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強調的是，對於“融媒體”的關注，帶來了另一個熱點，就是營銷傳播工具的細分。如前文所述，傳統的傳播工具是基於媒體類型來劃分的，而媒體智能化程度的提升則帶來了媒體應用的豐富。微博、SNS社區等多種新媒體應用與傳統主流媒體相結合，使媒體具備了隨時發動營銷戰役的能力和價值，由此誕生了數據庫營銷、病毒式營銷等新型營銷方式，它們作用巨大，但卻是目前從業者所不熟悉的領域，亟須學者和從業者從模式構建、效果測量和運作方式等層麵進一步進行實踐和理論總結。針對這一問題，黃合水教授在書中提出了對新時期廣告效果評估指標的重新思考。
其三是“大營銷”與媒體價值重塑。無論依托何種傳播渠道，營銷的核心都在於實現和諧的交換。前文中我們論述的思維方式和傳播工具變遷，最終導致的結果必然是營銷方式的變革。這一變革的重點不在於營銷活動的實質導向，而在於營銷策略和營銷手段的更新和調整。在這一變革過程中，媒體作為營銷的傳播工具，對營銷工作的成敗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營銷活動是一項細致的工作，透過本書各位作者的關注和研究，我們希望能夠提醒傳媒從業人員：參與今天的營銷活動，不但要有判斷大趨勢的能力，更要有洞悉微變化的視角；不但要有製定大戰略的胸懷，還要有處理小事情的能力。如果顧此失彼，認為“微”不足道，則難免造成“大”而不當。換言之，在當前這個以“大”為背景、以“融”為工具的時代背景中，我們策劃營銷活動的核心，就在於使用“大小兼顧”的思維方式，思考如何更為科學地配置媒體資源，促進商品交換和提升信息流通效率。
就媒體層麵而言，“大時代”的宏觀背景帶給我們的是思維方式的調整，“融媒體”的趨勢變遷則帶來了營銷傳播工具的係統性更新，在這二者的推動下，無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新媒體運營機構，都需要在新的傳播環境中重新反思自身的營銷價值。如前文所述，傳統媒體長於高覆蓋範圍和低單位成本，而新興媒體則長於傳播範圍和傳播受眾對象的可控性。在未來的營銷活動中，如何按照廣告主的營銷需求有效地配置不同特點的媒體資源，進行跨媒體的營銷資源整合，將是考驗媒體運營機構和企業智慧的核心命題。本書中，張樹庭教授以“多屏時代”為背景重新思考電視廣告，劉鳳軍教授從社會責任的角度探討新媒體營銷，都具有很強的實際指導意義。
從企業領域來看，近年來中國居民消費形態的變遷特征告訴我們：消費者需求正在經曆從“碎片化”到“重聚合”的變遷，企業營銷活動成敗的關鍵，在於如何科學觀察、捕捉重聚後的消費者需求，並以此為依據，改進自身的生產，然後通過信息發布引起交易興趣，完成交換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媒體始終是營銷的潤滑劑，在市場經濟結構中發揮著溝通社會信息、配置資源產品、引導資金流動的重要作用，是社會和諧、繁榮安定的表現和保障。由此可見，未來的營銷活動中，企業與媒體的默契合作尤為重要。
所以，無論是傳統的主流媒體還是新晉的數字新媒體，當我們以這樣一種視角重新審視它們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今天的媒體不再是單一的媒體，而是以“融媒體”為概念的媒體集群；今天我們所探討的“大營銷”也不再是簡單的營銷，而是以“融媒體”傳播工具為依托，以獲取碎片化消費需求為手段，以實現社會商品的和諧交換為目標，進行的戰略規劃和策略選擇。我認為，上述對於“大營銷”的思考，既應當落實在傳統媒體的發展戰略轉型上，也應當成為新興媒體挖掘自身營銷價值潛力的核心思考點。
綜上，無論是“大時代”背景下的新型思維方式，還是“融媒體”環境下的新型傳播工具，抑或“大營銷”趨勢下的戰略轉型，作為社會傳感器的傳媒機構始終肩負著為全社會提供溝通平台的重任。未來，傳統主流媒體和數字新媒體之間的加速融合，將搭建麵向全社會的大型溝通平台，共同滿足中國社會在各個層麵、各個渠道的溝通需求。從國家意識層麵的國家形象傳播，到地方和企業視角的地方形象塑造、企業品牌形象傳播；從麵向弱勢群體和廣大農村的公益信息擴散，到針對特定消費群體的消費需求捕捉和定向信息傳遞，通過“融媒體”編織而成的社會溝通網絡將涵蓋群體與個人、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各個方麵。在這種立意和定位下，對本書涉及的各領域問題的思考結果，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傳媒機構未來的運營前景和發展空間。
這可能是最好的時代，也可能是最壞的時代。最終的結果，其實始終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程宏，高級編輯，中央電視台副總編輯兼廣告經營管理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