十年不斷的筆耕著述，直追阿難尊者，將佛陀教誨發揚光大。
書香開啟心窗
大師文齡超過60年，絕對算是位“資深作家”。曾有徒眾問師父，怎麼會開始寫文章的，這讓他回憶起一段童年往事。
他12歲出家，在棲霞佛學院讀了6年書，教過他的老師不少，但印象較深的是一位名叫“海珊”的老師。何以會特別記得這位老師的名字呢？大師說：有一次上作文課，海珊老師出了個題目：“以菩提無性直顯般若論”，那時他年紀尚小，雖然搞不懂題目的意思，仍舊認真地寫了好幾張作業紙。批閱後，作文卷子發下來，看到老師的評語是“兩隻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他洋洋得意地拿給學長看。豈料學長說，這首詩的意思是老師批評他的文章“不知所雲”。又有一次老師給了作文題目叫“故鄉”，他絞盡腦汁寫完交上去，自覺是精彩之作。沒想到老師給的評語竟是“如人數他寶，自無半分毫”，意思是老師認為他沒有那樣的實力，有抄襲之嫌。
“受母親影響，我從小就知道，不讀書沒有未來，當時想讀書卻無書可讀，也不會讀書。”他說。
20世紀30年代，正逢西潮東來，社會劇烈轉型之際，傳統的佛教寺院卻仍不問世事，連一張報紙都找不到，對於他這樣求知欲旺盛的少年，實在難以饜足。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十五六歲時，棲霞寺附近有一所南京鄉村師範學校，因為躲避戰禍撤離，學校圖書館藏書很多，都被胡亂棄置，僧人們就把這些書搬回寺廟中。老一輩出家人不懂得裏麵有寶，他卻經常往返流連，並且極力爭取擔任這批圖書的管理員。趁著為別人服務借書還書、整理書籍的空檔，他開始大量閱讀。“做了圖書管理員，別人來借書，至少我要知道書名、作者，如果一本書老是有人來借，表示是一本好書，我也拿來看一看，漸漸懂了欣賞，體會到書中無垠美好的世界。”
最早從中國古典小說讀起，他還記得生平讀的第一本書是《精忠嶽傳》，接著讀《封神榜》《七俠五義》《三國演義》《水滸傳》。同時接觸到三十年代的小說，如巴金的《家》《春》《秋》；以及冰心、老舍、魯迅的作品；而蔡元培、羅家倫、徐複觀、蘇曼殊、胡適之的文章更成為他豐美的精神食糧。
慢慢地，也涉獵歐美古典及現代西洋翻譯名作，例如《戰爭與和平》《少年維特的煩惱》《老人與海》《浮士德》《基度山恩仇記》《茶花女》等。通過這些書籍，他接觸到現代新思潮，開啟了一扇向外的心窗。這也是他熱切吸收知識養分的黃金歲月。“甚至在夜晚熄燈以後，躲進棉被裏點著線香偷偷看書。”從此，養成終生手不釋卷的習慣。
視筆如拂塵，掃去心障垢
他這一生並未受過正式的寫作訓練，但對文字一直有份難抑的熱情，視筆如拂塵，欲掃去人心的障垢。
1945年，年方18歲，在焦山佛學院讀書，他就編了一份自己專屬的雜誌，定名為《我的園地》，每月出版。《我的園地》跟一般的雜誌一樣，有發刊詞、社論、講座、議論，也有散文、小說、新詩、隨筆等。
自編自賞固然不錯，若有知音更妙。那時佛學院不許學生看報紙，但學生都想辦法偷看，看到同學投稿被刊登出來，也想試試身手。他投稿到鎮江各報紙副刊，而且命中率頗高。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鈔票的話》，描寫鈔票被不同的人使用的感覺，如富人、窮人、小人物、有地位的人等。有了這次鼓勵，第二篇寫的是《平等下的犧牲者》，內容描述貓要吃老鼠，雖然老鼠認為不公平，但最終仍被吃掉了。意思是說，在強權壓迫下談公平，那是不可能的。陸續刊出的文稿還有《一封無法投遞的信》《勝利聲中應有的自覺》以及多首新詩。
大師也接受了《新江蘇報》的邀請，擔任《新思潮》副刊編輯。後來又為《徐報》編《霞光》副刊。曾經在宜興與智勇法師合編《怒濤月刊》，由於智勇法師的鋼板字刻得非常好，《怒濤月刊》比一些鉛印刊物更為風行。連當時最具權威的《海潮音雜誌》都幾度推崇《怒濤月刊》，主編大醒法師並且以鬥大的標題說：“我們又多了一個生力軍！”給予他們非常大的鼓勵。《怒濤月刊》共出了20多期，號召年輕一代投身佛教，改革佛教陋習，使佛教走向新境界。
台灣佛教最早的現代文學作品
從大陸來到台灣，大師孑然一身寄居客地，力求上進的心，卻清楚而堅決。好像種子落地必破土而出，哪怕地麵壓著石頭或其他障礙物，當抽出嫩芽，就是旁行斜上也定要鑽出來。
半個多世紀前的台灣，可謂佛教文化的沙漠，某些寺院縱有佛經典籍，隻是束諸高閣，一般信徒既不可望、更不可及。市麵上看到的佛書，多是課誦本或勸人行善文，偶然有本《阿彌陀經》《金剛經》，也都是古本製版流通，內容艱澀，印刷粗糙。
