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門的改革是全球的現象，休斯在《公共管理導論》一書，以“改革的時代”為開篇，描述了近年來許多先進國家公共部門的變化。指出支配了整個20世紀漫長時期的官僚製組織，正在轉變為公共管理的彈性的、以市場為基礎的形式。這種轉變不僅僅是形式上的變革或管理風格的細微變化，而是政府角色的深刻變化。
6.1.1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曆程
新公共管理理論對西方國家官僚製改革提出了諸多的方案，這些方案包括：
新公共管理運動起源於英國、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並逐步擴展到其他西方國家乃至全世界。西方各主要國家紛紛根據本國的實際製定了各自的“政府再造”方案。從這場運動的興起看來，當代西方公共部門管理改革具有普遍性、廣泛性和持久性的特點。這場改革涉及幾乎所有的西方國家，改革的內容涉及公共管理尤其是行政管理的體製、過程、程序及技術等各個方麵。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球化、信息化與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西方各國進入了公共部門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新時代。這場改革被稱為管理主義或新公共管理的改革運動。這場運動對傳統行政模式進行了反思與批判，實際上意味著公共部門管理方式的根本的、方向性的調整和變革。這場改革發源自西方發達國家，逐漸波及到發展中國家和一些不發達地區，幾乎對整個世界都產生了廣泛的、持續性的影響，成為一股席卷世界的改革浪潮。總體上看，西方國家公共管理的發展，大體經曆了兩個階段（劉熙瑞，2004：P47～49）：
第一個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西方各國公共行政改革的主要方向是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表現為公共服務的民營化、私有化，以及公共部門中更多引入企業管理技術、市場競爭機製和激勵機製，建立市場和顧客導向的政府。1979年撒切爾夫人上台以後，英國保守黨政府推行了西歐最強硬的政府改革計劃，開始了“注重引進工商管理技術、引入市場機製和競爭功能、強化顧客導向和服務性”為特征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工商管理技術在英國公共部門的引入始於1979年，並以雷納評審委員會的成立為標誌。出生於私人部門的雷納在內閣中主持一個項目小組，負責對公共部門的績效進行調查評估；1983年“財政管理創議”啟動，建立一個自動化的信息係統來支持財政管理改革；1987年著名的《下一步》（Next steps）報告（全名是《改變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動方案》），提倡采用更多的工商管理手段來改善執行機構，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該報告指出：長期以來，缺乏真正的壓力以迫使政府機構改善績效，提高工作效率；以往所重視的是標準化的程序而忽視公共服務的提供；英國政府注重的是高級文官的政策谘詢功能而不是管理功能。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該報告建議把整體的政府部門分解成若幹機構，這些機構在主管部門的政策指導下，履行公共服務和有效管理的職責；以管理主義的技術和程序培訓職員，並且所有活動都是在一位高級主管的領導下進行。“下一步”機構的創立一開始是零碎的，但發展迅速。到了1995年，英國75%的文官都已經屬於這種“下一步”機構。“新公共管理”的顧客導向和改善服務的特征，特別明顯地體現在1991年梅傑政府的“公民憲章”白皮書上；而引入市場競爭機製這一特征則明顯地體現在1979年以來英國公共公司以及公共機構的私有化浪潮之中，也反映在1992年梅傑政府的“為質量而競爭”的政策文件上。這些措施促使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務的公共部門接受市場檢驗；各公共部門之間、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為公共物品和服務的提供展開競爭，尤其是通過公開投標，贏得競爭並提供優質服務的單位才能生存與發展。
美國的“新公共管理”運動改革盡管不像英國那樣，有明確的起點和目標，但如果從公共行政的角度考慮，最早應該從1978年卡特政府的《文官製度改革法》開始。之後裏根政府大規模削減政府機構和收縮公共服務範圍，當時負責推行改革的格魯斯委員會的基本職責是將私人部門的成功管理方法引入到公共部門管理領域之中，以提高政府效率。格魯斯委員會診斷出美國公共部門的低效及失敗的主要原因是：①國會對聯邦政府機構的日常管理過多幹涉；②人事尤其是高層人事缺乏連續性；③缺乏追求高效和經濟的誘因；④會計和管理信息係統不完善；⑤缺乏強有力的中央財政和會計管理。布什政府則在行政中引入全麵質量管理。1993年克林頓上台後，開始了大規模的政府改革——“重塑政府運動”，他的目標是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組織，並堅持顧客導向、目標控製、簡化程序等原則；改革的基本內容是精簡政府機構、裁減政府雇員、放鬆管製、引入競爭機製以及推行績效管理。這場改革的重要文獻是戈爾所領導的國家績效評估委員會（NPR）的報告《從過程到結果：創辦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其理論先導則是奧斯本（David osbome）和蓋布勒（Ted Gaebler）的《改革政府》一書。戈爾報告指出：從本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美國建立起龐大的、自上而下的、集中化的官僚體製來處理公共事務，這種體製以當時的公司結構為模式，采用等級科層製形式一一將任務層層分解，落實到不同層次的機構和雇員，而這些機構和雇員則由嚴格的規章製度所約束。由於對標準化程序的先驗肯定、垂直的指揮鏈條和統一規格的服務，這種官僚機構是穩定的，但同時也造成了機構臃腫和反應遲緩。當代迅速變化著的世界、閃電般的信息技術、全球性競爭和需求式的顧客，使得龐大的、自上而下的官僚體製已經失效。該報告指出政府改革的四項主要原則：一是消除繁文縟節；二是把顧客放在首位；三是授權雇員以取得成果；四是削減經費。最終是要創造一個少花錢多辦事的政府。加拿大和歐洲大陸等其他經合組織國家雖然沒有係統、全麵的改革綱領，但它們所推進的改革行為也或多或少地具有市場化與管理主義的取向。進入年代初，一些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韓國、菲律賓、新加坡等也加入了這一改革大潮。
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西方國家公共行政改革的側重點轉向利用日益普及的網絡信息技術來“再造政府”，推動公共部門的信息化，提升政府組織的靈活性與管理能力、改進公共服務質量；與此同時，隨著誌願團體、慈善組織、社區組織、合作社、民間互助組織等社會自治力量的不斷壯大，對公共生活的影響日益重要，在理論界出現了重新反思政府與公民社會關係，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價值等諸多領域尋求全麵醫治現實問題的方案，探索公共事務治理新模式的思潮，而不是像新公共管理運動那樣僅僅關注公共部門對市場機製和企業管理技術的引進。斯托克對治理理論進行梳理後得出五點結論：①公共事務治理的主體是一係列來自政府但又不限於政府的社會公共機構和行為者，社會在不同層麵具有多個權力中心；②政府與社會、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在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的過程中界限與責任是模糊的，存在著公共責任從政府向各種私人部門與公民誌願性團體轉移的趨勢；③涉及集體行為的各個社會行為主體之間存在著權力依賴、交換、談判、合作的關係；④治理機製的運行最終形成一個自主的網絡，該網絡在一定範圍內有其自治性，同時又以某種方式與政府合作；⑤辦好事情的能力並不僅限於政府及政府的發號施令，還存在著其他的途徑與方法，政府有責任使用這些新的方法與技術來更好地對公共事務進行控製和引導（俞可平，2000：P3～4）。
6.1.2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現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