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近代世界以來，中國處於弱勢的不利地位，但泱泱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絕非一兩場戰爭就可以消滅。中國文化本身仍以其獨特的優勢和方式，不斷向外傳播和擴散。中西雙方在近代的文化交流中，仍在相互取長補短，相互吸取豐富的文化養分。同時，古老悠久的中華傳統文化也在痛苦的揚棄過程中，以其獨特的風姿屹立於世界先進文化之林並繼續對世界各國包括西方世界產生著影響。
一、中國文化的西傳及其影響
隨著近代中西方人員往來的頻繁，反映中國文學藝術、思想文化的優秀作品的廣泛傳播，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不僅極大地擴大了中國文化的影響力，而且也為世界文化的發展繼續注入中國元素。
（一）中國文學藝術在歐洲的傳播
以《詩經》為代表的文學作品傳入歐洲後，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驚羨和折服。英國著名的東方學家瓊斯有出色的漢語基礎，可直接閱讀漢文。他特別鍾愛《詩經·衛風·淇奧》。在擔任印度“亞洲學會”會長期間，他曾計劃組織人員將《詩經》這部“最有價值、最珍貴的作品”全部翻譯介紹給歐洲人。他還以《詩經》為題發表過演講，介紹孔子對《詩經》的評價。
傳播到歐洲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還包括寓言、故事、小說和戲曲。被翻譯介紹到歐洲的第一部小說是《好逑傳》。歐洲人認為這是一部具有“勸善懲惡，維係風化作用”的優秀作品。它有英文和法文譯本，在歐洲社會一度廣為流傳。德國著名詩人歌德至少兩次閱讀這部作品，對它推崇備至，評價極高。《趙氏孤兒》是傳播到歐洲的第一部影響最大的中國傳統戲曲。伏爾泰十分推崇該劇的中國文化內涵，將其改編為《中國孤兒》在巴黎上演。這個戲曲被歐洲人多次改編，頻繁上演於歐洲舞台。
在歐洲，最先介紹中國園林建築風格的是1585年出版的《大中華帝國誌》。該書被視為中國園林藝術西傳的開端。18世紀初，來華傳教士在歐洲掀起了園林中國化的熱潮。中國園林藝術之所以引起歐洲人的濃厚興趣，主要在於中國園林藝術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神。中國園林藝術寓自然美於人力創造之中，一切崇尚自然，追求“渾然天成”，既有變幻多姿的個體結構，又有和諧完美的整體布局，曲徑幽深，回廊婉轉，湖光塔影，虛實相涵。每一個園林都是一幅淡雅、含蓄的美麗圖畫。而這些與當時歐洲建築中的整齊規則的刻板風格較之，顯然就具有更佳的美感和更強的生命力。英國著名的自然神論者沙夫茨伯裏撰文說：“粗糙的岩石，長滿苔蘚的山洞，不規則和不加雕琢的岩穴，以及斷斷續續的瀑布，都具有荒野之地令人見而生畏的美。因為它們更接近自然，所以更能扣人心弦。所謂的皇家園林是不足與之相比擬的。”英國著名的建築師錢伯斯認為，中國園林藝術的精華就在於師法自然。他說：“他們的模特就是大自然。他們的目的就在於模仿自然界的不規則之美。”也就是在這種認識的影響下，1819世紀的英國、法國和德國，出現了大批中國式的園林建築。
中國的繪畫藝術也對歐洲產生過重大影響。中國的繪畫藝術隨著中國的商品如絲綢、錦緞、陶瓷等傳入歐洲。當時中國繪畫對歐洲的最大影響是使歐洲人的繪畫由客觀規則，開始帶有如“夢”似“幻”的特點。有學者認為，達·芬奇的名作《蒙娜麗莎》顯然受了中國繪畫的影響。其背景正是采用了中國畫所擅長的自然山水作點綴。
（二）中國學術思想對歐洲的影響
學術思想作為一個民族或國家文化的集中表現，其傳播過程自然要複雜得多。中國學術思想在西方的傳播是通過傳教士和一些西方學者來完成。
中國學術思想的西傳，首先靠傳教士的努力。其代表人物首推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在利瑪竇的著述裏麵，很多地方都引證儒家典籍。這表明他對中國學術，特別是儒家思想的了解較為深刻。其他一些來華傳教的傳教士，為了達到在華傳教的目的，也都十分注意研究中國的古代典籍。正是這樣，在16世紀末至18世紀初的百餘年間，外國傳教士翻譯了許多中國的學術著作，尤其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並使這些譯本傳入歐洲，掀起了研究儒學的熱潮。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被稱為“歐洲漢學之父”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士利瑪竇。利瑪竇將《四書》譯成拉丁文，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四書》最早是由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譯成拉丁文的。在這期間，還出現了一批頗有學術價值的研究性專門著作和對儒家經典的注解。如暢尚賢的《易經注》，馬若瑟的《書經以前之時代及中國神話》、《中國經學研究導論》、《經傳議論》，錢德明法文版《孔子傳》及《孔門弟子傳略》等。其中馬若瑟的《經傳議論》曾受到康熙皇帝的稱讚，稱他對於中國的“十三經、廿一史、先儒傳集、百家雜書，無所不購，廢食忘寢，通讀不輾，已十餘年矣”。儒家思想在歐洲的傳播，對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興起產生了促動作用。儒家思想中所具有的豐富的道德理性和濃厚的人文主義精神，正好符合了啟蒙思想家們反對宗教神學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