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搖籃”的今與昔
往事回顧
作者：奧克薩娜·沃茲達耶娃
父母的奮鬥
1939年，蘇聯的一個兒童之家內，一名9歲的巴勒斯坦女孩兒孤零零地在哭泣……
70多年過去了，杜利婭·薩阿迪說，“我記得當年自己流過多少眼淚。我的心都哭痛了。”
當年薩阿迪的媽媽就要返回黎巴嫩，重新投身於幾年前離開的革命鬥爭，和薩阿迪的父親團聚。她的父親是被禁的敘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共產黨書記。
“許多年後，我曾經問過母親，你怎麼做得出那樣的事？母親回答說，杜利婭，我還能怎麼辦呢？”
薩阿迪在位於莫斯科東北250公裏的一所寄宿學校——伊萬諾沃“國際兒童院”內度過了自己的少年時光。幾十年過去了，和許多老同學一樣，對當年的生活，薩阿迪也有著美好的記憶：大唱革命歌曲，堅信父母的奮鬥是要讓世界更美好。
學校確保所有的孩子都能學會自己國家的語言、曆史和文化，盡力找到各科語言教師，甚至包括小語種的老師。和其他蘇聯孩子不一樣的是，這裏的學生可以收到來自國外的消息，並且可以出國去探望父母。
折射世界版圖
為革命後代創建一所寄宿學校的想法出自一位瑞士活動人士曼托納·慕時，慕時家族創建了同名的瑞士手表品牌。
曼托納·慕時1926年曾前往蘇聯，這個國家給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決定把繼承的遺產捐贈出來一部分，創建國際寄宿學校。幫助慕時完成這個項目的還有另外一位瑞士人弗裏茨·普拉藤。普拉藤以幫助俄羅斯流亡者回國而著名，其中包括1917年協助列寧從瑞士返回俄國。據說，普拉藤安排了外人不得進入的“封閉”列車車廂，途徑德國占領的歐洲、將列寧送回聖彼得堡。
最開始，兒童院建立在位於莫斯科以南的波多利斯克；1933年，在伊萬諾沃紡織工人的資助下，在當地建立起新的校舍。第一批學生是來自保加利亞、德國的反法西斯活動人士的孩子。不過後來，來自世界各地的政治活動人士都曾把孩子送到伊萬諾沃，比如希臘、奧地利、意大利、西班牙、智利、伊朗、安哥拉、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裏。僅憑國家名單，我們甚至可以構建出一幅20世紀世界衝突和政治斷裂帶的地圖。
第二次世界大戰列寧格勒被圍困期間以及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後，也曾有孩子們也被送到這裏來。
國際精神
算下來，來自85個國家的5000名孩子先後在國際兒童院上學。許多前學生最看重的是從這段經曆中學到的國際精神。
比阿特麗絲·奧蒂格-波塔波娃的父親是肯尼亞著名政治家，也是長期擔任蘇聯政治局委員的阿納斯塔斯·米高揚的密友。比阿特麗絲說：“兒童院打開了我的國際視野。我完全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不管是黑是白，對我來說都一樣。另外有一點就是誠實，說話必須實事求是。愛、意味著必須接受對方。”
還有兩個朋友——來自埃塞俄比亞的塔瓦內·阿亞尼和來自索馬裏的瓦爾薩米·艾伊迪也有同感。
“我們兩人都來自非洲，但是我們的祖國在打仗。不過，這並不影響我們兩人（的關係）。我們是兄弟。這是國際學校教會我們的最重要的一點。”
“文化大使”
今年，國際兒童院度過了80歲生日。此前10年，兒童院的日子很難過。曾經有計劃要把它改建成一所軍事院校，在一批前學生寫信給普京總統並且絕食抗議之後，這個計劃才被迫下馬。
學校是保留下來了，但卻失去了“國際”地位。
現在在這裏學習的孩子大多來自俄羅斯以及前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許多來自種族衝突的熱點地區。最近，老畢業生協會向俄羅斯當局發出呼籲，希望能夠恢複學校的“國際”地位。
他們說，在這裏可以為來自衝突地區——比如利比亞、敘利亞或者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災區的孩子提供一個安全的家園。
他們還說，雖然過去的時代早已結束了，不過，一代兒童仍然可以在這裏長大，成為“俄羅斯文化的大使”。（編輯/唐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