因此，他嚐試用淺白平易的文字撰寫佛教書籍。諸如1953年出版的第一本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全憑一本初級日文辭典翻譯出來；又如讓人了解佛門法器的《無聲息的歌唱》，是在苗栗法雲寺看守山林的時候，跪在地上一字一句寫下的；講述佛陀生平故事的《釋迦牟尼佛傳》(2010年出版簡體版，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介紹佛陀弟子的《十大弟子傳》(2010年出版簡體版，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是就著昏黃孤燈焚膏繼晷完成的。其中《釋迦牟尼佛傳》還是佛教界的第一本精裝書。
而《玉琳國師》(2010年出版簡體版，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一書數度被改編為舞台劇、閩南語及國語電影《千金小姐萬金和尚》，甚至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再世情緣》（1993年於中視播出，此劇得到熱烈回響，才剛下檔，第二天就重播，這是有連續劇以來第一次）。
此書背後還有一段由尿桶激發靈感的故事。大師記憶猶新地談到，在一次環島弘法中，他與老友煮雲法師借宿於南投魚池鄉靠山邊的一戶農家，鄉下地方沒有衛生設備，房間裏擺了一個尿桶，臭氣四溢，熏得人沒有辦法睡覺。“喂！煮雲，我睡不著，你講個故事來聽聽。”
煮雲法師滿肚子典故軼談，最喜歡講故事。
“那麼我來講玉琳國師的故事好了！”說完故事後，天際已然曙光微亮。
“我一定不負你講故事的辛勞。”
回去之後，他便趴在雷音寺破舊的縫紉機上，把這個故事編寫成書。
這些書籍深入淺出，打破以往佛書的傳統窠臼，編排印刷明晰清爽，令讀者耳目一新，在閱讀的同時，自然生起對佛教的恭敬心，提高了佛教的形象。
《釋迦牟尼佛傳》《玉琳國師》兩書印行高達數十版，讀者從祖父輩到孫兒輩，至今仍有人反複閱讀，津津有味，堪稱是台灣出版史上的暢銷書、常銷書；這兩本書繼而流傳到香港地區及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成為當地讀者最早接觸到的現代佛教文學作品之一。大師有一次巧妙比喻：“佛光山能夠蓋起來，除了信徒讚助以外，經費大多從此二書流通而來，所以我常說，佛光山是‘玉琳國師’買的土地，是‘釋迦牟尼佛’興建的殿堂。”
廣交文友，著作逾身
數十年來，大師未曾中斷以文字般若傳播禪悅法喜。來台後，曾負責《覺生》《人生》雜誌等刊物的編務工作；1957年和1958年，又分別接下《覺世》旬刊及創辦《今日佛教》月刊；1979年，創辦《普門》雜誌；2000年，創辦《人間福報》；2001年，創辦《普門學報》。他成立佛光出版社，近年更發展到有聲書、影音數位產品。
由於擔任雜誌編輯，又雅好文藝，他結交了許多20世紀50年代活躍在文藝界的朋友，如陸震廷、郭嗣汾、公孫、應未遲、端木野、高陽、姚家彥、柏楊、朱橋、劉枋、郭晉秀、司馬中原，甚至武俠小說作家臥龍生等。著名文壇夫婦何凡、林海音也曾多次聚餐座談。
這些文學家也頗以身為大師的朋友為榮，在佛光山開山20周年的時候，共同編寫了一本書《我們認識的星雲大師》作為紀念。
除了主編雜誌，在創作上也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何止“著作等身”，他早已“著作逾身”了。
大師日常寫作題材十分廣泛，包含詩歌、小說、散文、說喻、故事、傳記、論文、經典……不僅創作力旺盛，文體及手法的變化靈巧也讓職業文人自歎弗如。
與文學不解的因緣
《文訊》雜誌上有一篇文章透露了大師一生和文學的因緣：佛經給我的影響最大，如《維摩詰經》，兩萬多字的文體如新詩般優美；如《華嚴經》，敘述善財童子53參，就像《儒林外史》的故事一樣，重重疊疊、意境非凡；而《大寶積經》，就像由許多的短篇小說集合而成，精簡扼要，特色鮮明；至於《百喻經》，就如童話寓言的故事，涵義深遠，發人深省。佛教的禪宗語錄，像《景德傳燈錄》和《指月錄》等，不但富有文學的生活寫實，更富有哲學心性上的思維，胡適博士甚至說，禪宗語錄就是中國最早的白話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