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平民畢昇在雕版印刷業已普及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字印刷術。這種活字印刷方法已具備現代印刷的基本過程——鑄字、排版、印刷，比15世紀中葉德國人穀登堡製造的鉛活字印刷工藝要早400年。繼泥製活字後，中國人又相繼發明了磁活字、木活字、錫活字、銅活字等印刷方法。印刷術的發明和傳布，大大促進了人類文明的傳播和發展。1585年，西班牙人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在所著《中華大帝國史》中提出，古騰堡受到中國印刷技術影響。中國的印刷術，通過兩條途徑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經俄羅斯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通過阿拉伯商人攜帶書籍傳入德國，古騰堡以這些中國書籍，作為他的印刷的藍本。公元1456年，德國約翰內斯古滕堡以鉛活字印製成《聖經》，是歐洲人用活字印刷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比畢昇晚了400多年。與紙一樣，印刷術的傳入在歐洲有著同等重要的意義。它對於希臘古典文化的傳播，對於文藝複興運動的到來，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3.火藥
火藥的發明是與中國古代煉丹家聯係在一起的。中國人對火藥的認識大約開始於魏晉時期。三國時期鄭思遠著《真元妙道要略》中有“以硫磺、雄黃合硝石並密燒之，焰起，燒手麵及燼屋舍者”的記載。利用這些礦物製造火藥則是在唐代。此間人們盡管也開始將火藥用於軍事領域，但當時中國人更多的是將火藥用於製造爆竹、煙火。到了宋代，火藥已在戰爭中得到廣泛應用，並於1132年造出了“火槍”，1259年造出了“突火槍”。當時的火槍用竹竿作把，筒內盛載火藥，作戰時點燃火藥，使之噴射出去，後來又發明了原始的子彈，當時稱為子窠。這種管形火器，就是近代槍炮的真正鼻祖。
早在唐代，硝作為火藥的主要原料，就已在與印度、阿拉伯和波斯等國的貿易往來中外傳，當時被稱之為“中國雪”、“中國鹽”。到13世紀，中國發明的火藥在通商過程中經印度傳到了阿拉伯國家。元軍西征時又將火箭、火炮等火藥武器傳入阿拉伯國家。13至14世紀時，由阿拉伯人將其傳人歐洲。歐洲各國第一次記載火藥的年代，法國是在1338年，荷蘭和比利時是在1339年，英國在1340年。歐洲得到火藥以後，很快將其運用於軍事方麵。到19世紀初，火槍、火炮便在整個歐洲得到了普遍使用。火藥與火器在歐洲的傳播，為歐洲從冷兵器時代發展到熱兵器時代奠定了物質基礎。
4.指南針
指南針的發明與磁學知識緊密相關。早在《呂氏春秋》中就有了“磁石召鐵”的記載。而就在這一時期，古人開始利用磁性識別方向，“立司南以端朝夕”。東漢王充《論衡·是應篇》也記載有“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之說。將指南針用於航海則是在宋代，至遲在十二世紀初。北宋人朱彧1119年成書的《萍洲可談》記載：“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宋代傑出的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指南針發展的當時狀況作了詳盡的論述。沈括總結了四種指南針的裝置方法。第一種是水浮法，將磁針浮於水麵進行指南，雖然比較平穩，但容易動蕩不定；第二種是指甲旋定法，將磁針置於指甲上，轉動靈活，也容易滑落；第三種是碗唇旋定法，將磁針置於碗口邊上，轉動較靈活，但易滑落；第四種是縷旋法，用蠶絲將磁針懸掛起來，可達到轉動靈活而又穩定。他還記載了人工授磁方法即“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這種用人工製成磁體，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此外，古人還曾製出過“指南魚”、“旱針”、“水針”。旱針、水針為近代指南針（羅盤針）的基本結構原理奠定了基礎。
指南針傳入歐洲的時間尚待確定。歐洲首次提到指南針是在1190年。指南針在歐洲的傳播，不僅推動了歐洲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為歐洲的海外殖民擴張和海上霸權提供了技術保證。
5.絲綢
