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休提，言歸正傳。內憂外患，既已不可收拾了，到底誰出來支持危局呢？在鹹同之間，出來削平大亂，而且主持了外交幾十年的，就是所謂湘淮軍一係的人物。湘淮軍一係的人物，領袖是曾國藩，那是無疑的。曾國藩確是有相當政治思想的人。他的思想，表見在他所作的一篇《原才》裏；這是他未任事時的著作。到出而任事之後，他的所以自誓者，為“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確實，他亦頗能實踐其所言。所以能有相當的成功。他這種精神，可以說，還是從理學裏來的。這也可說是業經衰落的理學，神龍掉尾，最後一次的表演。居然能有此成績，那也算是理學的光榮了。然而理學家立心雖純，操守雖正，對於事實的認識，總嫌不足。其中才力大的，如曾國藩等，不過對於時事，略有認識；無才力而拘謹的人，就再不能擔當事務了。實際上，湘淮軍中人物，主持內政外交最久的，是李鴻章。他隻是能應付實際事務的人，說不上什麼思想。
五洲萬國，光怪陸離的現象，日呈於目，自然總有能感受之而組織成一種政治思想的。此等思想家是誰呢？第一個就要數到康有為。康有為的思想，在中國，可以說是兼承漢、宋二學之流的。因為他對宋學，深造有得，所以有一種徹底改革的精神。因為他對於漢學，也有相當的修養，又適承道、鹹以後，今文家喜歡講什麼微言大義，這是頗足以打破社會上傳統的思想，而與以革命的勇氣的；所以他能把傳自中國和觀察外國所得，再加以理想化，而組成一個係統。他最高的思想，表見在他所著的《大同書》裏。這是要想把種界、國界、家族製度等，一齊打破的。他所以信此境之必可致，是由於進化的觀念。他進化的觀念，則表見於其春秋三世之說。大同是他究極的目的，和眼前的政治無關。說到眼前的政治，則他在戊戌變法以前，是主張用雷厲風行的手段，一新天下的耳目，而改變人民的思想的。政變以後，亡命海外，對於政俗二者，都觀察得深了，乃一變而為漸進主義。隻看他戊戌變法時，上疏請剪發易服，後來卻自悔其誤，就可知道；他所以堅決主張立憲，反對革命，其原因也在於此。康有為到晚年，對於時局，認識有些不清楚了。他堅決反對對德宣戰，甚而至於參與複辟，就是其證據。但他的議論，有一點可以注意的，便是他對於政俗二者，分別得很清楚。他對於政，固然主張改變，然其牽涉到俗的一部分，即主張審慎。至於社會上的事，則主張取放任主義，不加幹涉。社會亦如自然物然，有其一定的法則，不是我們要他怎樣，就可以怎樣的。這在現今，已經是很明白的道理。然在現今，仍有許多人的舉動議論，似乎是昧於此理的。那末，他們自以為新，其實思想不免陳舊。像康有為這般被目為陳舊的人，其思想，反有合於新科學了。康有為是頗頑固的，他的世界知識，得之於經驗的或者很多，得之於學問的，實在很少，他的見解，怎會有合於新科學呢？那隻好說是“真理是具存於天壤的，不論你從哪一方麵去觀察，總可以有所得”的了。