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西洋火器製造
葡萄牙人最早將西洋火炮帶到北京，人稱“佛朗機炮”或“紅衣火炮”（也稱“紅夷大炮”）。“佛郎機炮”的初傳發生在明朝正德時期。“白沙巡檢何儒得其製，以銅為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以子銃五枚，貯藥置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轍糜碎。”真正具有近代意義的“紅夷大炮”是由荷蘭、英國等國製造的新式火炮。明末清初，傳教士們都曾奉旨造炮。《正教奉褒》：“天啟二年（1622），上依部議，敕羅如望、陽瑪諾、龍華民等，製造銃炮，以資戎行。”“十三年，兵部傳旨：著湯若望指樣監造戰炮。若望先鑄鋼炮二十位，帝派大臣驗放，驗得精堅利用，奏聞。詔再鑄五百位。”“南懷仁自康熙十三年迄十五年，共製大小炮一百二十位。至二十一年四月，吏部題稱工部疏稱欽天監治理曆法加通政使司通政使南懷仁先鑄炮一百三十二位，又神威炮二百四十位，指樣製造精堅。”此外，南懷仁還撰寫了《神威圖說》，介紹炮術理論。1683年，他又編撰了《形性之理推》一書，介紹“準炮之法”。傳教士湯若望著有《火攻挈要》三卷，論述火器製造方法和火攻要訣。
二、近代西方文化的衝擊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回應
1840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用堅船利炮轟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緊隨帝國主義槍炮之後，西方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湧向中國，中國傳統文化受到非常嚴峻的挑戰。對此，中國知識分子不斷探索，作出了自己的理性回應。
（一）“師夷長技以製夷”
“師夷長技以製夷”是近代先進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列強入侵和文化衝擊所作出的最初回應。林則徐和魏源就是這一“回應”的兩位最傑出的代表。
林則徐擔任欽差大臣在廣東禁煙期間，十分注意了解西方情況，並組織人力翻譯西方的書籍報刊，彙編了《華事夷言》、《四州誌》、《各國律例》等。在此基礎上，他提出“師敵之長技以製敵”。在廣州期間，林則徐向澳門和新加坡購買西方製造的大炮200門，裝備虎門各炮台，並購買西方製造的戰艇，仿製各類西式武器，加強軍事實力以抵禦外國入侵。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林則徐是近代中國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並且是第一個實踐“師敵之長技以製敵”的代表。魏源曾直接參加過浙東抗英鬥爭，受林則徐的委托，據《四洲誌》及中外文獻資料，編成《海國圖誌》。麵對西方強敵的入侵，魏源竭力主張“師夷長技以製夷”，學習西方製造戰艦、火器等先進技術和選兵、練兵、養兵之法，改革中國軍隊，“以甲兵止甲兵”。同時，林則徐、魏源指出，在警惕“英吉利蠶食東南”之時，還應提防“鄂（俄）羅斯兼並西北”的野心。為增強國力，魏源主張創辦民用工業，允許私人設立廠局，自行製造與銷售輪船器械。在思想上，他斥責宋明理學為“俗學”、“庸儒”，批評漢學（考據學）錮天下聰明智慧，主張革新，要求變法，“去偽，去飾，去畏難，去養癰、去營窟”，“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正是在像林則徐、魏源等先進知識分子的倡導下，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自覺地介紹和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思想，力圖以此喚醒民眾和影響紫禁城內的統治者。
（二）推行洋務
兩次鴉片戰爭的失敗，迫使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人，也不得不認真思考中國所麵臨的殘酷現實。他們從維護中華帝國的根本利益出發，主張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他們認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製器之器。”於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興起了辦洋務的熱潮。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有奕、文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張之洞等，其主要內容為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製造新式槍炮和輪船、編練新式陸軍和海軍，興辦近代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開礦山，築鐵路，設郵電，辦學校，派遣留學生出國，翻譯西方書籍等等。
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由曾國籍、李鴻章創辦於1865年。該局下設：（1）機器廠、鑄鋼鐵廠、輪船廠、槍廠、炮廠、火藥廠、煉鋼廠等生產工廠；（2）公務廳等管理部門；（3）翻譯館（廣方言館）等。創辦經費約54.3萬兩。該廠主要依靠外國提供機器設備和主要原料進行生產，技術大多依賴洋員。主要製造槍炮、水雷、彈藥、火藥、機器和修造輪船。其所有產品大多以調撥方式供應各軍械所、衙門、軍營、炮艦、炮台之需。這是清政府經營的早期新式軍用企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