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有人問道：“天下隻有天良發現之個人，無有天良發現之階級；隻有自行覺悟之個人，無有自行覺悟之階級。這兩句話出處何在？在呂思勉的哪篇著作中？”其實，這兩句話，就出於這本《中國政治思想史》上。
呂思勉先生現在已為學術界所熟知，說起他的代表作，自然是《白話本國史》、《呂著中國通史》、《呂思勉讀史劄記》，還有四部分量很重的斷代史。其實，除了這些大部頭的專著之外，呂先生還有許多學術性的文章、講稿，也很值得重視。它們通俗易懂，又不失學術性，最適宜用作初學者的入門書，即使是專門的研究者，讀了也不會覺得淺。淺而不陋，是此類文章、講稿的特點，《中國政治思想史》就是其中之一。
《中國政治思想史》原名《中國政治思想史十講》，是一九三五年呂思勉先生在上海光華大學的演講，當時由呂先生的女兒呂翼仁先生記錄，刊登於《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至第五卷第四期，1935.12—1936.12），刊出時署名為“呂思勉講，呂翼仁記”。上世紀八十年代，呂翼仁先生曾做過一些校對和整理工作。一九九七年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呂思勉遺文集（下）》，後又收入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名師講義》叢書、鳳凰出版社的《近代學術名家大講堂》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呂思勉文集》。可見這一篇演講稿，已受到學界的重視。不過，上麵的兩句話，還是由於學者撰文時的引用而引起大家的注意。
與我們今日動輒數十萬字的巨著相比，作為演講記錄的《中國政治思想史》隻是一本七萬字的小冊子，但其內涵的學術性卻並不“單薄”。書中的不少論斷，新穎獨到，富有啟發。比如第一講講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分期，說中國雖是一個政治發達的國家，但由於曆史上周邊民族的文化不甚發達，缺乏比較，所以，幾千年來的政治議論，都係針對實際政務，而未能涉及政治的根本問題。這與古希臘的政治思想大不相同。第四講講先秦諸子的思想，說對於先秦諸子曆來都是稱頌的多，批評的少。呂先生認為，“假使先秦諸子而真見用於世，見用社會，而真本其所學以行事，其結果，怕會弄得很糟的”。至於“法家之學，在先秦諸子中，是最新穎的，最適合於時勢的”，但它也有落伍之處。它的落伍之處，便是不知道國家和社會的區別。“社會的利益，徹頭徹尾，都可用國家做工具去達到，就有將國權擴張得過大之弊”，秦並天下之後，不改變政策，最終導致滅亡。然此滅亡非秦皇個人之過失，“而是法家之學必至的結果”。說道家主張的“無為”的“為”字，不能解釋為“作為”，“為”的意思是“化”，“無為”就是“無化”，無為而無不為，就是無化而無不化，就是主張任民眾自化，而不要去幹涉他、變化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至於漢得天下，道家思想得勢，所行的就是放任主義。放任主義的長處，就是維持現狀；而說到改進治化那就是南轅北轍了。
書中也有不少新穎的分析問題的視角和方法，很值得我們學習。如第三講論上古社會的演變，借用夏商周三代“貢”、“助”、“徹”的演化來論述上古時代部族的融合；借用契丹民族史的材料，來闡述古代社會階級對立的具體狀況，等等。書中還有許多特別的考證，往往涉及訓詁、文法等專門的知識。如說古代社會的“寓兵於農”，特地指出這個“農”字，是指農器，不是指農夫。“寓兵於農”就是以農器為兵器，不是以農夫為軍人。如“伏羲”二字，意為“下伏而化之”，不能因為有“馴伏犧牲”的說法，而視其為遊牧時代的酋長。此外，“君”與“王”的差異，“臣”與“民”的不同含義，文獻上“民”、“氓”、“百姓”的聯係和區別，甚至司馬遷《史記·平準書》上有關漢武帝時“人給家足、庫府充實”那段記載如何解讀，等等，都有專門的解釋，這對於我們閱讀文獻、理解史事是很有幫助的。而上麵列舉的那些新穎獨到、啟人深思的論述，有許多隻是粗啟其端、引而未發（如說王充《論衡·治期》篇“力言國家之治亂，與君王的賢否無關”；說漢唐用兵之不同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由此引出不少史學研究上的好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