中國最早向歐洲輸出的主要商品是絲綢，以至於中西交流通之路被稱為“絲綢之路”，而聞名於世。其時間早在漢代以前。絲織品是漢朝輸出的大宗物品，其中介是中亞與西亞的商人。而中國和西方交通的正式打開則是在張騫出使西域之後。《史記》中曾提到“黎軒”，大概是亞曆山大城的簡譯，泛指羅馬或希臘人的聚居地。中國古代文獻中，又將羅馬稱為“大秦”。東漢任西域都護的班超，曾遣甘英出使大秦，因中途遭安息（古波斯，今伊朗境內）人的阻撓而未能直接與羅馬人見麵。但中國與羅馬人的貿易卻一直在進行。絲綢在當時歐洲是一種十分高級的奢侈品。在羅馬，絲綢幾乎與黃金同價，隻有皇帝和少數富豪貴族才能享用。由於他們不了解絲綢的製作，因此對絲綢充滿了神秘感。羅馬博物學家普林尼在《自然史》中這樣寫道：“塞裏斯（silks）因以從樹林中產生的細絲而著名。此種灰色的亂絲是在樹上生長的。當地人把絲取下，用水浸泡，加以梳理。婦女們再將細絲整理，織成綢緞，行銷於世界。一切為了羅馬的少女，可以用透明的薄紗表現她們的美。”直到公元552年後，絲綢的生產技術才傳到歐洲。
6.陶瓷
陶器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出現並廣泛應用於中華大地。製作水平、燒成溫度、選料用料、形成技術等方麵在當時都達到了極其精湛的程度。陶器構成了後世瓷器的基礎，成為後世瓷器當之無愧的先祖。瓷器的原料由正長石、高嶺土和石英混合，配料比例嚴格，瓷器表麵施有玻璃質釉，在1200℃左右的高溫下焙燒而成。成品吸水率很低，燒成後的器皿質地堅硬，光潔度極高。
瓷器在世界上影響之大，以至於西方人在很早的時候就以瓷器作為中國的代稱（China）。中國的瓷器大約在9世紀傳入歐洲。到明代，中國的瓷器已成為重要的大宗出口商品，直到18世紀，歐洲人才成功地仿造出第一件堅硬的瓷器。盡管這樣，長期以來，歐洲的瓷器仍無法與中國瓷器相媲美。
二、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形成
所謂漢字文化圈，是指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共同的漢字文化因素。一般認為，它包括漢字、儒學、律令和中國化的佛教等四項文化因素。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形成是中國文化在朝鮮和日本傳播的結果。早在秦漢時期，漢字以及漢字書籍就已傳入朝鮮和日本地區。魏晉南北朝時期，東亞漢字文化圈形成的曆史進程加快。這一時期，朝鮮半島處於高句麗、百濟和新羅三國鼎立時期，三個政權與中國諸政權的交往都非常頻繁，其國王受到中國東晉及南北朝政權的冊封，使文化交流得到很大發展。這時的日本列島處於從分散走向統一的發展過程，通過與朝鮮半島和中國的往來，積極地吸收漢文化。朝鮮和日本進入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階段後，更是大量吸收中國先進的文化成果，引進儒學經典並廣開儒學教育，模仿中國的律令典製創立政治體製，引入中國化的佛教並廣泛傳播，與中國在文化上的關係極其緊密，形成了東亞漢字文化圈。宋明時期，中國與東亞兩國的這種特殊的淵源關係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豐富。
（一）朝鮮
“朝鮮”一詞最早見於《管子·揆度篇》。《史記》亦有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的記載。早在漢代，先秦時期的文史著作如《周易》、《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等就通過郡縣傳入朝鮮地區。據文獻和考古材料發現，至遲在公元前4—前3世紀的中國戰國時期，漢字就已經傳入朝鮮北部地區。高句麗“國初（公元前後）始用文字時，有人記事一百卷，名曰《留記》”。這種文字正是漢字。372年，高句麗小獸林王設立“太學”，將漢字字書和中國的經史著作作為教材，加強了對漢文化的吸收。由此，漢字教育開始在高句麗上層貴族階層中普及。374年，百濟迎請東晉人高興為博士。高興到百濟後，以漢字編寫了一部百濟國史《書記》，可見百濟在此前早已開始使用漢字。新羅沾解王時期（247-261），有一名為夫道的人即因善寫漢字而著名。503年，新羅人即根據漢字意義定國號為“新羅”。顯然，新羅國名的確立正是漢字教育在其統治階層普及的結果。
隨著漢字教育在朝鮮半島的推行，儒學也隨之傳入。遲至6世紀初，儒學已傳遍半島三國，對他們的政治生活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中國的律令典製文化和中國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也傳入了朝鮮半島。
