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近代中國文化仍深深地吸引著世界的目光。她那輝煌的成就，對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作出了非常傑出的貢獻。
二、中國人對待近代西方文化的態度
麵對西方文化的滲透與挑戰，中國人在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上，經曆了一個由盲目排外到洋為中用的過程。
（一）全盤拒絕西方文化
1840年以後，除少數進步人士以外，大多數中國人均對潮水般湧來的西方文化持排斥與全麵拒絕的態度。長期以來，在創造過燦爛文化的中國人眼裏，中國是天下的中心，中國之外的國家都是蠻夷戎狄，中國之外的人民也都是化外之民。以至於像林則徐這樣的先進人物，也曾認為“茶葉、大黃，外夷若不得此即無以為命”，中國一旦絕市閉關，西方各國人民的生計就會沒有著落。又如曾積極抗英、為國捐軀的兩江總督裕謙也發布命令道：“有傳抄夷書夷事者，即行銷毀，不準傳播。”在19世紀80年代，中國曾為修築鐵路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一些守舊官員居然提出修鐵路有“五害”：一害舟車，二害田野，三害根本，四害風俗，五害財用。有的官員又提出修建鐵路有“四失”：資敵、擾民、失土、奪民生計。更有甚者，列舉出鐵路弊端25條：“勢之不可行者八，無利者八，有害者九。”當時的內閣大學士文祥盲目排外，竟到了“睹電杆而傷心，聞鐵路則掩耳”的地步。在義和團中，連“洋”字都提不得，即使是必須使用的東西，也隻能改名後方能使用。洋貨改稱廣貨，洋藥改稱土藥，洋錢改稱鬼鈔，洋槍改稱鬼銃，東洋車改稱為太平車，鐵路改稱鐵蜈蚣，電線改稱千裏杆。
（二）“中體西用”
最早提出“中體西用”思想的是馮桂芬、薛福成、王韜和鄭觀應等人。他們的這類言論眾多，諸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取西人器術之學，以衛我舜、湯、文、武、周、孔之道”，“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當自躬”，“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這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後來成為洋務運動的指導思想。“中體西用”的實質是在堅持封建製度的根本前提下，有選擇地吸收西方的先進文化。盡管這種思想有著明顯的守舊色彩，但和全盤拒絕與盲目排外思想較之，它仍有著不容忽視的進步作用。
（三）“全盤西化”
國人在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麵反思的時候，曾出現了“全盤西化”的極端傾向。這主要表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錢玄同曾提出“廢止漢字”。胡適則更為極端，他說：“隻有一條路，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不如人，不但政治製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死心塌地地去學人家，不怕模仿，……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就連陳獨秀在當時所發表的一些文章中，也表現出“全盤西化”的思想。“全盤西化”顯然不符合中國國情，因為在一個富有悠久曆史文化傳統的國度裏，搞“全盤西化”也就是搞“民族虛無主義”，這是不可想象的。
（四）“洋為中用”
中國人在經曆了若幹年的痛苦探索以後，終於找到了對待外來文化的正確觀念，這就是“洋為中用”。毛澤東曾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後來他又在《論十大關係》中進一步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江澤民同誌也指出，我們必須“積極吸收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鑄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之中”。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的決議指出：“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學習借鑒一切有利於加強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有益經驗、一切有利於豐富我國人民文化生活的積極成果、一切有利於發展我國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經營管理理念和機製。”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指引下，中華民族以自己博大的胸懷，勇敢地吸收著人類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不斷地豐富和發展自己獨有的具有悠久曆史傳統的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