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講中國思想的人，往往把明、清間一班大儒，如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等，算入清儒之列。其實這一班人，以學術思想論，決然該算入宋、明時代的一個段落中。雖然他們也懂得考據，然而考據畢竟和人的思想無關；況且他們的考據，也多帶主觀的色彩，算不得純正的考據。宋、明的學風衰息，而另開出一種清代的學風，一定要到乾、嘉時代的考據，然後可以入數。而這時代的人，卻是比較的缺乏思想的。不但說不到政治上的根本問題，對於政治，也比較的不感興趣，所以我說，清代是政治思想消沉的時期。
但是乾隆中葉以後，朝政不肅，吏治敗壞，表麵看似富強，實則民窮財盡，岌岌不可終日的情形，已經完全暴露。深識遠見之士，每多引為深憂。到嘉慶之世，教匪起於西北，艇盜擾於東南，五口通商之役，霹靂一聲，《南京條約》，竟是城下之盟，更其不必說了。所以到此時代，而政治思想，遂逐漸發皇。
這時代的政治思想，我們可以舉一個最大的思想家做代表，那便是龔自珍。他的思想，最重要之點有二：（一）他知道經濟上的不平等，即人們的互相剝削—經濟上的剝削，是致亂的根源。他卓絕的思想，見之於其大著《平均篇》。本來以民窮財盡為致亂的根源，曆代的政治家多有此思想。但是龔氏有與他人截然不同的一點。他人所謂貧，隻是物質上的不足，而龔氏卻看穿其為心理上的不平。曆代承平數世之後，經濟上總要蹙然感覺其不足。在他人，總以為這是政治不良，或者風俗日趨於奢侈所致，在龔氏，則看穿了這是社會安定日久、兼並進行日亟所致。所以在他人看了，這隻是一個政治上、道德上的問題，在龔氏看了，則成為社會問題。此種卓識，真是無人能及。至於社會問題，應該用政治之力來解決，至少政治應該加以幹涉，這是中國人通有的思想，龔氏自然也在所不免的。（二）他總覺得當時的政治，太無生氣；就是嫌政府的力量，不足以應付時局。這種思想，也是當時政治家所通有的，但龔氏言之，特別深切著明，其所作的《著議》，幾乎全是表見此等思想。將經濟上的不平等，看作政治上的根本問題，這種思想，從前的人是少有的。至於嫌政府的軟弱無力，不足以應付時局，則是從前的人極普通的思想。康有為屢次上書，請求清德宗變法；他所以鍥而不舍，是因為他認為“專製君主，有雷霆萬鈞之力”。但是專製君主，究竟有沒有這個力量呢？這就是開明專製能否成功的根本原因了。關於這一個問題，我的意見是如此的：
中國的政治，是一個能靜而不能動的政治。—就是隻能維持現狀，而不能夠更求進步。其所以然，是由於：（A）治者階級的利益，在於多發財，少做事；（B）才智之士，多升入治者階級中，或則與之相依附；其少數則伏匿不出，退出於政治之外，所以沒有做事的人。君主所處的地位，是迫使他的利益和國家一致的，但亦隻能做到監督治者階級，使其虐民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這些話，從前已經屢次說過了。因此之故，中國政治，乃成為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作官的人，並不求其有什麼本領；試看學校科舉，所養所取之士，都是學非所用可知。因此，中國的官吏，都隻能奉行故事；要他積極辦事，興利除弊，是辦不到的。要救此項弊竇，非將政治機構大加改革不可。用舊話說起來，就是將官製和選舉兩件事，加以根本改革。若其不然，則無論有怎樣英明的君主，勵精圖治，其所得的效果，總是很小的。因為你在朝廷上，無論議論得如何精詳；對於奉行的官吏，無論催促得如何緊密；一出國門，就沒有這回事了—或者有名無實，或者竟不奉行。所以中國君主的力量，在實際上是很小的。即他所能整頓的範圍，極其有限。所以希望專製君主，以雷霆萬鈞之力來改革，根本上是錯誤的。因為他並無此力，開明專製的路，所以始終走不通，其大原因—也可說是其真原因，實在於此。
