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原是麵向大學生的學術演講，故文字通俗淺近，條理分明，一些難懂的或易於引起誤解的地方，作者都有專門的解釋，故這一本小書，讀者在閱讀上是沒有太大困難的。但是，曆史著述的閱讀，並不是文字、句子上讀懂就可以獲得真理解的，它往往還需要有讀者的閱曆、生活經驗，以及對現實社會的體驗、感受等因素的配合。所以，同樣的一本書，因年齡、閱曆的不同，就會產生不同的閱讀體會。
《中國政治思想史》我已讀過好幾遍了，此次中華書局要刊印單行本，我又把它重新校讀一遍。而給我刺激最深的是第五講中關於“帝製成功，君政廢墜”的論述了。中國曆史上周秦之間的“千古一大變”（王夫之語），今日已成史學界的常識，幾乎人人會說。但這個“千古之變”究竟變在哪裏？論者自然是見仁見智。呂先生的看法頗為獨特。他認為，周秦間的曆史變化最重要的可以概括為“帝製成功，君政廢墜”八個字。他說：在遠古時代，社會小，事務簡，群體內的利益較一致，設“君”而為民，並非一句空話。“君”的職責就是把小群體內的事情—最主要的是民眾的相生相養的事情措置得件件妥帖。這就是荀子所說的“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雖然那時的“君”未必個個都能如此，但就社會製度論，隻要有仁君，行仁政，確是可以做到這一步的。但自統一以後，社會體段太大了，社會的情況也極其複雜，“君”的地位擴大到了“王”、“帝”之後，原來“君”所能治的事情，“王”、“帝”則無法可治了；即使是所謂“親民之官”如縣令，要他們盡“君者善群”的責任也是做不到的。於是，民眾相生相養的事情遂無從過問，民生遂呈現為極其蕭索可憐的狀況。這不能不說是帝製成功後帶來的一個缺陷。
當然，已經形成的大帝國，不能再退回去斫而小之，況且統一也有許多有利的方麵，隻是勉強統一，且它的治法還未完善。他說：中國曆史上的治者階級，在封建時代，是世襲貴族；在郡縣時代，則是官僚階級。官僚階級在其初起之時，確能代表民眾幫助君主來抑製貴族的，所以在當時，任用官僚，廢除貴族，除了貴族之外，怕沒有人會反對的。等到貴族階級崩潰之後，官僚階級取而代之，它便成了治者階級，這時候，其利益便與民眾相反了。凡階級，總是要以其階級的利益為第一位的。官僚階級裏並不是沒有好人，也自有不怠惰、不貪汙的人；但是“天下隻有天良發現之個人，無有天良發現之階級；隻有自行覺悟之個人，無有自行覺悟之階級”，所以官僚階級的性質就是：所盡的責任，越小越好；所獲的利益，越多越好。怠惰與貪汙，乃是官僚階級的本質。官僚一旦成為治者階級，那他也就是特權階級和既得利益階級。於是，社會上稍有才力的人，都是竭力要擠進這個階級中去，而民眾方麵所剩下的，都隻是既愚且弱，除了束手待斃，隻有以暴動為反抗了。官僚政治是離不開督責的，曆代所謂“嚴以察吏，寬以馭民”，就是以法家的督責之術對付官吏，以儒家寬仁之政對待人民。如果不能以督責之術來約束官吏，那無異於放縱百萬虎狼於民間了。然而，人是監督不盡的，官吏在監督不及之處，便要作弊自利了。而隨事監督之，勢將勞而不可遍。為此，國家所辦的事，宜定一個最大的限度，超出此限度的，聽由社會自治、民眾自辦。他曾寫過一篇《如何根治貪汙》的文章，認為：“隻有以更多數的人民，監督多數的官吏，能使之不能作弊，不敢作弊；隻有人民自己辦自己的事，能定出適合於實際的辦法來，使人可以遵循。在此兩個條件下，則地方自治的發達，實為對治貪汙的根本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