鎖利銘
2008年12月30日
本文的創新性工作包括：
首先，提出了用於解釋政府轉型的基本框架——政府組織內製度變遷的分析框架。針對現有理論在應用中的局限性，使用製度的結構性分析方式對現有的政府改革困境的原因做出了新的解釋——政治家與官僚的行為目標差異。以製度變遷的作用範圍與作用層次作為劃分依據，重新劃分了製度變遷的方式，得到政府組織內與政府組織外製度變遷的分析模型，指出了二者的區別與聯係。並闡述了作為非帕累托改變的政府轉型，反應出了正內部性與負外部性的此消彼漲，體現了製度間的非均衡與製度內均衡的衝突，從而解開了解釋政府改革困境時由於角色衝突引起的循環論證的困難，也使得原有的“政府—市場”分析範式拓展為“政治家—企業家—官僚”範式。
第二，構建了政府組織內製度變遷的動力機製模型。描述了改革主導者——政府製度人的概念，論述了其產生的必然性，以及在政府組織內製度變遷中的關鍵行動者的角色，從而將政治家的作用內生到政府轉型的模型中。指出一個在效率為導向的政府組織內製度變遷中，公眾對政治家的激勵尤為重要。構建了一個多個企業家存在的政府組織內製度變遷的授權型共同代理模型，指出企業家對政治家進行改革訴求時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衝突所致的幾種博弈結果，得到了在信息對稱、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的納什均衡解，從而解釋了政府轉型滯後之所以落後的外部原因。
第三，構建了政府組織內製度變遷的實施機製模型。深入政府官僚內部，以製度的結構性分析為基本思路，描述了官僚組織的結構性特征導致了路徑依賴的五種效應，並提出了“官僚機構的有效預算最大化”以及“官僚與政治家存續時間差異”等觀點。構建了在改革成本約束下，政府轉型中政治家對官僚的激勵機製模型。分析了在信息完全和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對“好機構”和“壞機構”如何采取分權和補償的兩種激勵方式實現雙方收益的最大。在我國政府轉型的過程中，由於信息不對稱，考慮改革成本的約束，政治家必須給官僚不同的激勵方式。因而我們的政府轉型過程是一個漸近的過程，激勵力度的把握是激勵是否成功實現的關鍵。隻有通過不斷的嚐試，才能掌握最佳的激勵力度，從而真正實現關閉“壞機構”，重組“好機構”的目標，從而解釋了政府轉型滯後的內部原因。
關鍵詞：政府、政府轉型、製度變遷、動力、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