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初，征服階級和被征服階級的對立，是很為尖銳的。所以貴族和自由民之間，其相去近；自由民和奴隸之間，其相去遠。但是到後來，壓迫的關係，漸成為過去；平和的關係，日漸增長；而掌握政權的人，其權力卻日漸發達。於是貴族和自由民，相去漸遠；自由民和奴隸，相去轉日近，馴至因彼此通婚，而混合為一。我國古書上百姓和民、民和氓，有時是有區別的，有時卻又沒有，就是這個關係。
以上所說，是從部落時代，進化到封建時代的大略。但是進化到封建時代，還是不得安穩的。因為此等封建之國，其上層階級，本來是一個喜歡侵略的民族；在侵略的民族中，戰爭就是生利的手段。當其初征服別一個民族時，生活上自然暫時得到滿足。但是經過相當的年代，寄生之族的人口，漸漸的增加了；而其生活程度，也漸漸增高；就又要感覺到不足。感覺到不足，那除向外侵略，奪他人的土地人民為己有，是沒有別法的。在戰國以前，列國所以要互相吞並；一國中的大夫，也要互相吞並；這就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如此，一步步的向前進行，晉國的六卿，並成三家；春秋時的百四十國，變為戰國時的七國；世運就漸進於統一了。
政治一方麵，情形如此；社會一方麵，也有很重要的變遷。征服之族，初征服被征服之族時，是把他們的人，擄來作為奴隸使用。此時的奴隸，是以多數的人，替少數的貴族耕作廣大的土地的。生命尚非己有，何況耕作之所得？在此等情形之下，奴隸的耕作未必出力；而此時耕作的方法，也還幼稚；自然可以多數的人，耕作廣大的土地。到後來，耕作的方法漸漸進步了；壓迫的關係，也漸漸變化；即發見用武力強迫人家勞動，不如在自利的條件下，獎勵人家勞動之為得計。並發見以多數人粗耕廣大的土地，不如任一家一戶精耕較小的土地之為有利。於是廣大的田莊，變成分立的小家戶。這是說征服之族，把被征服之族擄掠得來，強製他為自己勞動的社會的變化。其從納貢的關係，進化到代為管理，始終沒有破壞被征服之族內部的規則的，自更不必說了。但是無論其為征服之族將被征服之族擄掠來而強製其為自己勞動；或者由納貢的關係而進化到收稅；伴隨著生產方法的進步，廣大的田莊，總有變為小農戶的趨勢。我國古代，土地雖非人民所有，然而必要有一個五十畝、七十畝、百畝的分配辦法，而不容籠籠統統的，把若幹公有的土地，責令若幹人去共同耕種，即由於此。於此，已伏著一個土地私有的根源。又因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漸感不足；而分配又未必能平均；於是漸有無田可耕的人；又或因所耕的田太劣，而願意換種好田；於是地代就漸漸發生。有權支配的人，就將好田與壞田收獲的差額，悉數取為己有。於是土地的私有，漸漸的成立了。
又因生產方法的進步，工業漸漸的脫離農家的副業而獨立。於是交換愈益頻繁，而專司交換的關鍵的商人也出現了。商人對於農工，在交換上，是處於有利的地位的。因為要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的人，都有非易不可之勢；而在交易的兩方，都無從直接，交換都要通過商人之手才行。於是商人乘賣主找不到買主時，可以用很廉的價格買進；到買主找不到賣主時，又可以用很貴的價格賣出。一轉手之間，生產者和消費者，都大受其剝削。所以在近代工業資本發展以前，商業資本在社會上，始終是很活躍的。這是中國幾千年來一貫的趨勢，更無論古代經濟初進步的時候了。因商業資本發達，則農人受其操縱而愈益窮困。於是高利貸出現。在這兩種剝削之下，再加之暴政的榨取，農民乃無可控訴，而至於流亡。其投靠到富豪的，或則售其田產，而變為佃農；或竟自鬻其身，而成為奴隸。除非在社會上有所需求，都可以靠暴力脅奪，如其不然，有所求於人，就非得其允許不可，或者守著社會上公認的交換規則，進行交換，則相需甚殷的一方麵，總是吃虧，而其勢較緩的一方麵，總是處於有利的地位的。所以在春秋戰國時，商人的勢力大盛。便國家也不能不謹守和他們訂立的契約；指鄭子產不肯強市商人貨物之事。見《左氏》昭公十六年。甚而至於與他們分庭抗禮。子貢之事，見《史記·貨殖列傳》。一方麵，都市的工商業家，鄉下的大地主，新階級興起了；一方麵，則因戰爭的劇烈，亡國敗家者相隨屬，而封建時代的貴族，日益淪落；於是貴賤的階級漸平，貧富的階級以起。然而當這時代，國家的政治權力，不是縮小了，而反是擴大了。因為政治是所以調和矛盾，也可說是優勝的一個階級用來壓迫劣敗的階級的。社會的矛盾，日益加甚，自然政治的權力，日益加大。但是這時候，代表政治上的權力的，不是從來擁有采地的封建主，而是國王所信任的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