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中國文化對德國、法國和俄國社會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德國，中國文化得到了較為廣泛的傳播，並對德國的一些哲學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德國哲學思想發展的源泉之一。中國思想文化受到了以萊布尼茨（1646-1716）為代表的哲學家們的推崇。萊布尼茨認為，歐洲文化長於數學、天文學、政治學和軍事學等方麵，但在實踐哲學和倫理道德等領域，則明顯地落後於中國。因此，歐洲人有必要認真學習中國的哲學思想。萊布尼茨還接受了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讚賞中國有關以禪讓方式改朝換代的主張，認為它是民主的精華。他由此提出了自己建立“開明君主專製”製度的政治主張。1697年，萊布尼茨完成了一部中國問題的書籍——《中國近聞》。萊布尼茨的弟子沃爾夫也十分推崇中國的哲學思想。沃爾夫在《論中國實踐哲學》的演講中聲稱，自己讚同中國的古代思想，也堅信基督教神學理論，認為它們二者在本質方麵是一致的。他還指出，孔子的道德觀念和基督教的道德觀念並無矛盾，兩者的自然觀也充分一致。萊布尼茨和沃爾夫的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他們以後的德國思想家和德國的哲學。
在法國，中國文化深深地影響了當時的啟蒙運動思想家。伏爾泰（1694-1778）是法國啟蒙運動的最大權威，他盛讚中國文化，尤其崇拜孔子。在他看來，孔子的道德觀與古羅馬斯多噶派哲學家愛比克泰德的道德觀一樣，嚴肅、純正、充滿了人道主義精神。他以中國儒家的道德理性為依據來攻擊宗教的非理性狂熱。他大聲疾呼，歐洲人對於中國“應該讚美、應該慚愧，尤其應該效仿”。“在中國確實有很多讀書人是相信唯物論的，但他們的道德觀卻沒有違背儒教。他們認為道德對人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而就其本身來講也是很可愛的。因為按照道德規範行事，並非一定要信仰什麼宗教不可。”魁奈（1694-1774）是法國重農學派經濟學家。與其他百科全書派不同，他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研究中國。在他看來，中國文化中的“天理”、“天命”、“天道”以及道家主張的自然主義，恰恰是他們提倡的自然規律。他認為當時中國的安定局麵是由於推行重農政策的結果。1767年魁奈著《中國的專製》一文，盛稱中國政治是“合法的專製政治”，因為中國文化製度一切以自然律為依據，就連皇帝也要受天理支配，遵守自然律之大法。魁奈一生熱愛中國文化，認為世界上隻有中國是以自然律為基礎而達到高度道德理性化的國家。他特別尊崇孔子，以孔子事業的繼承者自居，由此有“歐洲孔子”之稱。狄德羅、霍爾巴赫等人也十分推崇中國文化。狄德羅在《百科全書》中，承認中華民族具有許多歐洲人所不及的優點。霍爾巴赫在《社會的體係》一書中，極力主張政治與道德的統一關係，讚美中國是最好的政治典範。他在該書第二卷中得出一個結論說：“歐洲政府非學中國不可。”
中國文化在俄國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中國與俄國的交往，具有十分悠久的曆史。考古工作者曾在葉尼塞河中遊發現了具有漢代建築風格的中國庭院遺址，在裏海的西北沿海地區、高加索和撒馬爾罕等地，還發現有中國漢代的弓箭和銅鏡。俄國文學史上的第一部英雄史詩《伊戈爾遠征記》中曾幾次提到中國。從伊凡雷帝時代起，俄國人就開始尋找前往中國的路徑。17世紀時，第一批俄國人來到中國。中俄兩國之間的正式交往始於18世紀初，彼得大帝組織了第一個東正教使團來華。該團於1711年來到北京。其成員A·列昂捷夫翻譯了儒家《四書》中的《大學》和《中庸》，以及《易經》的一部分。他還向俄國讀者介紹了中國的茶葉和絲綢的製作方法，並把中國象棋介紹給俄國人。在這個時期，中俄兩國醫學界開始了交往。1758年，俄國人在《論中國人種痘》一文中說：“種痘在中國應用已久，看來這個民族的各門科學都搶在我們的前麵。”俄國人還認為：“在中醫中，可以看到一些重大原理的驚人的融合，後來歐洲一些引以自豪的發現，幾個世紀前在中國已為人所知。”“非常重要的是，盡管在理論上和歐洲醫學不同，但我可以大膽地說，中國醫生能夠做到的，歐洲醫生並不都能做到。如果不總是這樣的話，但常常是這樣的。”
對傳播中國文化做出重要貢獻的是俄國傑出的漢學家、俄國漢學研究的奠基人畢丘林（1786-1853）。畢丘林在中國生活了近15年，對中國進行了全麵的研究。他撰寫有一百多部研究中國的專著，如《社會狀態和道德狀態中的中國》、《對中華帝國的統計描述》、《漢語語音學》等，至今仍有重要價值。他撰寫的《漢語語法》，是俄國第一部詳盡研究中國語言的學術著作，對俄國人學習漢語起到重大作用。他還在自己的著作中批駁風行西歐的所謂中國文明來源於古埃及和古巴比倫的理論，以及所謂中國人“野蠻”、“無知”、“不如基督教民族”等種族偏見和歐洲中心論。畢丘林的大量專著和譯著，拓寬了俄國人對中國曆史、中國文化的視野，促進了當時俄國文學中“中國題材”的出現，並影響了一批著名的俄國作家。其中普希金和列·托爾斯泰就是典型代表。列·托爾斯泰承認，中國的哲學家孔子和孟子給了他“很大的影響”，但“影響最大”的是老子。他對譯成俄、英、德、法四種語言的中國古典哲學著作都進行過深入細致的研究，並寫了一些關於中國古代思想家的專題論文。另外，像門捷列夫等其他一些俄國人，也都對中國文化充滿深厚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