漢字傳入後，東亞鄰國為解決其與自身民族語言不統一問題，這些國家又相繼找到了適合於自身民族語言特點的解讀漢字方法。6世紀末，新羅國發明了利用漢字的音、義來標記新羅民族語言的“鄉劄標記法”。7世紀末，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在前法的基礎上，係統地製定了借用漢字的音、義來標記朝鮮語的“吏讀”方法，方便了漢字在朝鮮半島的應用。
新羅一直以向唐朝派遣使節和留學生等方式吸收唐朝先進的文化。從大唐帶回的大量漢文書籍，為強化新羅的社會政治製度提供了許多借鑒經驗，同時也擴大了漢字的影響力。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儒學教育空前加強。682年，新羅設立“國學”機構，“其教授之法，以《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氏傳》、《文選》，分而為之業”。788年，新羅又推行“讀書三品出身製度”，即以熟悉儒家經典多寡來選拔國學外的書生為官。
曾經出使唐朝的金春秋在繼新羅王位（即烈武王，654-660年在位）後，立即命令大臣以唐朝律令為藍本修訂刑律。據《三國史記》所載來看，新羅律法中的罪名與唐律別無二致。在中央政治製度方麵，新羅依據唐朝的尚書省、禦史台和六部設立了執事省、兵部、禮部、倉部、位和府、左右理方府、例作府、司正府等機構，從而完善了中央集權體製。新羅中央機構官員的設置也模仿唐製，設五級職官序列。地方製度方麵，根據《周禮》和《尚書》中的“九州”之說，新羅統一全島後將半島劃分為九州，設州、郡、縣三級體製，中央分別派遣都督、太守、縣令進行統治。在經濟製度上，新羅也模仿唐朝的戶籍、均田、租庸調製度，建立戶籍、丁田與租庸調製。
佛教傳入朝鮮的具體年代不詳。隋唐時期，中國化的佛教已開始成為新羅社會的宗教信仰。新羅早在統一朝鮮半島前，就設立了大書省主管佛教事務，並設“國統”領導整個教團，統一半島後，新羅還在各州設專門的僧官——州統。
活字印刷術的廣泛應用使得宋朝印刷的書籍超過了當時世界其他各國的總和。漢文書籍開始大量輸入朝鮮，極大推動了儒家文化在朝鮮的廣泛傳播。朝鮮半島在高麗國成宗王時期（982-992）加強了以國學為中心的儒學教育。10世紀末以來，不斷向宋朝求書。宋朝皇帝先後將一些重要典籍，如《大藏經》、禦製《秘藏詮》、《逍遙詠》、《蓮花心輪》、《聖惠方》、《太平禦覽》、《冊府元龜》、巾箱本“九經”（《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禮記》、《周禮》、《孝經》、《論語》、《孟子》）及其他諸子著述、史地、陰陽、天文等書籍贈給高麗王朝。1109年，高麗王朝又在國學中專設“七齋”，講授儒學經典。據《高麗史·誌》記載：“睿宗（1109）四年七月，國學置七齋：《周易》曰麗澤，《尚書》曰待聘，《毛詩》曰敬德，《周禮》曰求仁，《戴禮》曰服膺，《春秋》曰良正，《武學》曰講藝。”1116年，高麗王朝正式采用中國的經筵製度，安排儒臣在王宮專門為王室子弟講授中國經史著作。
（二）日本
《漢書·地理誌》載：“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餘國，以歲時來獻見雲。”這是中國史書中最早提到日本的記載。此後，中國史書對“倭人”的記載可謂“史不絕書”。相反，在日本本土，有關古代曆史的記載卻極為缺乏。直到江戶時代，日本史家才注意從中國史書中尋找有關對倭人的記載，作為研究日本曆史的根據。文獻和考古材料已經證實，早在秦漢時期就有漢人移居日本，日本史家稱為“渡來人”或“歸化人”。出土的3世紀上半期倭馬台國女王向曹魏王朝朝貢的“上表”全由漢字寫成，可以推斷從中國去的“渡來人”能夠熟練運用漢字，書寫公文。日本史書記載，285年（一說在405年左右）《論語》由百濟傳入日本。日本現有最早的史書《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均用漢字寫成。這說明漢字不僅對日本影響頗深，而且在當時已達到了一種通用的程度。從《說文解字》的九千三百字到《康熙字典》的四萬九千餘字，幾乎全部通行於日本。新村書所撰《辭苑》所附日本國字表僅134個，而且都是采用中國傳統的六書造字法。日本在5世紀即出現了用漢字表示日文字音的詞組，稱為“假名”，意為“假借之字”，借用漢字的字形來“寫”日本語言。8世紀中葉，假名已經在日本大量使用，如詩歌集《萬葉集》中就大量使用假名。然而，一個漢字又可以表示不同的日文字母，給閱讀帶來了困難，經過長期應用才逐漸形成了每個日文字母由固定的漢字來表示。此外，由於漢字有楷體、草體之分，一些日本男子在應用中多用漢字楷體以及偏旁來表示日文字母，而閨中女子則常用漢字草體來標注日文字母，這就有了片假名和平假名的區別。這樣，漢字與日本民族語言有機結合，促進了漢字在日本社會的廣泛應用和深入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