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階級是怎樣興起的呢？那便是：（一）新興的工商家，和地主階級中較有知識的分子；（二）沒落的舊貴族尤多，他們的地位身份雖然喪失，其政治上的才能和知識，是不會隨而喪失的。現代的縣名，還有一部分沿自秦漢時代，秦漢的縣名很容易看得出，有一部分就是古代的國名；可見其本為一獨立國。獨立國夷而為縣，並不是從秦漢時代開始的；春秋戰國時，早已有許多小國，變成大國中的一縣了。國變而為縣，便是固有君主的撤廢，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吏的成功。質而言之，就是後代的改土歸流。因封建製度崩潰，而官僚階級增多；亦因官僚階級增多，而大國的君主，權力愈擴大，封建政體，因之愈趨於崩潰。還有加重大國的權力的，便是軍隊的加多與加精。在古代，大約是征服之族服兵役，被征服之族則不然的。這並不是被征服之族，都不會當兵，不過不用他做正式的軍隊罷了。我國古代，天子畿方千裏，公侯皆方百裏，幅員的大小，為百與一之比，而兵額卻不過兩三倍，就是為此。《禮記·文王世子》是古代的庶子官管理王族之法，而其中說戰則守於公禰；鄢陵之戰，晉國人說“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可見古代的戰鬥，不但全用征服之族，組織軍隊，並且還是以王族為中心的。至於被征服之族，則不過叫他保守本地方，並不用他做正式的軍隊，所以說寓兵於農。寓兵於農，謂以農器為兵器，非謂以農夫為軍人，見《六韜·農器》篇。到春秋時，這種情形就大變了。變遷的途徑有二：一是蓄養勇士，求其戰鬥力之加強；一是訓練民眾，求其兵數之加多。前者如齊莊公是其代表；後者如管仲作內政寄軍令，是其代表。到戰國時代，則這兩種趨勢，同時並進。如魏國的兵製，挑選人民強壯的，複其身，利其田宅；見《荀子·議兵》篇。又如秦國商鞅之法，把全國的人民都訓練成戰士。此等多而且精的軍隊，自然非小國所能抵敵了。
政治上的互相爭鬥，可以說是使人群趨於分爭角立的，而自經濟上言之，則總以互相聯合為有利。亦且人類的本性，原是互相親愛的；政治上的分爭，隻可說是社會的病態。所以在封建時代，政治上的情形，雖然四分五裂，而社會的同化作用，還是不斷進行的。《中庸》說：“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可見當春秋戰國時，社會的物質和精神，都已大略一致；因為隻從古相傳下來，憑恃武力的階級所把持，以致統一不能實現罷了。此等政治上爭鬥的性質，固因有國有家者，各欲保守其固有的地位，而至於分爭；亦因其貪求無已，不奪不饜，而漸趨於統一。並兼之勢日烈，則統一之力加強。政治的社會的兩力並行，而統一遂終於實現。
統一，自然是有利的事。人類不論從哪一方麵講，總是以統一為有利的。但是前此的分爭，固然不好，後來雖勉強統一，而其聯結的辦法，還不是最好的。因而處於這一個大國家社會之中的人，不能個個都得到利益；而且有一部分是被犧牲的。而國家社會的自身，亦因此而不得進化。這種趨勢，是從皇古時代，因社會內部的分化和其相互間的爭鬥而就開始進行的；到戰國的末年，已經過很長的時間了。在這長時期中，從民族和國家的全體上看，是由分趨合，走上了進化的大路的。從社會組織上看，則因前此良好的製度逐漸廢墜；人和人相互之間的善意逐漸消失；而至於釀成病態。於是有所謂政治者，起而對治之。政治是藥，他是因病而起的，亦是想治好病的。人誰不想好？誰肯安於壞？於是有政治上種種的主張而形成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