此等道理，在今日說起來，極易明白，但在當日，是無人能明白的—這是時代使然，並怪不得他們—所以所希望的，盡是些鏡花水月。我們試舉兩事為證：當清末，主張改革的人，大多數讚成（一）廢科舉，或改革科舉；（二）裁胥吏，代之以士人。隻此兩端，便見到他們對於政治敗壞的根源，並沒有正確的認識。從前的科舉，隻是士人進身的一條路。大多數應科舉的人，都是希望做官的。你取之以言，他便以此為專業，而從事學習。所以不論你用什麼東西—詩賦、經義、策論—取士，總有人會做的。而且總有做得很好的人。大多數人，也總還做得能夠合格。至於說到實際應用，無論會做哪一種文字的人，都是一樣的無用—詩賦八股，固然無用，就策論也是一樣—所以從前的人，如蘇軾，對於王安石的改革學校貢舉，他簡直以為是不相幹的事。至於胥吏，從來論治的人，幾於無不加以攻擊。我卻要替胥吏呼冤。攻擊胥吏的人，無非以為（一）他們的辦事，隻會照例，隻求無過；所以件件事在法律上無可指摘，而皆不切於實際；而萬事遂墮壞於冥漠之中。（二）而且他們還要作弊。殊不知切於事實與否，乃法律本身的問題，非奉行法律的人的問題，天下事至於人不能以善意自動為善，而要靠法律去督責，自然是隻求形式。既然隻求形式，自不能切合於實際，就使定法時力顧實際，而實際的情形，是到處不同的，法律勢不能為一事立一條，其勢隻能總括的說一個大概，於是更欲求其切於實際而不可得。然而既有法律，是不能不奉行的。倘使對於件件事情，都要求其泛應曲當，勢非釋法而不用不可。釋法而不用，天下就要大亂了。為什麼呢？我們對於某事，所以知其可為，對於某事，所以知其不可為，既已知之，就可以放膽去做，而不至陷於刑辟，就是因為法律全國統一，而且比較的有永久性，不朝更夕改之故。倘使在這地方合法的，換一處地方，就變為不合法；在這一個官手裏，許為合法的，換了一個官，就可指為不合法；那就真無所措手足了。然則法律怎好不保持統一呢？保持法律統一者誰乎？那胥吏確有大力。從前有個老官僚，曾對我說：“官不是人做的，是衙門做的。”他這話的意思，是說：一個官，該按照法律辦的事情多著呢，哪裏懂得這許多？—姑無論從前的官，並沒有專門的智識技能，就算做官的人都受過相當的教育，然而一個官所管的事情，總是很多的，件件事都該有縝密的手續，一個人哪裏能懂得許多？所以做官的人，總隻懂得一個大概；至於件件事情，都按照法律手續，縝密的去辦，總是另有人負其責的。這是中外之所同。在中國從前，負其責者誰呢？那就是幕友和胥吏。幕友，大概是師徒相傳的。師徒之間，自成一係統。胥吏則大致是世襲的。他們對於所辦的事情，都經過一定期間的學習和長時間的練習。所以辦起事來，循規蹈矩，絲毫不得差錯。一切例行公事，有他們，就都辦理得妥妥帖帖了。—無他們，卻是決不妥帖的。須知天下事，非例行的，固然要緊，例行的實在更要緊。凡例行的事，大概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萬不能一日停頓。然則中國從前的胥吏幕友，實在是良好的公務員。他們固然隻會辦例行公事，然而非例行公事，本非公務員之職。他們有時誠然也要作弊，然而沒有良好的監督製度，世界上有哪一種人，能保其不作弊的呢？所以中國從前政治上的弊病，在於官之無能，除例行公事之外，並不會辦；而且還不能監督辦例行公事的人，使之不作弊；和辦例行公事的公務員—幕友胥吏，是毫不相幹的。至於幕友胥吏的製度，也不能說他毫無弊病。那便是學習的秘密而不公開，以致他們結成徒黨，官吏無法撤換他。然而這是沒有良好的公務員製度所致，和當公務員的人，也是毫不相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